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争面子就像做生意，也是要有点本钱的。
可以用来作本钱的东西、事情和条件很多。一般说来，但凡别人没有而只有自己才有，或虽然别人也有，却不如自己多、好，或不如自己先有，都可以视为“本钱”。比方说，阿Q看过杀革命党，未庄的其他人没有看过，这就是本钱。阿Q也因此而有面子，可以有资格向他人炫耀，有资格在讲述中将唾沫飞到赵司晨(一个在未庄也多少有点面子的人)脸上，有资格在讲述中扬起右手，照着王胡的后颈窝上“直劈下去”。该王胡虽然先前曾轻而易举地痛打过阿Q，这回却不但不敢还手，而且还“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就因为这一回阿Q的面子实在颇大之故。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唯我独有”的东西，也要别人认为有价值才行。比如孔乙己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别人不懂，照理说也应该算是本钱的，可惜别人不买账，也就不算。又比如，阿Q的头上有癞疤，别人没有，但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连阿Q自己也不觉得是面子，当然也就无足夸耀。
历史上公认可以作为面子之本钱的，主要是爵位、年龄和德行。这i种东西，或日三种条件，在上古确非一般人所能有，因此孟子说：“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爵位高的，年纪大的，德行好的，这i种人，是天底下面子最大的。不过，这只是上古的事。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年纪大，德行好，也未必有面子。六七十岁的农民，见了二三十岁的县官，也得下跪叫“太爷”；品德高尚的书生，也远不如贪官污吏吃得开。于是，可以用作“面子本钱”的，就只剩下一种，即社会地位(爵)。
社会地位，一般以“富贵”与否为标志。“富贵”二字虽常联语，但其实是两件事。富指有钱财，贵有地位。贵者或许多富(也不尽然)，富者却并不都贵。子民之中，富莫若商，但从“士农工商”的次序看，则商之地位还在农工之下。古时候，商人再有钱，也不得穿漂亮衣服，只有花钱捐官以后才能摆谱，即富不如贵之证。
所谓“贵”，又包括两方面。一是官位显赫，或拥有可以折算成官位的各类头衔，如“相当于某某级”的职称等。其所以是面子，在于它的拥有者是“人上人”。“人上人”既然“高人一等”，他人便只能“低眉”而不敢“面对”，自然是极有面子。所以，一家公司哪怕只有三五个人，那负责人也一定要自封为“总经理”；而副职如果享受正职待遇，则名片上一定要注明是“正处级”或“正司级”，以免别人小看了自己。
再就是血统高贵了。或出身名门望族，或世代为官为宦，或皇亲，或国戚，或者姓了某一高贵的姓(如爱新觉罗)也行。上古可以作诸侯、大夫的都是贵族，故官位与血统都统一于“爵”。后代的帝王，在酬劳功臣时，也有既封官又赐姓的。可见姓氏、血统，也是一种面子。屈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杜甫说自己是大将军杜预之后，一以神为祖，一以王为祖，一以将相为祖，虽然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但以血统为面子的精神，却也一以贯之。反正姓孔的都是孔圣人之后，姓岳的都是岳武穆之孙。只有姓秦的不敢夸口，因为秦始皇并不姓秦，秦侩倒实实在在地姓秦。然而姓郑的却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郑和之后。其实郑和是太监，哪来的后代?但既然姓是面子，也就顾不得许多。曹操的“祖父”曹腾不也是太监?曹操不也照样姓曹?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不也照样考证出曹操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
