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血缘关系就是“食与共食”的关系，既然“兄弟”就是“吃同一食物的人”，那么，要想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和别人变成“哥们”，最便当的办法就是和别人“同吃一锅饭”。如果上帝给了你这种机会，比如在一起工作、开会等等，固然是你的福分；如果无此机会，也不用着急，因为你还可以请客吃饭。
中国人最爱请客吃饭。
中国人请客吃饭的理由、借口、题目和机会很多。公司开张啦，会议闭幕啦，外宾参观啦，记者采访啦，诸如此类的事情，固然都少不了要请吃一顿；即便寻常百姓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老人做寿诞，小孩过生日，谁家不请，哪个不吃?如果升了职位，长了工资，搬进新居，走出国门，三朋四友七姑八姨也都会堂而皇之地要求你请吃。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有事要“嘬一嘬”，没事也要“聚一聚”。赵家请了王家请，吃了张家吃李家。咱中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爱请客吃饭的民族。
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有什么文化上的原因。
照一般人想，请客吃饭，当然是有好处或有求于人。没有好处，有事没事的，天天请客吃饭，那不叫犯病，也叫犯傻。中国的事是有些怪。一些事，在办公室、会议厅、谈判桌上讲不成谈不通的，餐桌上却一谈就通。再难办的事，只要到了酒桌上，就好说好商量。正所谓“筷儿尖尖，碟儿圆圆，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所以，好些个事情，就非得靠请客吃饭去解决不可。
这办法不但小民们要用，有时候皇帝也要用。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就用过。赵匡胤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来路不明，是他手下的将领，趁着七岁的娃娃皇帝周恭帝孤儿寡母地坐不稳江山，一夜工夫拥立起来的。具体做法，则是在他驻兵陈桥时，突然闯进驿馆，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他身上，然后倒身在地，山呼万岁。赵匡胤的皇位既然是这样来的，当然很怕别人故伎重演，便请手下握有兵权的几位大将来吃饭。酒过三巡，赵匡胤端起酒杯，趁着酒色盖脸，对几员大将说：哥几个都是朕信得过的人，就怕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这几员大将一听，连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纷纷请求交出兵权。这在历史上，就叫“杯酒释兵权”。一顿饭一杯酒，就解除了权臣的兵权，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这可真是太值了。
其实请客吃饭这事，原本就是极其重要的交际手段和外交手段。中国有个成语，叫“折冲樽俎”。“折冲”是折退对方的战车，“樽”是酒杯，“俎”是砧板。折冲樽俎，就是在酒宴上克敌制胜，当然高明得很。公元前279年，赵国和秦国的国君相会于渑池(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十三里)。喝到半醉时，秦王借酒发疯，要赵王弹小曲儿。赵王在宴会上“拉不下脸”，只好勉为其难，结果被秦国的史官记录在案，很没有面子。作为报复，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则强迫秦王“演奏打击乐”，并大声招呼赵国的史官：记下来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咱们大王敲瓦罐儿啦!这一回，秦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赵国则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回国以后，蔺相如的官位，就排到了武将廉颇的前面。
打仗在餐桌上，政变也在餐桌上。比如春秋时晋国的骊姬要谋害太子申生，搞掂权臣里克的办法便是“特羊之飨”(杀一头羊请里克吃饭)。吴国的公子光要刺杀王僚，办法则是请他来吃太湖叉烧鱼。叉烧鱼是当时的一道名菜，有一整套专门的烹调技术，光的厨师(实则杀手)专诸学了三个月才学会。僚听说有叉烧鱼吃，欣然前往，却没想到专诸一把短剑就藏在鱼的肚子里。结果自然是叉烧鱼没有吃到，自己反倒成了“又烧鱼”。
请客吃饭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好处，——既能拉关系，又能搞阴谋，还能公然杀人或预谋杀人，当然也就成了中国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时时可以祭起的法宝。甚至在与洋人办交涉时，往往也都照此办理。可惜洋人未必都“吃”咱们这一套，每每心中抱怨耽误时间。正式谈判时，也不因为“吃”了咱们的便稍有让步。“鬼子”的确不懂中国国情。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甚至在与上帝和神灵们打交道时，也是要请客吃饭的。从这个角度讲，它确实是一种“工作需要”。事实上不少人的工作也是如此，——不是请人吃饭，就是被人请吃；不是陪人吃饭，就是被人陪吃。所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后来就变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民谣说：“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是啊，不先在酒桌上“勾兑”一番，怎么协调关系呢?
