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么阴暗的人，一直怀疑直播智利矿工依次升井时，中国人按心情分成了两拨：一拨数量很多，希望三十三人悉数升井，好证明些什么；另一拨数量很少，希望三十三人升着升着，就卡住了，也证明些什么......对后一种人来讲，现场冲上来一中年妇女披头散发跟总统皮涅拉厮打起来，就精彩了，要是辅以飞鞋，简直完美了。中国媒体就会用上《智利总统作秀不成反被抓扯，飞鞋掷中该国矿产腐败内幕》这样的标题。
可是很不给面子，三十三人有名有姓，六十九天无一死亡，那些智利矿工上来也不感谢国家，有去湿吻女人的，还有踮球的，队长也是最后一个才升井......这样很没正形的场景让我国安监总局宣传处处长李豪文心情复杂，脑子里一方面还有瓦斯，另一方面又不能忘了马克斯，马克斯和瓦斯混合在一起，就炸出一句“智利队长最后一个升井与我国领导下井制吻合”。
然后，广西南宁一矿领导下井检查安全设备时就窒息而死了。
太巧了，差不多是天作之合。上面情景很适合用蒙太奇表现，所以说中国没有好的悲剧也没有好的喜剧，是不对的，别人的喜剧就是我们的悲剧，别人的悲剧就是我们的喜剧。那个中国导演要是真把王家岭矿难拍出来拿去戛纳，别人一定会把这个放在跟憨豆先生一个组团参展。每回哪儿出现矿难我会想起李杨，那个拍过《盲井》的导演。两年前的某段时间我常和他坐路边吃涮羊肉，喝大酒，当时他有些郁闷，拍出了像《盲井》这样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却不可以公映。也不给不公映的理由，反正只能像A片一样被偷偷传来传去。李杨是个天真的人，后来他就想拍部摧枯拉朽的爱情电影，还问我可不可以帮他写这样的故事，可我是写李可乐寻人记这种市井小说的，写不出也不信摧枯拉朽的爱情......后来听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搞了《山楂树》，剧本跟项目计划都写出来了，临到头却换成一个着名的团体操导演了。这对他是个沉重打击。
李杨就是电影行业的煤黑子，一辈子升不了井。这个国家有很多有才华的作家、音乐人、画家、学者包括厨子，他们都是那个行业的煤黑子，一辈子升不了井。这不是因为技术原因，就像智利和王家岭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是真相原因。电影是不准公映的，名单是不准公布的，过程是不准公开的......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不准公映的A片，人人都是永不升井的煤黑子。你不要以为今天早上来到中关村上班了，其实是又下了一回井。你不要感谢公司补贴你一个月的夜班费了，其实这跟发给你提前的抚恤金没什么区别。不同的只是互问“上班了，下班了”或“上井了，下井了”。
升井那会儿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嫦二升空/矿工升井，二选一，哪个更伟大”的选择题。一些老师很不高兴，我就改口说“他们只是三十三人有名字，我们却在搞人口普查。他们花了六十九天的时间救人，我们花了一万年去宣传”。他们还是不高兴。让我觉得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专家观点是：那些矿工出书的几百万版税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出版社的炒作，他们井下井上的生活也是分了三六九等的，悲哀地透支了一辈子的幸福。
我不是当成智利问题而是当成智力问题来看这个专家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矿工真的很需要拥抱资本主义出版社，神啊，请你分三六九等来炒作我吧。
很多时候我看到新闻联播就想发笑，这如同别人院里天天飘出肉香，而我们却被告诉那其实是屎味。可我即使没尝过肉香的好，也知道屎味的坏，你老是把肉香说成是屎味，长期这样，我就有央求给我一次品尝隔壁屎味的冲动。估计这种跟生理本能对着干的搞法也让有关部门不胜其累，最近忽然改成了很明白，忽然明白井下是要有紧急避难所的，忽然明白学校钢筋是要有一定强度的，忽然明白强拆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你这么久才明白，这可让我真不明白。好在我们的人民其实是很乖的，不该明白的绝不主动去明白，比如这次就绝不可去明白别国的三十三人全是有名字的，而我们的人则全都无名。而经历了喝开开、做梦梦、躲猫猫，才明白世上最牛逼的死法，不是如何死，而是死了却不可以上死亡名单，前者只是不能证明如何死，后者连是否死了都没法证明。这才牛逼。一个“自来”的朋友告诉我：张艺谋的里无名曾说，人无名可以专心练剑，矿工无名可以专心开矿。
这时你就明白过去十年我国煤矿产量占世界四成以及死难人数占八成的原因了。
我是带着娱乐心态来看智利升井的，一个矿工居然还可以有情人驻守，这真丢脸，要是在中国，妇联的同志早胁其走掉。矿工怎么可以有情人呢？这是只有官员才可以有的。我所不明白的，也不想明白了，在一个官员上去就下不来，矿工下去就上不来......的国家，探讨这些很没意思。综合这个国家这几年互联网史的情景，我感觉是：—直在思考，从未想明白；一直在围观，从未有真相。
最后的无名是：这篇发上去两个小时后，平顶山又出事了，当场死亡二十人，被困十七人。屁民们都在叫嚣“矿长在井下否”，我认为肯定在井下的，即使不在，可就地穿越三年前任命一个，这次不幸英勇牺牲，无名，可大肆宣传使之有名，此事就和谐了。
别人在升井，我们在升天。是为真相。
16/1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