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皇城保护区的楼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这座城市对房价却没有开辟出相应的“保护区”，反而任其在城内肆无忌惮地疯涨。于是，在北京城里——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远高于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北京的房价进入了一个怪圈。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此话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连温总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这场战役的严峻性。
究竟谁有权住在城里？
去北京旅游，踩着人力车的北京爷们，领着你在大小胡同里转悠时口若悬河，同时会颇有意味地告诉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儿，皇城根下有哪栋楼房不长眼敢超过天安门？没有。至少在皇城保护区内是真没有。
人爷们没瞎掰。根据2003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规定：“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新建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新建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同时规定，“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实际上，北京市的楼高，因为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地位，而整体呈现出有趣的阶梯状。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先生的介绍，北京对高大建筑的控制，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旧城里不限制楼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后，限制现代化的楼房在旧城里再有新的建设；限制楼房高度具体方法是以故宫为核心，故宫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筑高度可以比较高，离故宫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宫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旧城边上建45米，是采取这样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后，北京旧城里建筑采取了严格限制，是整体保护的措施，旧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内要体现保护，旧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体现发展。
其实，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规划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详规考虑到北京旧城区平缓开阔的特点，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风貌，从城市空间的形态、尺度上规定，整个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建筑高度向外分为7个层次逐步升高，构成一个内低外高，平缓的城市天际线。按照该规定，故宫、后海一带为原貌保护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为30米控制区，东二环、西二环一带为45米控制区。由于规划在前，这些年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基本形象呈现为，城里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北京城存在两个相映成趣的“阶梯”，除了上述的楼高阶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将近1500万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4个近郊区。近郊区的人口密度已是10个远郊区县的15倍。
据《北京日报》同期的报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区分布呈梯度变化，即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区次之，为5669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县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区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区的4倍，远郊区县的63倍。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已经成为北京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人口密度也呈现鲜明的阶梯性变化。
你可以跳出来，居高临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里的人居状况——这座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向外扩散，楼房越盖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气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而整个中心城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满为患。
有着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旧城原有的2000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包括1300万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一。原来北京的3050条胡同，至2003年，道路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仅有1600条，旧城内被直接称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条。