不过，如果以为请客吃饭就只不过吃吃喝喝，一饱口福，或拉拉扯扯，行贿受贿，则大谬不然。一般的说，在中国，求人办事，红包要送，饭也要吃。如果所托之事不大，那么，不送红包只请吃饭也行。只送红包不请吃饭则不合适。如果只送红包不请吃饭，那就多半是“一锤子买卖”，只有交易没有交情了。可见，请客吃饭这事，并不就是吃吃饭，送送礼，套套近乎，而是“别有用心”。
前面说过，在中国人看来，食物是生命之源。因此给人食物，请人吃饭，是一种很重的情谊；而接受他人的食品，则是受了很大的恩惠，必须加以回报。但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回报并不困难。你请了我一顿，我还你一席就是。一来一往，两下里也就扯平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被请的人，很少有不回请的。而且往往是被回请了以后，对方又要以“回请”的名义再请一次。或者隔一段时间，倒过来，上次回请的，这次主动先请；上次先请的，这次回请。总之是循环往返，没完没了。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欠谁的，或弄不清谁欠谁。如果其目的仅仅在于“回报”，岂非南辕北辙，不但还不清旧账，反倒白白便宜了商家?然而大家还是乐此不疲。
原因就在于不管谁请谁，都好歹在一起吃了饭。
一起吃了饭又怎么样呢?就有关系了。我们知道，中国人吃饭，无论家人团聚还是宴请客人，都必定是全体共食：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盘菜；所有的勺子，都伸向同一碗汤。不管上什么菜，至少在理论上人人有份，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吃上一口的。像西方人那样，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甚至各付各的账，在中国人看来就简直是莫名其妙。
显然，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有份，大家一起吃”。也就是说，中国人真正看重的不是吃，或不仅是吃，而是“一起吃”。或者说，共食。请神吃饭是人神共食，请人吃饭是主客共食。因为是人神共食，所以胙肉只能吃掉不能倒掉；因为是主客共食，所以主人和客人必须吃同一种东西，甚至用同一菜盘、汤盆、饭桶。可以说，共食，才是中国人酷爱请客吃饭的秘密所在。
事实上，请客吃饭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所谓兄弟，不就是在一起吃、吃同一种东西吗?那么，如果我们也在一起吃了同一种食物，岂非也是兄弟?所以，无论你我是否同宗，也不论你我是否相识，只要在一起吃了饭，就有了同一生命来源，也就是“哥们”了。即便不是哥们吧，至少也是熟人。所谓“熟人”，也就是经过了烹煮和料理，从而具有“可食性”的人，当然可以“吃”。如果是“生人”，就“开不得口”。相反，如果关系很“熟”(已经过反复多次烹煮)，又在饭桌上(正在再次烹煮中)，便可以请他帮忙，对方也多半不好意思拒绝。如果拒绝，等于把已然煮熟的东西再回生，岂不“夹生”?在中国，做人切不可“夹生”。因为“生”并不要紧。火到猪头烂，“生的”总可以慢慢变成“熟的”。“夹生”就不好办了。再煮吧，煮不熟；不煮吧，又吃不得。算什么东西呢?
同样，餐桌上答应的事，就得努力去办。餐桌上的许诺是开不得玩笑的，否则就叫“食言”。言出于口，食言便意味着把吐出去的东西再吞进来，别人鄙夷不说，自己想想也恶心。何况你应承下的，又是哥们的事。说话不算话，弟兄们怎么看呢?弄不好可就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啦!
所以，中国人一旦要求人帮忙，便多半要请客吃饭。当然，请客吃饭也不一定就是有求于人，更多地还在于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因为请客吃饭的意义，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给人吃”，更在于“一起吃”，即不完全在于“吃了人家的嘴软”，而在于“同吃一碗饭”的情谊。这种情谊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温情脉脉，什么政策、规章、天理、王法，都有可能被它消解。
当然也不一定要请客吃饭，只要能聚在一起吃就行。聚在一起吃，就多少有些“共食”的意思。所以，即便是吃份饭，吃自助餐，也要聚在一起。关系好一些的，还要把自己的菜拨给对方，或从别人碗里夹菜吃。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不太喜欢分餐制。
尽管许多人都承认，分餐制科学、卫生、不浪费，但同时也认为，那种进餐方式太冷漠，太没有人情味。岂止是没有人情味，简直就是怠慢客人，好像怀疑人家有传染病。所以，越是大家都懂科学卫生，反倒越不好意思分餐。相反，为了表示大家都是“兄弟”，是“自己人”，是“铁哥儿们”，就必须将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菜盘，这样才“不分彼此”，才真正是“同吃一碗饭”，也才能真正获得意味着同一血缘的生命因素。
甚至就连别人的病也无妨一并传染过来，至少要表示不怕传染。什么是“兄弟”?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得“同年同月同日病”吧?要知道，“食人之食”是要“死人之事”的，那么，不妨先“病人之病”。作为主人，无妨看作酒菜之外的又一“投资”；作为客人，则无妨看作接受情谊的一种“表态”。总之，共餐的目的，是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沟通、血缘的认同，因此不能考虑卫生，也不用顾及身体，而简直要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餐桌上的流行歌曲便是“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一个讲义气的人，应该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献出生命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如果连喝醉酒或吃出病来的风险都不敢承担，谁还会相信你敢为友谊而万死不辞呢?
