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不满意儒家传统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他认为两汉学校教育中所培养的儒生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五经章句，或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这种人不可重用。
王充主张首先培养博览古今的通才。“通人”是比儒生高一等的人才，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他们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但却不能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们既缺乏理论思辨的能力，又缺乏实际的任事之才，他们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有限的。
“文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学勤勉，博学强记”，知识渊博，掌古论今，能把各种社会知识融汇贯通，能把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成为称职的行政管理人才。
“鸿儒”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他们是王充理想中的最高级的人才，这种人才能够“兴论立说”，既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善于实践，他们不受前人思想束缚，敢于创新。
因此，王充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文人”和“鸿儒”。
至于如何培养出“文人”乃至“鸿儒”，王充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主张要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即要构建“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的教育内容的思想。
自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的《五经》成为官学必读的，甚至是惟一的教材，对经书的注疏解说日趋繁杂，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学术空气令人窒息。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到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对儒经典籍的注疏更杂入阴阳谶纬之说，使儒学“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甚至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也如法炮制，随波逐流。
王充对这种“守信经文”的教学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碌无能之辈。甚至有的人连儒家经典中的起码常识也不知晓，但却自恃才高，装腔作势。王充把那些儒生喻为“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死人之徒”。
只有改变上述教育状况，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才能培养出才高智大的“文人”、“鸿儒”。为此，王充提出教学内容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包括道、法、墨等百家之言。也不应仅仅局限在治术之学，而应包括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不应仅仅局限在“先王之教”，即对古代知识的传授上，而应包括对当代知识的探究和掌握上。
总之，王充提倡扩充教育内容，力主学者治学应该“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德优”、“才大”，能够“治百族之乱”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