很显然，这剩下的老北京旧城，确实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护旧城，清空保护区内的“多余人口”时，北京仍未改变其一贯的“先拆后补、先大后小”的行事原则。
旧城保护为大，个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个普通的日子，71岁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发愁。屋外，是已拆毁房屋的残垣碎瓦，屋里，是满地的家当什物。电视机洗衣机，带走；沙发和大衣柜，扔下；旧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卖掉。她已经这样收拾了好几个月。
北京大栅栏甘井胡同29号，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约住了六七户人家。现在它被劈成两半，有三户人家的房子被划入煤市街道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他们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自从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动工，到2月17日，这三家搬迁户已经走了两家，房子也已变成碎瓦砾，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动。拆迁办和街道的人每天都来询问她什么时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
鼓励旧城人口疏散，逐步减少旧城人口数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曾确定了一个将北京185万人口减少到120万的目标。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旧城的实际人口仍有不低于165万人。
人太多，在重点保护的旧城区里，充斥着各式旧楼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里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于旧城的维护，所以拆迁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7年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北京将逐步疏解旧城部分职能，降低旧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北京旧城人口从180万降低到110万，平均每年疏解4万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时期将疏解人口20万左右。”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所有搬迁的居民户都会得到一笔补偿。这里的标准按北京市的87号文件执行，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以李秀春家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个女儿，一共住有一大一小两间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补偿，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万元出头。同时，政府提供了供拆迁户们购买的低价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环以内，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选择永定门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园，房价是每平米4000多元。
“但是，李秀春说，宣祥家园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们三口人没法住，只能买两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来要40万元，她差了10万元，买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里去，李秀春说，本来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现在要乘车倒车，就成了巨大的难事；原来用煤气罐，一个月花40元，以后烧天然气，一个月至少要花到60元；还有物业费，每月又得100多元。这一笔一笔看来都是小钱，但对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经济来源只有每月数百元的退休金。”
面对这样的矛盾，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大栅栏地区改造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其总经理张东承认，他也没办法。“解决不了。这也是困惑我们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少数户。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应该说要我改造这个区域，就我来承担呀。”
北京要发展，必然得进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着推翻和重建。对于“发展”，学者吴祚来有这样的评价：“发展二个字，成为城市的神灵，但有多少人分享了发展带来的福祉与利益？发展是一位财神，只垂爱权贵，而不是太阳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北京利用拆迁的手段，将中心城区的原住民搬走，然后对土地进行重新开发。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块地儿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关国香2005年的调查报告里，提到这样一个数字：在西城区，回迁房价一般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买两居室（70平方米）需要人民币50万元左右，而居民拆迁补偿一般在30万元/户左右，所以，多数拆迁户是承担不了的。