同理，吃的方式，吃的礼仪，也大有讲究：浅尝辄止表示礼貌，同时也表示生分(生就是“不熟”，分就是“不共”)；开怀痛饮表示不客气，同时也表示很亲热(亲就是“有血缘”，热就是“刚煮熟”)。又如，吃得很响表示没教养，但为了表示主人的饭菜好，或表示自己是回家而非做客，又必须“吃得香”。吃得香才吃得开，吃得开才好开口。当然，为了营造气氛，主人也要懂得待客之道并有所动作，比如敬菜、敬酒。敬酒的学问主要有三条：一是要注意先后次序，即尊者先，卑者次；二是在碰杯时，自己的杯子要低一点，以示谦虚；三是自己要先喝完，叫做“先干为敬”。这无非是表示：兄弟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不怕“胃出血”的了，您老人家则可随意。这种敬酒如发生在同辈之间，则被敬者也往往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另外，还有一种更亲密的方式，就是喝“交杯酒”，或用同一酒杯喝酒，或把双方的酒相互混入，则更加是不分彼此，“吃一个娘的奶”了。饭桌上不分彼此，生活中就会同甘共苦。它也意味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同心同德。总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人际之间。
餐具也有讲究，而餐具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则是筷子。两根筷子夹住一块食物，正像两人面对一只饭桶的那个“乡”字，本身就有“共食”之意义。所以用筷子给客人夹菜，几乎是宴会上不可或缺的礼仪。它表示客气，也表示和气，同时也未尝没有把对方紧紧夹住，以防脱落的意思在内。其实，中国人最早也是用刀叉的，正如中国人最早也是实行分餐制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骨质餐叉，和现在西餐所用之叉在外形上就几无差别。但，筷子终于取代了刀叉，共食也终于取代了分餐。有人说，这是因为发明了桌子。有了桌子，就可以围在一起吃饭，不用像先前那样，每人面前放一张几，各吃各的了。既然大家都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用筷子当然要比用刀叉便当得多。
问题是，发明了桌子，为什么就一定要围在一起吃饭呢?即便围在一起，也可以像西方人那样各吃各的呀!说白了，还是中国人爱共食。那张便于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说不定原本就是为了共食而发明的。中国人喜欢过群体生活，喜欢扎堆儿抱团儿，喜欢和亲人朋友团聚，当然也喜欢围在一起吃饭。围在一起，又是共食，当然要用筷子。用筷子，无论自己进食，还是给客人夹菜，都很方便，而且既稳重，又文雅，还极富人情味。不像西方人进餐，用刀切像屠宰，用叉戳像攻击，还冷冰冰的，也不能给别人夹菜，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人情味的饭食是决不会好吃的，而没有人情味的进餐方式则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
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饮食的味道，绝不仅仅只是食物的味道，还必须包括餐桌上特有的那种“人情味”。中国的菜肴，便体现了这种团结、和合、交融的群体意识和文化精神。中国菜，无论煎、炒、蒸、煮、烧、烤、炸、拌，几乎都无不是将主料和佐料混在一起下锅上桌，决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肉是肉、鱼是鱼、盐是盐、胡椒是胡椒地各自独立，分得一清二楚。一些大菜名菜，如“全家福”、“佛跳墙”、“霸王别姬”之类，更是多种主料的和合，味道早已不分彼此。而且，按照中国的烹调学、营养学和食疗学的说法，这种“和合”，有利于阴阳协调，是一种极科学的做法。
当然，最好是，食物本身既“味道好极了”，人情味又很浓，而最能体现这双重目的的，大概就是火锅了。
火锅简直浑身上下都是中国文化。
火锅热，表示“亲热”；火锅圆，表示“团圆”；火锅用汤水处理原料，表示“以柔克刚”；火锅不拒荤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南北，调味不拒东西，山珍、海味、河鲜、时菜、豆腐、粉条，来者不拒，一律均可人锅，表示“兼济天下”；火锅荤素杂糅，五味俱全，主料配料，味相渗透，又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更重要的是，火锅能最为形象直观地体现“在同一口锅里吃饭”这样一层深刻的意义，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共食”。更何况，这种“共食”又决不带任何强制性，每个人都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爱的主料烫而食之，正可谓“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所以，北至东北，南到广州，西入川滇，东达江浙，几乎无不爱吃火锅。
