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一日，一位学生被某老师怀疑偷窃，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该老师一拳。被打的某老师坚持要开除丰子恺，李叔同说：“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最后，在李的努力下，丰子恺只是被记过一次，免于被开除的厄运。
丰子恺回忆，上音乐课时，有人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人将痰吐在地板上，李叔同“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叔同这种教育学生的方式让有些学生很是吃不消，丰子恺回忆，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丏尊的绰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一天，李鸿梁在木炭画教室里，走到石膏模型前去看说明卡，不料挡住了后面正在改画的李叔同的视线，他有些不大高兴地说：“跑开！”李鸿梁少年气盛，听了颇为不满，便走回自己的位置上，故意敲了画板一下，以示不快。午饭后，工友闻玉对李鸿梁说：“李先生请你去。”我李鸿梁知道李叔同找自己一定是为了上午的事，心里不免有点惴惴。但李叔同见到他后并没有改变常态，而是把他领到房间里，关上门，轻轻地对他说：“你上午有点不舒服吗？下次不舒服请假好了。”接着又随手把门拉开说：“你去吧，没有别的事。”李鸿梁惭愧得好几天和李叔同当面讲话。
又一次，李鸿梁从图画教室里出来，随便高声问道：“李叔同到哪里去了？”谁知李叔同立即从教室隔壁的小房间里走出来，吓得李鸿梁从扶梯上连滚带跳地逃了下来。但李叔同的声音并没有变化，仍很自然地问道：“什么事？”而此时李鸿梁已汗透小衫了。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中回忆，李叔同在杭州师范任教时，书桌上常放着刘宗周的《人谱》，“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李鸿梁回忆，李叔同弹琴十分严格，无论附点、切分音、休止符、强弱等等都非常注意，非常准确。每周他让学生将上周教的曲子弹给他听，觉得满意的，他便在本子上写一个“佳”、“尚佳”或“尚可”等字样。如果不满意，他立刻站起来，用天津腔的上海活说：“曼好，曼好，不过狄葛浪好象有点勿大里对”（这里有点不大对），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这里）还要延长一点”等等。学生也不用辩解，因为即使辩解，他也决不再讲第二句话。学生只好赶快退出来，回去继续练习，等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给他听。
李叔同对于友人求书，立即磨墨挥毫，有求必应。有时写完还剩下一些墨，他便对学生们说：“谁有宣纸可以拿来！”学生们便马上去拿，直到墨写完为止。
1917年，刘质平赴日本学习音乐，因经济拮据，他便向老师李叔同求援。当时李叔同的薪金为l05元，这份薪水要负担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他从自己的生活费中再挤出20元负担刘的生活费，直到刘完成学业。他在给刘质平的信与刘约定：这是基于师生情谊的馈赠，并非是借贷，将来不必偿还；不得将赠款之事告知第三者，即便家人也不可提及；赠款期限以刘质平毕业为准。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也。
弘一法师剃度后，李鸿梁到大慈寺去拜访，但被寺僧所阻，说法师不见外客。李便与寺僧吵了起来。法师闻讯出来，看到李后，忙向众僧道歉：“对不起，他是我的学生。”法师便嘱咐李鸿梁，以后来访，一定先约定日期时间，以免再受阻难。又一次，李到到招贤寺去见法师，法师恐怕李又被阻拦，早早在山门前等候。所以李鸿梁再去见法师，必定遵守约定时间，免得法师久等。
弘一法师初入佛门时，曾要求自己：“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弘一法师晚上收到邮寄来的快函，并不启封阅览，只是说，不管有任何要紧事，也要明天再办，何必急急自扰，妨碍睡眠。
丰子恺回忆道：“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1920年，弘一法师到衢州，衢州驻军团长三次求见法师，法师拒而不见。沙弥再劝，法师说：“他要见我无非求一字，这就赠他一张佛号，烦你转交吧！”
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不见，他的师傅寂山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只好扫兴而归。
弘一法师居青岛湛山寺时，市长沈鸿烈与朱子桥同来请见，弘一只见了朱，当朱说起市长相见时，他急忙向朱小声和蔼的说：“你就说我睡觉了。”次日上午，市长请他赴宴请，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尤墨君回忆，弘一法师见的最多的是劳动者，次为知识分子，不见官僚。见来访者后，常以《普贤行愿品》中的四句偈语相赠：“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
弘一法师曾应泉州叶青眼居士之请，于温陵养老院中为院董诸老人开示净土法门。准备开讲之时，一位地方要员来到院中，叶青眼频频起身，招待要员。法师极为不喜，当即表示取消这次开示。叶忙连声忏悔，弘一这才答应改在明天开讲。
黄福海到福林寺看望了弘一法师，几日后，一位小和尚奉法师之意给他带来一幅小中堂，及一大卷书件。黄福海打开一看，发现除了书件，还附了许多大笑不已的碎纸条。小和尚解释说，纸条是他以前送给法师的纸张，裁了书写后剩下来的，现在一并还给他。黄听罢对弘一法师之惜物很是感叹，小和尚见他惊讶，说道：“我曾看见法师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条，宝贝似的带回去，洗干净了准备补缀破衣裳呢。”
弘一法师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
夏丏尊说弘一法师：“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弘一法师律已甚严，弟子犯了戒，他极少当面斥责，而是惩罚自己，不许自己吃饭，因为他认为自身的德性与感化力不够，未能使他人行正道，同时这样也是为犯错之人忏悔。弟子们知其习性，每逢他不吃饭，便知自己有错，赶紧想法改正。
1930年，有一20多岁的年轻和尚持弘一法师的介绍信，到李鸿梁处学习绘画。第二日，弘一的快信到达李处，他在信中说，某僧前来学画，希予以方便，但切勿告知他的通讯地址，信尾还附有一句：“此信阅后毁去。”李鸿梁颇觉奇怪，后来才知道此僧喜出入豪门，交结权贵，实无意于书画，故法师远之。
每到一地，弘一法师总是避开众人，偶然遇见有人走来，他总是回避走开，似乎有些怕人，其实他是为了免去别人向他行礼的麻烦。每每有人向他行礼，他总是原样回礼。平日出家前的学生前来拜访，向他磕一个头，他也向学生磕头回礼。
离开青岛湛山寺时，弘一法师去向俊虚法师辞行，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纸条，上书：“第一、不许预备盘缠；第二、不许备斋饯行；第三、不许派人去送；第四、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第五、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俊虚法师知其性情，只好答应。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战爆发时，他正在青岛，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对人承诺，故坚持守诺，等到中秋节后再离开。随后战火蔓延，上海已是炮火连天，相较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便写信劝大师暂留青岛。然而，大师仍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陷落的前几日，大师抵达上海。二人几年不见，彼此都已觉得老了。大师见夏面带愁苦，便笑着劝慰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大师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回厦门。第三天，夏丏尊前去看望。大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大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经。此等风光，夏丏尊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次到上海，夏丏尊请大师与其同摄一影。次年天，夏将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道：“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弘一法师病重时，每天照常工作，他对前来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暮年，弘一大师给自己取名“二一老人”。这两个“一”出自“一事无成人渐老”，以及吴梅村的绝命词“一钱不值何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