不管李秀春们愿不愿迁、能迁到这座城市的哪个位置，他们终究无法抵挡城市滚滚向前的车轮。不过，又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究竟谁有权住在城市里、住在中心城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唯佳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城市中，有大户、高收入的人群，也应有一部分收入比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机，为高收入者服务。这样的社区才是完整的，可以良性循环的，不可能只住着有钱人。
“京城居，大不易”
事实却并不能如专家所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高房价”在北京城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打了这么多年，它反而越来越“健壮”。
在王云飞撰写的《同核城市》一书中，让我们羡慕地见识了欧美城市的平行格局：“旧金山本身只有120平方公里，75万人。但是通过轨道交通，只需30分钟即可抵达另外一个大城市奥克兰。同样，也只需10分钟即可到达著名的伯克利大学所在地——伯克利城。这样，在宣传册上所出现的人口660万的大城市旧金山即是由上述旧金山市、奥克兰市、伯克利市等城市组合而成。”
而北京的城市格局却伴随着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由一个中心向四周越摊越大，行政机构、科研机构、教育设施、商业设施，无不集中在中心的四周，而不是分散向其他更远的区域。这使得人们义无反顾地涌向中心。
北京的“首位”效应，也让外来者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依然趋之若鹜。据卫生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全国共有三级甲等医院594家，在北京有37家，就数量方面来说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北京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来说是非常高的。”而北京教育实力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信息，列入国家“211”工程计划的学校，包括2005年9月8日起新增的211高校，北京共有23所，数量居全国第一。
正是在这样的“中心”和“首位”效应的诱惑下，28岁的杨刚（化名）和27岁的丁莉（化名）成了传说中的“房奴”。
杨刚是河北邢台人，丁莉则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大妞，俩人属于“办公室恋情”。如今，小两口住在海淀区世纪城一套100多平米的公寓内，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理所当然的最贵的价格。290万总价，首付116万，爹妈抖空家底拿90万、奶奶出20万，姑姑出零头，等待杨刚和丁莉的是30年，每月1万元月供；他俩加一块儿每月13000元的工资，刨去房子的月供1万，仅余3000元生活费。
眼下，小俩口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买家具，平时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对着各种家居论坛，畅想着把家填满，然后无比激动地入睡，醒来又是家徒四壁——杨刚说，家徒四壁还是有些夸张，窗帘是有的，厨卫设施是几个死党凑的份子钱，但也只敢买不入流的，电视机是从丁莉闺房搬过来的，咬牙新买的床，规格也从计划中的1.8米缩到了1.2米。杨刚颇为无奈地说：“搬家一年多了，一直没请人到家玩，客人来了连个坐的沙发都没有。”
专家说月供占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安全的，可现在月供占去大半江山，两人守着3000元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活就像走钢丝，不能跟领导发飙、不能辞职、不能生病，过马路要小心不能出意外……一套房子就把我生活轨迹划定了，只能向前、向钱。”
让杨刚愤愤不平的是97万的银行利息，发誓节衣缩食提前还款，绝不替银行打工。而更让他深感沉重的，就是全家凑的首付。其中20万是奶奶一分一角攒了一辈子的。“给银行还贷是体力活，虽然累但坦然。而对于家人，我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感情债。”
杨刚也有高兴的时候，做不经意状跟人家谈房子，顺带宣布自己住世纪城，顿时引来一阵赞叹：“哥们行呀！学区房，大hOUSE呀！”那一刻，杨刚觉得290万听见响儿了。
可惜这种高兴实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只有妻子丁莉最了解丈夫的变化，她说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小伙儿永远回不来了——“买房子那会儿，全家人替他问来问去，就他自己玩着PSP，还跟小孩儿似的。现在倒好，刚住一年多就老成多了，走路姿势有时感觉像个中年人。”
关于“住房痛苦指数”（即单位平方米房价与月收入比）《世界财经报道》曾于2006年6月发表了一篇报道，将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与我们的北京做了个比较：“东京目前人口是北京人口的近两倍，而北京的面积是东京面积的3倍。如此一算，北京人口密度，仅为东京人口密度的1/6。无论如何，北京的房价都不应该比东京的房价贵。”
“目前在东京市区，一套使用面积80平方米的公寓楼（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附送20平方米的阳台和几平方米的走廊，以及基本电器，包括液晶电视等等，装修一流，大致相当于北京的120平方米的毛坯房）加停车位，售价约为3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25万元，公寓单位平方米的价格约为2.3万元。”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为34510美元（合27.6万元人民币），月收入为2.3万元人民币。东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3万（每平方米平均房价）÷2.3万元（月平均收入）＝1。而同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为：6485元(每平方米平均房价)÷1471元(月平均收入)＝4.41。”我们得出了一个似乎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2005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就远远大于东京。