这个道理，连阿Q也懂。比如姓赵，在未庄原本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何况后来又出了一个秀才。于是，阿Q为脸上有光故，在灌了几碗黄汤后，竟然不识好歹地公然宣布自己也姓赵，而且“细细地排起来”，比秀才还要长上三辈。这种僭越的言论，自然不能为赵太爷所容忍。于是阿Q便被叫去训斥了一通：“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姓也者，“人之所生”也。生在某姓，即姓某，不存在“会不会”、“配不配”的问题。但赵太爷既然认为阿Q不配，未庄其他人也自然认为不配，最后大概阿Q自己也默认了不配，便从此不敢姓赵。
不过，上述本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家族的面子，也就五代而已。到头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能一点面子也没有。同样，原来一点面子都没有的，也可能飞黄腾达，封王封侯，身价百倍，这就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之，面子的大小有无，是会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很快，甚至是很有戏剧性的。就说阿Q，因为曾经见过革命党一“面”，成了“准革命党”，便在未庄人还弄不清什么是“革命”，稀里糊涂既敬且畏时，短时间地由“阿Q”升格为“老Q”，在“天下有达尊者三”中占了“齿”这一条。后来，“成与维新”了，赵家也有了“柿油党”的“银桃子”，阿Q却没有，于是又再次沦为无“齿”之徒，最后还掉了脑袋。
阿Q得了面子又丢个精光，说到底，还是因为实力不够，因此面子的得失，便完全身不由己。体面体面，总得先有“体”，才有“面”。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体之不存，面将焉附?无其体而求其面，势必身受其害，脸也丢光。阿Q既无姓赵的资格，又公然宣布姓赵，结果什么也姓不成，反赔了地保二百文酒钱；在别人面前连孙子都不如，偏偏还要说什么“儿子打老子”，结果是下回打得更凶。
可见面子的背后是实力。赵太爷能不准阿Q姓赵，是因为他地位高；王胡敢打得阿Q满地找牙，是因为他力气大。阿Q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像他这样要啥没啥的，还死要面子，最后必然是里里外外都赔得干干净净。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面子其实是要靠实力来支撑的。有实力的面子是真面子，没实力的面子是假面子。如果自己的面子都来路不明，又哪里管得了别人?赵太爷说阿Q不配姓赵，阿Q便不敢再姓赵；阿Q说王胡不配抓可以咬得很响的虱子，王胡就不抓了么?
可惜还是有人喜欢做阿Q。公元1873年，年轻的同治皇帝将举行亲政大典。依照国际惯例，西方各国使节届时都要来朝觐皇帝陛下。这下子朝廷头疼了。朝觐的时候，要不要洋人行三跪九叩之礼呢?要，实力雄厚的西方列强早已开罪不起；不要，则大清皇帝和帝国的“脸面”又将置于何地?当然，不要西方各国使节来朝觐，也是不行的。惹又惹不起，赔又赔不起，躲又躲不掉，简直是走投无路。
幸而这时出了个名叫吴可读的宝贝。此人很有些阿Q精神。他’上了一份奏折说：洋人无异于禽兽。让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等于是强迫禽兽遵行五伦。能让其行不荣，不能让其行不耻。而且臣认为，如洋人也像国人一样行礼，那才是咱们中国的奇耻大辱哪!也就是说，你洋鬼子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么?你还不配!这样听起来，颇有些像赵太爷训斥阿Q“不配姓赵”。所以吴御史的这份奏折，便博得了满堂喝彩。于是朝贺之时，国人行三跪九叩的“文明”之礼，洋人行免冠鞠躬的“野蛮”之礼。一场差点又要酿成大祸的外交争端，就这样顺利的解决，而泱泱天朝大国，也总算保全了“体面”。
遗憾的是，吴御史和满朝文武都没有想到：第一，列祖列宗可都是让“禽兽”们行过三跪九叩之礼的。据统计，从圣祖康熙到高宗乾隆，一百四十多年间，欧洲各国使节觐见皇帝达十七次，十六次都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岂非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第二，譬如在阿Q，原本是想姓赵的。赵太爷说他不配，自然是赵太爷有面子。然而那些“如同禽兽”的洋人们，又何曾想过要“姓赵”?既然没有，你又哪来的面子?
