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蕾被打了。鼻青脸肿。我赶到的时候。闹事的人已被110带走。我真想杀了那帮混蛋！
还是上次脑出血的病人，为一万块，隔三岔五过来闹事。今天过来的时候是晚班，带着家伙来的，一大帮人，医生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他们就冲到护士值班台去把小蕾揍了一顿。
小蕾眼角缝了三针，嘴巴肿得像桃子。腿上软组织挫伤，惊魂未定。我陪她去派出所录的口供。
无论我怎么哄，她都拒绝开口说话，也不愿意回家。她可能不想她父母看见她这个样子。
科里的人要来看她，她拒绝了，一个人躲在我的房间里不吃不喝不哭不说话。我很难受，不知道怎么帮她。
接上级卫生局的通知，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强调和谐，把病患的钱退还给他，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否则每天来闹，就为一万块，外人看着难看，我们又不能跟他们日日纠缠。
开科会的时候，大家都很不高兴。第一不同意赔款，要求患者自己去打官司，我们奉陪，第二要告他们故意伤害。要是每个人对治疗稍有不满，都带人过来打砸抢，那我们医生的人生安全怎么保证？什么是和谐，和谐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安全为代价。他们的命是命，我们的命不是命吗？如果每次都以我们的退让告终，以后医院就是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地方了，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质疑我们的诊断，我们的每一步诊断，无论再怎么清晰，再怎么备注，都不能保护我们自己，那这个职业，不做也罢！
这一段时间，坐诊的医生都没有好气。凡是来看病的，都全面检查一遍，任何一个疏漏都不放过，免得日后起纷争。
人和人就是这样对立起来的。我们也知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患者都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但我们判断不出谁是会制造事端的百分之十，为保护自己防患于未然，所有的人统统被假定为闹事患者。你拿来的二级医院的片子，我们不承认，你昨天刚量的指标，今天要重新做过，我们只认我们医院的设备测出来的结果。
我如果好心替你省钱，凭直觉判断而少做一样检查，万一不巧恰恰就是省下的那部分出了麻烦，责任肯定是我的。我不想再担负任何责任了，我应该担负的和我不应该担负的。
我所有的悲悯之心，就这样被毁掉。
今天听某教授在手术台上说：“他自己要求保守治疗，我就给他保守治疗。”
“那个病怎能保守治疗？！开一刀就解决的事，这样拖下去会死人的！”
“啊他病死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万一我要求他开刀开出问题了，那就是我自己的事。现在我对病人的态度就是，你是上帝，你是老板，你是消费者。你告诉我你想怎样？你要开刀？好，我给你开，但请你自己负起全部责任。你不要开刀？好，那就不开。你也不要到我们医院来治，免得说被我治死的。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一点我专业方面的建议。我多的任何一句嘴，以后都有可能是我挨打的理由。”
怨恨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任何行业，都是良莠不齐，但肯定是良多莠少。如果这世界良少莠多，那么早就乱套了。
可就是那几个莠，使所有的良都被贴上怀疑的标签。
好心没有好报。所以，我们就不用好心了。
科里今天去赔钱，一万块，带着伤痛和耻辱。
领导也不问小蕾，任她歇着。副主任让我劝劝小蕾，让她息事宁人，不要告了，撤诉吧！大家都知道她是受害者承担了委屈，可这就是现实。
我回去以后感到很难跟小蕾张口。
我的心很冷很冷，我要重新考虑一下我当初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
网友：
看到小蕾被打，很有感触。将近十年前，老公从日本留学回国，分到神经内科，虽不是手术科室，可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到科里报到的第一天，护士长先不介绍病房怎么样，而是先介绍医生值班室的窗户和后门怎么开，说是预防值班时被患者家属打。护士长还亲自表演怎样逃生，那认真劲儿，把老公给逗乐了。回家还跟我开玩笑说，哪天你接到电话说我被打了，要去病房探视啊。
可自从他独立值班的第一天起，他就体会到这不是玩笑，是事实。自此，每次他值夜班我都会担心。还好，只坚持了一年，就又背井离乡了。
说到再次出国，跟他的一次同学聚会有一点点关系。
刚留学回国不久，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很有礼貌地跟他打招呼，×老师你好！（不知听谁说的是刚出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我是××××的药商代理，如果你开××××药，一盒可以提×××元。老公没好气地跟她说，如果你们的药有效，不给提成我也会开的，药不好，给多少我都不会开的。
同学聚会的时候，老公跟他的同学讨论这件事，一位从前要好的哥们儿说，老兄，我看你还是再出国吧，这里已经不适合你了。
没过几个月，就喝告别酒了，他确实已经不适合这个社会了，他是适应能力比较差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