时至今日，面对坐火箭般蹿升的房价和蜗速前进的工资，北京的“住房痛苦指数”恐怕又更胜一筹了。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2010年3月15日对外发布：2010年1月至2月，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1220元，四至五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4元，五至六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1776元，六环路以外均价为每平方米10409元。
我们不妨再来做个比较。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和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7月17日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的数据指出，北京目前的房价与收入比为25：1。也就是说，一般家庭25年的收入才能购买一套住房。
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其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10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2.2万余元。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681元，户均可支配收入2.7万余元。
2009年，北京商品房价全年涨幅高达73.5%。2008年北京住房市场出售商品住宅平均每套面积110.7平方米，按照2009年11月17810元/平方米的均价计算，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
实际上，居高不下的房价对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问题。在腾讯的财经论坛里，一位北京的中产阶级写给坚持买房的妻子的一封信，引起激烈反响。在此，也邀请您围观：
爱妻：
你好！
请恕我用信件的方式与你交流，因为我不善于吵架，而你又不善于面对面的沟通。
那天你坚持要买房，我解释了几句，你就不高兴了，并且这些天也没有机会交流。那我就用文字来阐述我的观点吧。
记得结婚前，我们就房子问题达成了一致，认为现阶段房价过高，先租房以观其变，再说咱们父母双方的家里也都有咱们的单间。然而，最近股市、房价陡涨，你有些动摇了，所以那天突然为了房子而发起了小脾气，我觉得大可不必，咱有话好好说好了。不是买不起房，咱们的存款、收入，买房是问题吗？问题只是在时间点、质量、选什么开发商等问题上了罢了。
亲爱的，下面咱们就谈到的几个问题来商量一下吧：
首先来看看，时机合适吗？
现在整个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中，咱们国家不例外，甚至更严重。你看看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风起云涌的暴力事件就明白，失业率上升的危害在哪里了、经济危机到了什么程度。
经济本来是有自我调整的，去年以来，经济就一直在调整，世界各国忙着减税，咱国家也有一些自以为懂经济的家伙增税、并且推出了巨额信贷救经济的政策，导致信贷放出来了，但不敢进入实体经济，反而进入股市、房市牟利。看看那些轻松拿到巨额贷款的国企在股市、房市上的作为就知道了：买北京地王的中化方兴买是国企，一上海国企又买了北京大兴地王……由此可见中国实体经济之恐怖：给了钱也不敢投入，只好拿来搞投机。
将来的房价？
看看需求：参加高考的人开始下降了，中小学十几年里不断减少，表明人口结构巨变在即。
看看家庭负债率：中国的负债远超美国了吧？这些买房的年轻人有多少准备好了自己的养老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了呢？这些显性、隐性的负债，能够支撑房价到几时呢？中国的低工资战略，能够支撑房价到几时呢？
房价的周期、涨落，你确实该看看日本、香港十几年来的房地产情况了。网上论述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你见过一直向上飞的飞机吗？房价就是飞机，不可能一直向上飞的。耗尽了油，总会回到地面上的。
再者：房产税也该收了吧？物业费、停车费，该涨了吧？看看买车族的待遇就知道了，费用会不断上升的。我们买了房，就像老牛套上了车，老驴套上了磨，被迫一辈子给开发商当牛做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负担。
数据说话，算算账：你要买的房子260万，按5.94的现房贷利率计算，贷款30年，也要每个月还2万，咱们租个房每个月用不了2万吧。
保值：房子保值吗？在某些国家，房子也许是保值的，但在这个国家，似乎更像传销。一个没有地权、没有质量保证、没有制度保证财产权的房子，谈何保值？击鼓传花，老百姓大多是接最后一棒的那个，现在的你我，真要重复传销的故事？
质量有保证吗？你说那个楼盘仅仅17000元一平米。是的，不贵，但我不愿买房最核心的理由是质量问题。上海那座“自杀”倒下的义楼只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缩影。其实看看汶川北川、看看西客站、亚运场馆出的那些问题你就明白，中国建设部官员说的是对的：“中国房产的平均寿命是30年。”你上新浪网看看时寒冰、牛刀的博客就明白了。我们花200万买一套只能用二三十年的没有地权的房子意义有多大？
老婆，咱们还是不要为买房再争执了吧，为了一个房子，产生争执伤害夫妻感情值得吗？
说了这么多，俺也觉得自己有些罗嗦、段落散乱了，难怪你叫我“唐僧”。今晚，为夫彻夜难眠，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唯望你回心转意，不要上开发商的当，逼迫俺买房。去年经济滑坡时，我听到有收破烂的自杀了，有卖钢铁的自杀了，有种棉花的农民自杀了……但我没有听到哪个开发商自杀了。至于俺说的“开发商不灭，何以家为”，只是一句玩笑话，不必当真。
不是俺残酷，是开发商的代言人说：“如果房价下跌，就把10根钢筋换成5根！”是开发商说：“社会发展，总要有人做出牺牲！”那么，等有开发商不断“牺牲”的时候再买房不好吗？
亲爱的，把钱换成美元等等看吧，房子很快就会有的。大涨之后必有大跌，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终有一天，国家会脱离开发商的绑架。当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价像上海那座大楼一样倒下时，房子就会有的。
现在，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钱、房，而是，互敬互爱、团结、理解，另加，一点点耐心……
此致
敬礼
夫
北京2009-7-11
“小姐离京，房屋上市”？
2010年5月14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则评论《小姐离京房屋上市》，称小姐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若把小姐赶出京城，“估计全市房屋租赁市场将增加20万套以上房源”，出租房源大幅激增，必将使房租呈直线下降。房租越便宜，一部分持币观望者转买为租，对新售房、二手房的需求也将下降。那时“房价出现真正的拐点”。
