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
——陈师道《后山诗话》
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
——刘熙载《艺概》
黄庭坚自幼聪颖好学，5岁能背诵五经，7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他的父亲黄庶非常喜爱他。他的舅父李常时常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黄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长大后，黄庭坚果然在文学上成就非凡，与张耒、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来又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黄庭坚最重要的成就是诗。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被江西诗派推为一祖（杜甫）三宗中的三宗之首。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自选诗集《严华疏》、《松风阁诗》、《幽兰赋》等。他又能词，遗作有《山谷集》。
文学史上一般是这么来记载黄庭坚生平的：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黄庭坚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家庭，自幼好学，博览经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进士第。曾入京编修《神宗实录》，《实录》修成，黄庭坚迁起居舍人。后遭诬枉，被贬涪州（今四川涪陵）、黔州（今四川彭水）等地，死于贬所。
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也可以让我们窥豹一斑，了解诗人的生平对我们理解诗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会有所助益。尤其是这里提到的曾“遭诬枉”的经历，使得黄庭坚在文学观上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中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黄庭坚的文学主张呈矛盾状态。他有时过于强调继承，尤其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从前人现成的学问和诗句中“点铁成金”、“换骨夺胎”，强调“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有时他又很强调创新和自成一家，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但不管继承还是创新，黄庭坚多把注意力放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忽视了社会生活这个创作的根本源泉，造成了“重流轻源”的根本缺欠。加之他明确反对以诗干政，反对以诗“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认为这样做是“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从而使他的诗忽视了社会生活又减少了感情色彩，流入表现“不怨之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之中。
但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黄庭坚的诗在艺术成就上虽称不上“本朝诗家宗祖”（《后村大全集》卷95），但他确实是一个极富“宋调”的作家。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其中写得最多最好的当是那些表现自我形象的作品，其次是品评艺术及咏物之作。也有少数作品接触到了北宋中晚期的社会生活。他的诗求深务奇，追求一种戛戛独造、生新瘦硬的意境和情韵。尚奇，成了后人对他的一致评价。他的尚奇虽也多表现在布局谋篇、使事炼调、修辞选韵等文学形式上，但终产生了一些格高意远、神兀气傲之作。如《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既有杜甫的骨力，李白的豪劲，又有宋人特有的健朗，而造句炼意，尤其是第二、三联瘦硬奇崛，独具黄诗的本色。
黄庭坚还善于将“点铁成金”、“换骨夺胎”等理论运用于创作中，善于使事用典，广征博引，堪称以学问为诗的典型，其佳者也确实能“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如《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全诗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但安排得非常自然，再加上“桃李”一联造语工新奇巧，确属佳作。但黄诗也有弄巧成拙，点金成铁者。
总的说来，黄庭坚生活视野不广，又过多地从技巧上下力，讲究用字有来处，力求以故为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这就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而一些学步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岁寒堂诗话》），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这就使江西诗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讥评。王若虚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这段话评议黄庭坚诗歌中的不是，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