还有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火锅要用火。
用火，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民族用火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就已开始(云南元谋人)，吃火锅则至少有八千年的历史(大约在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把会不会用火、熟食还是生食，看作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分野。《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南方的野蛮人叫蛮，都“不火食”。《礼运》篇也说，我们的先民，起先也是不会用火的，只能生吞野果，茹毛饮血。后来，“圣王”出现了，“修火之利”，这才有了烹调、酿酒、服饰与建筑，也才有了礼仪，有了文化。这就正对应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那个著名公式：生／熟=自然／文化。直到现在，以用火为界限，生与熟也仍有褒贬之别，如生吞活剥与烂熟于心，生拉硬拽与熟门熟路等。此外，如生涩、生疏、生硬、生造、生僻等词，亦有明显贬义。至于“生番”，则直接指“不火食”的野蛮人；“夹生”，则往往是骂人的话；而“人生地不熟”，则是很不幸的事。
这就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在上古，就要有人专门来管理“火食”。这个人的任务是：一、看管火堆；二、烹煮食物；三、分配食品。可见其权力和责任都很重大，工作性质也很神圣。因为神圣，所以也是“善”，而“火食”也就称为“膳食”。这人既然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当然也就掌握了群体的领导权。可见最早的“政府”，一开始就是“厨房内阁”。只是到了社会分工更为精细，政府职能更为多样以后，“膳食科长”才不再由“内阁总理”兼任，而另派他人专司。但在远古，这人的地位仍一直很高。传说中担任过高辛氏或颛顼氏“火正”一职的“黎”，大约就是这种专司管火和“火食”的人。
当时的族群肯定很小，族人中年轻力壮者外出采集和狩猎，年长体弱又富于经验者留家看火，并烹烤食物。外出劳动者日暮归家，寒风暗夜中大家围定火堆，享用熟食，真是何其乐也!因此，“火食”并不单单只是“熟食”，更重要的还是“共食”。所以，它也是“伙食”，即“共火而食”，故“伙”字从人从火。
共火而食的人就是“伙伴”。“伙伴”原写作“火伴”，据云起源于古代兵制。古代兵制，五人为列，二列为火，十人共一火饮煮，即为“火伴”。《木兰诗》云：“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这里的“火伴”便泛指同一军营的人，相当于今之“战友”。其实共火而食，古来如此。不过一般共火而食者多为家人，不足为奇。只有军营里，才是非亲非故而成“伙”。所以后来，便把不同的人因同一目的而结合成群体，称为“结伙”，并由此产生出合伙、入伙、打伙、搭伙、散伙、团伙、平伙等概念，而“火食”也就变成了“伙食”。
火锅，大概就是对原始时代和古代战争中“共火而食”的远古回忆吧!中国菜肴，无论煎炸蒸炒，一般都是在厨房里加工完成后才端上桌来，只有火锅把烹调过程和食用过程融为一体，不但把锅端上桌来，而且让火贯穿始终。这不正是一种最古老也最亲切的方式吗?围在一起吃火锅的人，不是家人，便是伙伴，不是兄弟，便是朋友，不是极富人情味吗?尤其是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数九寒冬，三五友人，围炉共酌，传杯换盏，浅吟低唱，真是何其乐也!白居易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怀疑那就是请朋友来吃火锅的邀请函。
由此可见，火锅不仅是一种烹饪方式，也是一种用餐方式；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作为饮食方式，火锅可以多人合吃，也可以一人独食，然而独食者又何其寥寥。在火锅店里，我们实难
见到一人独食者。这不是为了省钱，更因独食无趣。一般地说，中国人是不喜欢独食的。独食难肥，共食才能吸取营养；独食无味，共食才会其乐无穷。如果不得已而自斟自酌，就要在想像中与人共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否则就叫做“喝闷酒”。喝闷酒不但了无趣味，而且还会“伤身”。如果与友人共饮，则“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得过量也无妨。
这就是请客吃饭的意义了。它不仅是吃喝，而且是共食；共食也不仅是聚餐，而且是同吃；同吃也不仅是同在一起吃或吃同样的食物，更是吃人情，吃血缘。有了人情和血缘，一个又一个群体才得以建立和巩固，个体也才得以生存。显然，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并不是中国人好吃，而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