很多媒体引用这篇报道时，都会在标题前加上两个字：笑谈。也有网友言辞犀利地指出：“把房价上涨的屎盆子扣到小姐头上去，真是厚颜无耻、肆无忌惮、青天白日地欺负弱势群体。为何不敢叫嚣把包养小姐，为小姐、二奶、众姨娘们买房的大爷们都赶出京城呐？柿子拣软的捏，十足的孙子兵法！”更有人开门见山地表示：“降房价赶小姐不如杀贪官。”
这正验证了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观点：住房价格高，可能减缓城市化进程，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楼价不断上涨，还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引爆点，尤其是在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外的年轻人中。
北京的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究竟是谁推高了房价？各路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民间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决定北京高房价的绝对不仅仅是个别消费者的高收入以及所谓的刚性需求，而是处于房地产行业上游产业链环节的地方政府土地拍卖，官商甚至银行间勾结下的共同炒作……”
然而，这中间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却不是我等小民可以揣度，更遑论撼动了。即使是国家总理温家宝，其遏制房价疯涨的决心和努力也一再被“藐视”。
2010年2月27日，温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说：“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同时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这边厢，总理话音刚落，北京就于3月15日（也就是“两会”闭幕之后的第一天）一天之内，拍出三块地王，而且均为央企——“共和国的长子”：经过84轮现场竞价，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以40.8亿元的总价拍得朝阳区大望京村地块，折合的楼面地价高达每平方米27500元，成为新的单价地王。随后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过64轮竞价，以52.4亿元，将大兴亦庄地块拿下，成为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6亿元的价格拿下这个地块，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每平方米3万元。
中央电视台随即于3月16日的《新闻1+1》栏目制作了一期“政策向下，房价向上”。白岩松一开场就毫不客气地挑明：“房地产市场究竟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在两会当中时候，大家都记着总理的工作报告当中说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样一种趋势。但是一天就给总理的报告上眼药，三个地王接连创出高价，而且还没盖楼，价格就已经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边的商品房，有的时候是你在想，是不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
对“共和国长子”们在两会闭幕后第一天就“挑衅”温家宝执行力表示不满者还大有人在，比《如环球时报》、《青年时报》，环球网推荐的标题用词凶猛：“共和国长子”的叛逆恶行。
据《上海证券报》记者引用地产中介的情报，“15日下午新‘地王’刚诞生不久，北京望京区域就明显出现了房主提价现象”。《工人日报》作者于是感叹央企“谁的面子都不给”，《新京报》用社论指责央企抢“地王”伤害公平正义；《南方都市报》则以北京副市长破灭的地价预测为引，认定不遏制央企“地王”，房价难回归。《北京晚报》苏文洋干脆嬉笑怒骂，建议明年央视春晚小品“请潘石屹、任志强演吧”——在中国，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们比高房价、比“地王”更加哭笑不得的呢？
也有一些媒体的观点更加冷静和理性。《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头条认为，在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背景下，批评央企毫无力量。《燕赵都市报》作者面对两会中的希望和两会后的失望，呼吁“政治不仅仅是表达自由的众人之事，还要有政策执行力的贯彻配合”。《南都》由秋风署名的评论解读地王背后的房地产狂欢，矛头直指“中央银行持续地实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过去几年来一直存在、去年以来尤为显著的“再国有化”过程，皆拜通货膨胀政策之赐……房地产业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全社会的财富在这里进行着一场逆向大转移。
中国资深媒体人周瑞金于2009年接受SOhO中国内刊《SOhO小报》采访时提到的“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或许能为北京地王和北京房价居高不下的现象，拨开一角迷雾。周瑞金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道理。周瑞金认为“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2008年全国九座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
周瑞金说：“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北京作为首都、中央，可算作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老根”，改革在这里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所以，难怪温总理会在2010年人大会议召开期间，于周日的记者会上引用诗人屈原的句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借此抒怀。
“因为他的施政受到限制，受到他身为其中一员的体制的限制，所以他要公开表达他的愿望，”北京的独立研究人士陈永苗对总理的引经据典如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