好在不会有人说穿这些，——就是有人想到了，也不敢说。当然，吴某人的高论也不宜公开发表，或通报给洋人。洋人智商再低，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禽兽”。此论一出，势必战乱重开。何况也没有必要。吴某人之所以要发表这一番高论，无非是要为大清朝廷屈就洋人找到一个说法，自己给自己一个精神安慰，当然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但并非所有的面子都只是一个说法，一种安慰。有些东西，便既“好看”，又“好吃”；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比方说，一个读书人，不论十七八，还是七八十，未有“功名”之前，都只能叫“童生”，身份待遇与一般小民无异。科举考试及格，成为“生员”(俗称“秀才”)以后，地位便大不同于以前。单是一领“蓝衫”，便可以在乡下人婚丧嫁娶的酒宴上混吃混喝。因为能请到身着蓝衫的秀才到酒席上，在乡下人看来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如果中了举人，立马就是“老爷”。可以做“学官”，或当“候补县”，或在家以“乡绅”身份结交官府，包揽讼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中了进士，便是“天子门生”。皇上传见，礼部赐宴，金榜题名(名单用黄绫榜公布)，树碑立传(名单由礼部出资勒石于太学)，光宗耀祖(由礼部发银树牌坊于宗祠)。选作京官的在“天子脚下”，分发各省的则尽快候补，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立马就是“县团级”。可见面子有时也是实惠，而且身份越高，面子越大，实惠也越多。小老婆要“扶正”，临时工要“转正”，知识分子要“升职称”，道理都在于此。
当然也不尽然。也有没什么实惠的(比如“顾问”之类的虚名虚衔)，还有要往里赔钱的(比如婚礼丧礼的大操大办)。大操大办婚礼丧礼有什么意义呢?莫非不办婚礼就不是合法夫妻，不办丧事阎王爷就会退货?这道理谁都明白，可谁都得大操大办，因为谁不办谁没面子(趁机敛财者除外)。
这就怪了。一一点实惠都没有的东西，争它作甚?
原来，面子本身就是实惠。
面子的最大实惠，是有面子就吃得开。
面子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的“通行证”。有了它，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化难为易，左右逢源，甚至化敌为友，化险为夷。比如林冲得罪了高太尉，无端地被判发配沧州。初进牢房时，被差拨骂了个狗血喷头。及至亮出柴进书函，差拨立马变成了“哥们”，说道“既有柴大官人大书札，烦恼做甚?这一封书直(值)一锭金子。”看来，面子也是明码实价的。柴大官人一封书信就值一锭金子，要是亲自出面，那还得了?
其实，不但江湖，便是官场、商界，但凡是人的圈子，面子都是打通关节的法宝。只要面子足够大，那么，别人见不到的，你见得到，别人办不成的，你办得成，甚至刑律王法，也可以通融。往往是，一件天大的案子，有关部门正要雷厉风行彻底查办时，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出“面”了，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斤化作四两，一风吹个干净。实在通融不了，也不会当面硬梆梆地顶回去，或者会多少给点小小的通融，比如打板子时打得轻一点，分配牢房时分得好一点。相反，如果没有面子，那么，你到衙门里去办事，见到的便多半是一张公事公办的“冷面孔”，要办的事也是能拖就拖，先放半个月再说。所以人们常说：“十个公章，不如便条一张”；而中国人一旦要出门办事，谋生啦，求职啦，打官司啦，便总要请有面子的人写几封介绍信(古时叫“八行书”)揣在身上，以免到时候吃瘪。面子如此神通广大，岂能说它不是实惠?
何况面子还能生面子。
面子生面子的事，历史上很多。比如一个人做了大官，那么他的母亲、正妻，便可以讨一个封号，成为“诰命”；他的子弟，则或可以“任子”，或可以“袭爵”。任子，就是可以保举子弟为官；袭爵，自然就是让子侄承袭官位了。即便不能任子袭爵吧，至少也有光可以沾。这就叫“封妻荫子”。连带已经去世的祖宗，哪怕先前再寒酸的，也大大地体面起来。祭祀的规格，自然跟着升级；家族的祠堂，往往也要重修。这就叫“耀祖光宗”。甚至只要中了秀才，也能“光耀门庭”，不但父兄妻子，便是本家、邻居、乡亲，也理所当然地跟着有面子，如未庄的赵姓即是。
这也不奇怪。面子既然是面子，当然就会有“覆盖面”。一个人的面子越大，其“覆盖面”也就越大。近一点的，七大姑八大姨，姐夫妹夫小舅子，都跟着沾光；远一点的，族人乡党，后代子孙，也受其荫庇。总之，一个人有了面子，则与之有关系的人，也能跟着有面子。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丢了面子，则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也难免要跟着丢脸。所以，一旦发生“侵面事件”，奋起力争的，也就往往不止于丢面者本人。
