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建设世界城市”被定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个目标的具体完成时间被定为2050年。一时间，北京目前到底离“世界城市”有多远？怎样全速前进？成为专家、媒体热议的焦点。而我们这本书更关心的是，当北京拖着1755万（专家预计到2020年将突破2500万）常住人口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的时候，作为这1755万分之一的你，会过得更好吗？
你或许会好奇，“世界城市”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和东京。“世界城市”代表的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北京立志成为“世界城市”，那她必须在这五个科目上完全达标，也就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由此可见，成为世界城市，对北京而言，无疑是一次内外兼修的考验。但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北京首先都应该是一座“宜居之城”，否则一堆没有人气的钢筋水泥，谈何吸引力？即便将来在某些官方数字上，她貌似完成了指标，那也不过是一座冷冰冰的世界城市标本。
在这一点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 L．Soule），显然有更“痛楚”的感悟。他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并自认深爱北京这座城市，但他于2005年重返北京并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后，不由痛心地感叹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
“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意：机械地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诚如19世纪末的美国，开发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领域只是事后的想法。也许有些人以为光秃秃的大广场和符号式的文化机构就足以代表公共事业的建设了。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有果必有因，作为一个局外人，苏解放毫不客气地指出：“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市长都想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但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
另外，“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很显然，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缺乏“北京特色”，以及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这个事实让一个老外痛心疾首。其中，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历史文化建筑被大量破坏，更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苏解放不明白，“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
但是，富有北京特色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飞快消失。建国初期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统计只剩下约3900条。根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约62.5平方公里的旧城里，旧城四合院传统建筑风貌区以及传统和现代混合区的面积，仅占总量的43.7％；已呈现的是完全现代化风貌的区域占36.67％；已成为道路、现代广场的面积占19.63％。这些能反映老北京原汁原味的旧城传统建筑，近年来以年均减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无怪乎，香港作家和摄影师廖伟棠不得不感慨：“在北京，你找不到北京。”
其实，对于北京城的扩建和改建，早在1950年，梁思成就提出了“旧城唯上”的理念。他坚决主张在北京西区另建新城，让长安街像一条扁担，把它们挑在大地的肩上，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另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新旧两立，古今兼顾”，“平衡发展”。
但是，他与陈占祥等建筑学家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被中央否决了。毛泽东说：“从天安门望过去，应该到处是烟囱。”也就是说，北京不仅要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还要成为巨大的工业基地。“工人阶级在首都人口中要占有优势比重。”北京的重工业指标迅速上涨，终于成为仅次于沈阳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工业给北京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地、水、房越来越紧张，污染越来越重。晚年的周恩来曾感叹：“什么时候我再能看到北京的蓝天呢。”最重要的是，从穷乡僻壤走上天安门的政治家们，决心很大，他们要破除一个旧北京，建设一个新北京。梁思成的方案必然被否定。
那么，像胡同这样一大批代表老北京市井生活的历史建筑被拆了之后，在北京城的中心区域又盖了些什么呢？你恐怕得去问问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开发商了。
截至2005年，北京拥有高尔夫球场约100个，通过卫星影像图显示，很多球场都建设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公共绿地、耕地等地方。“北京的别墅项目已超过300个，数量过多。大量的城市公共绿地被侵占，导致其为少数人和部分利益集团服务，这种现象值得警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说。
2005年北京房屋建筑面积达到5亿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1.5亿平方米，且80％的房屋都集中在中心城以及近郊区。这样的建设速度，势必让中心城区膨胀，与居民生活所需要达到的舒适度背道而驰。
之前已经提过，长久以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采用的是“摊大饼”的模式，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莫斯科的这种转变，被称为世界各大城市中规划得最好的。而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却还在沿着当初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在城市建设上，不管北京的“表面”功夫做得如何，是好是坏，总之她是做了，而且做足了。那么，其他的呢？其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她做得如何呢？
2004年7月10日，北京市区遭遇暴雨，城区数百路段和小区发生积水，有的地区出现交通、电力中断的情况，门头沟区还引发了泥石流。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牛有成这样总结这场事故：“北京城的主要问题是缺水，由于多年干旱，各部门抗旱很有经验，但多年未遇洪水。”但温家宝总理随后批示，从长期看，要对城市建设进行一些反思，将首都建设得更好。
实际上，这次北京下暴雨造成交通阻塞与城市排水系统有很大关系。温总理的话很委婉，而媒体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中国青年报》于7月13日发表文章《我国城市规划怪现状：只建大广场不修排污道》。文章指出了中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三个毛病：愿意建大广场，不愿修排污道；请专家去搞规划只是做做样子；互相攀比着要把城市做大做强。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邹时萌说：“现在，有大广场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却很少。”这是因为，“广场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人看得见，而污水处理系统与城市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活虽然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投入大、运营费用高、一般人看不见，所以地方政府领导并不重视”。
在北京，“许多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尽管中国的经济政策自1979年以来已经改变，那种固守成规、机械地把规划当作工程施工和摆房子把戏的观念却在抗拒变革。从长计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就将是不可持续与不宜居住的后果”。
前后对比，梁思成的话言犹在耳：“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面对如今这个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洋裤褂”的北京，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或许正如苏解放感叹的那样：“这是一种功能紊乱的体制，置身其中，建筑师和评审者在玩着同一个游戏，而不得不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后果中的人们却被排斥在外。受益的只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这谈不上任何的公平。”
北京，这座不平凡的城市，或许从来就不属于平凡的你我他。
结语
北京不是上海，不是深圳，也不是广州，她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那座城市，她是首都。过去，她听权的；现在，她既听权的，又听钱的。什么时候，她听过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在世代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一个满怀憧憬、千辛万苦想要在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的话呢？
“与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世界城市相比较，北京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主要并不在人均GDP、高楼大厦和环形道路方面，而在绿色、协调的生态系统和世界交流的关键节点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说。
要弥补硬件设施的不足，并非难事，但北京需要真正从民生出发，不仅以首都的形象，而是以一座宜居的城市的姿态，来吸纳更多的外来力量，却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因为她当老大太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