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城。
北京是座很大很大的城。
虽然，北京并非中国唯一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天津、重庆、长沙和广州等，都是不容小觑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首先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随着浦东的开发，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远远不止于此。她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同时上海还是全国利税大户，2010年的世博会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上海完全有资本被冠以“大上海”之称。
但是，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在作家王安忆看来，上海刮的风就首先输给了北京：“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
无怪乎易中天要在中强调：“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路大欺人
北京城的大，你的脚会首先体验到。
有句俗话叫“看山跑死马”，那正是对北京立交桥的生动描述。一对外省父子，儿子高中北京著名学府，老父亲自送他入学。来的时候学校派校车接了，回家时老父图个新鲜要自己“溜达”，结果一出门就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老父亲感慨万千，回家就发了篇博客诉苦：
“当时在入口刻意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就在眼前，可是相隔的是：宽阔无比的、川流不息的、纵横交错的、不可逾越的、令人眼晕的西直门立交桥。如是‘家’里的桥，跨过、穿过、走过也就是了，这点毋庸置疑，可面前的庞然大物，如何是好？”
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有篇名为《北京立交桥》的课文，对这“庞然大物”有更理性的描写：“西直门立交桥与建国门桥风格迥异。顶层机动车车道是圆形转盘；中层非机动车道是椭圆形转盘。整个空腹转盘桥外径东西长140米，南北长95米，比工人体育场的足球场面积还要大。凌空鸟瞰，有人说它犹如满月，有人说它好似盘龙。”
这样的“大”桥，想要走几步就跨过去，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就算打的士，也肯定跳表。北京人自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否则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立交桥已经像“满月”，像“盘龙”了，那作为这座大城市大动脉的大马路就更不能含糊了。根据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的内容，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至80米。
这样的“大马路”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梁思成对于长安街的宽度倒是曾有一段幽默的评论，他说：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
毕竟博尔特只有一个，100米只用9″72的速度通过的，也只有他一个。假使住在北京城里，天天要过这样的大马路，恐怕世界飞人也飞不动了。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北京是把眼睛放在额头上的，做大做强，但看不到下面人的“疾苦”。作为一名定居北京的有文化的香港人，陈冠中就直接称北京缺乏“生活质感”，是“一片充满绿洲的沙漠”。
陈冠中觉得，北京不是一座可以步行的城市，路很宽，却缺少有生活感的街道。北京的整个规划造成现在孤岛型的建筑，每个孤岛自己都有商场，都有写字楼，都有住宅。孤岛型建筑旁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景观，弄点假绿地什么的，这些绿地不能用，更不能形成有意思的公共空间，所以老百姓都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城市结构不连贯，导致商业都受影响。“我们以前觉得香港太挤并不好，但现在看来说不定有好处，比如尖沙咀、铜锣湾，各种街道大家都可以穿过、可以走路。北京却很少有一条街是这样子的商业街道。”陈冠中如此感叹。
既然这样的“宽阔”并不便利，是早已被梁思成们预见的事实。为什么北京城仍执意“路大欺人”呢？
说白了，原因只有一个：咱是首都！
华夏神州，泱泱大国，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心脏——北京，小得起吗？不能小，也不敢小。建国初期，在对改建与扩建北京城的方案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国家计委就曾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的态度异常坚决。
1956年10月10日，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北京的马路究竟该多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万事待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那个意识形态还很浓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也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之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显然，离开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讨论北京城如今的“路大欺人”，那肯定是说不清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上世纪50年代末，抗美援朝刚结束那会儿，在征求对北京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一条建议：“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所以说，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心脏，所以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北京城何时简单过？
正如易中天在他的中提到的那样：“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所以，尽管北京的中心城区没有上海那样的摩天大楼，但你仍不得不仰视这座城市。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
天安门上“主义”升
无疑，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对于天安门的重要地位，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做过诠释。但对这道门做出最生动描述的，可能要算是那位上海人——周立波。他在自己的《诙词典》中解释上海话“轻头”（qintou）一词时，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小时候正处‘文革’中后期，有一次和妈妈去了北京天安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天安门，但是天安门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印象中的天安门应该是金光闪闪的，但是在我面前的天安门却看不到一丝金光，于是，我就在天安门前号啕大哭：‘妈妈呀，天安门没有闪金光呀——’妈妈一紧张，赶紧说：‘有金光的，有金光的。’我再看了看还是没有，于是继续大哭说：‘没有金光的，没有金光的，骗人的呀——’妈妈一看周围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情急之下扇了我一巴掌问道：‘看到了伐？’我晕头转向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不止看到金光还有很多金星。’这个就属于年少无知、说话呒轻头。在那年代，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天安门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作为中国新文化开幕式的五四运动是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是在天安门前上演的。尽管现在的小朋友不会再深究天安门到底闪不闪金光的问题了，但是有更多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披星戴月赶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仪式了。据统计，从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2001年5月1日这十年间，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达到了1.1亿。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和在上海陆家嘴的某根旗杆上升国旗，有何不同？你肯定觉得这是个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北京啊！只有北京的天安门才有这个资格，被全国人民千里迢迢专门仰视的资格。
为了确保相当数量的“观众”到场，官方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首先对升旗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和策划，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国人民广而告之，然后就是制定《国旗法》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
在天安门前升旗仪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其实，你大可以再想深一点——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又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
别以为升国旗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到了北京天安门，就不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北京的与众不同。作为中国的心脏，北京这座城市，无小事。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因为在这条中轴线上，交织着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权力与信仰。
《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这几句话让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联想到了北京这条中轴线上的空宅子：“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
“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