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矮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梁启超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
中国的诗话和词话历来发达，在用词话这种形式评论词作、阐发词学观点的无数著作中，王国维的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敏锐的美学眼光，以及对词的独特理解，成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一部词学著作。
王国维，初名德桢，后改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平颐和园内昆明湖中，以50岁的大好年华为自己划上了悲剧的句号。
王国维少年时期受到了较多的旧式教育，但对旧学兴趣并不大，常读塾师规定以外的书籍。15岁左右才华开始显露，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第一。然而科举场上的接连失利，使他选择了“弃帖括而不为，继举业而不就”的道路，开始了另一条学习之路。22岁时，王国维到上海，先在梁启超的《时务报》工作，后又在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学习，很得罗器重，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南洋公学等校教师、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曾在溥仪宫中作溥仪老师，以清朝遗老自居，后应清华大学之聘，任研究院教授，终因难割断与前朝的精神纽带，内心冲突不能自已，投身昆明湖。
王国维是近代以来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对甲骨文、金石器物、古代史、西北史的研究造诣都很深，在戏曲、诗词方面的研究也极见功底，而且善作词，自云“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5册第21页）。他的著作甚丰，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除研究古代戏曲的《宋元戏曲史》等外，还有。
是王国维词学观点的一次全面性总结。它是针对清代词坛、总结五代以来词的创作经验的产物。清代以来，词坛诸家，大都笼罩在南宋词的影响下，王国维认为这是词的衰落，是南宋到清代词的不幸。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南宋以来的词人只求文字声律而不求“意境”或“境界”。因而，他提出了“境界说”，企图以此纠偏补弊，端正词的创作方向。
“境界说”是的基本论点，也是王国维诗词美学的核心。在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提出了“境界”在词创作中的绝对地位：“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那么，究竟什么是境界呢？王国维认为：“境非独谓景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见，王国维所谓的有境界的作品，不仅是对客观事物的形象化描述，而且包含着诗人的独特感受和感情色彩。
在王国维看来，境界不仅有赖于内容，而且还有赖于对作品内容的表达。他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人者至深，而行于世者尤广。”言下之意，诗人的作品之所以能感人，一是由于作者独特的感受力、观察力，能于常见之处发见其独特的东西；二是由于诗人“能写之”，具有常人不具的表达能力。所谓“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便是指的这种感知力和表现力的特殊。王国维把“境界”视为评价诗词的根本标准，认为“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王国维按照审美范畴把境界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以感情倾向是否在作品中明显表露出来对抒情方式进行了区分，反映了物与我，我观物的方式上的区别。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二者并无高下低劣之分，不过王国维的态度确实是更钦慕“无我之境”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理想，体现了儒道两家文化对人格的理想追求。
围绕着境界的创造，王国维中还论述了作者的修养、创作技巧等问题。他认为，作者必须有“内美”和“修能”两个方面的修养。就“内美”而言，诗人最优良的品质是“真”，所以他喜欢李后主之无世故之态，赞赏纳兰性德的真切、自然，无矫揉造作。而能力方面，他认为作家要“能入”，“能出”，进入对象，又高出对象，方能写出真实深刻的作品。
“境界”之说本是源远流长，然而王国维之前所论“意境”、“境界”者，多是一些空洞理解，或者抽象界定，缺乏具体准确明白的阐释和专门的系统研究。王国维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系统的“境界”理论，将印象的、即兴的、评点式的改变为思辨的、理论的、系统化的，以“境界”为理论核心，构架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至今不衰，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在中运用的西方理论思辨方法，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理论成果，也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诗词的学者合理引进西学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