面子的这一性质或功能，真可谓“造福全人类”。因为自己没有面子的人，只要有关系，或扯得上关系，也可以借面子来打通关节，或用来做吹嘘的资本。你想，谁还没有个三朋四友、乡里乡亲?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还能没有个体面的祖宗?“文价早归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有韩愈、韩信这一文一武两个大人物，普天之下姓韩的，岂非都很荣耀?赵高的名声不好，就说赵匡胤；李莲英的名声不好，就说李世民。甚至外国人也可以拉扯进来，比如姓高的便可以说高尔基是“吾家尔基”。实在找不到体面的同宗，还可以拿老师和朋友来说事，比如自称“胡适之的朋友”、“齐白石的学生”。没上过他们的课?那总读过他们的书吧?这就可以称为“私淑弟子”。私淑，是只要内心景仰就可以的。比如孟子并不得从学于孔子，仍算是孔子门徒，就因其“私淑”之故。这就没有谱，人人都可以沾光了。结果弄得那些正儿八经的学生，便只好特别声明自己是“亲炙弟子”。
这很可笑，也靠不住。就说凤阳，那可是出了“万岁爷”的。然而怎么样呢?凤阳花鼓有云：“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也不怎么样么!凤阳真正繁荣昌盛起来，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靠的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和凤阳人民自己的艰苦奋斗，没朱元璋什么事。
但面子是只讲“面”不讲“里”的。只要扯得上关系，就有面子。鲁迅先生举过一个例。一个小人物，忽然有一天很兴奋地对众人讲，某某大人物和我说话了。众人羡慕，问他和你说什么?该小人物答日：他说“滚!”
这当然也很可笑。但可笑归可笑，揭示的道理却很深刻。那就是：任何面子，都只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和有面子的人有关系，就有面子；和没面子的人有关系，就没面子。总之，一个人面子的大小有无，要由别人、由他和他人的关系来决定。其中，量级大的一方，总是决定着量级小的一方。所以，一个人，如果面子够大，那么，他就有资格决定别人面子的大小，甚至是否有面子，比如赵太爷之决定阿Q是否姓赵，假洋鬼子之决定阿Q能否革命等等即是。也就是说，面子有时也是一种权力，至少是决定面子，或授予、剥夺面子的权力，当然也是实惠。
这就不但是“吃得开”，而且是“玩得转”了。
事实上，面子大的人，最让人羡慕之处就是“玩得转”。因为他既然能够决定别人是否有面子及面子大小，也就等于掌握了别人社会生命和政治生命的生杀予夺之权，一般人岂敢怠慢，又岂能不买账?自然上下亨通，左右逢源，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这样的好事，哪个不想?
所以，中国人都要有面子。
不过，面子这东西，也不是想要就能要得到的。除要有实力外，还得懂规矩。面子法则条款甚多，头一条就是“人抬人高”。任何人的面子都是相对的，都只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当两个人真正“面对面”，或有了一定关系时，面子的大小一般都不会相差太远。就算有差别，面子大的一方也能把另一方带起来。比如皇上驾临某一农舍，则该农舍的面子，便不比县衙小；穷丫头嫁给了阔老爷，也至少是个“如夫人”。如，即“相当于”。太太如果是“一品诰命”，则“相当于正部级”的姨太太，便好歹也是个“从一品”。这就是面子的“增值原则”。
因此，获得面子的办法，除攀附有面子者外，抬高对方的面子，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依照“相关原则”和“等值原则”，只有面子大小相等的人才能“面对面”，因此抬高对方，也就等于抬高了自己(同理，如果对方贬低了自己，则一定要贬低对方)。比如赠书赠字画时称对方为“方家”、“法眼”就是。对方是“方家”，自己当然也不会是“外行”；既然能人对方的“法眼”，则自己的书画也就必是“精品”无疑。
何况，对方受到你的尊重、抬举、吹捧，一般的说，心里总是高兴的。如果他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就会有所回报。而且，依照“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原则，那回报往往还很丰厚，比如你称我为“方家”、“法眼”，则我也称你为“天才”、“大师”。这就是面子的“回报原则”。反正这种“礼尚往来”的勾当，多半会是一个合算的买卖。花花轿子人抬人。如欲取之，必先予之。那些会做人的，都懂这个道理。
即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也要懂得如何照顾对方的面子。要知道，任何人都是要面子的，也都是有面子的，只不过大小有所不同罢了。但面子再小，也不等于没有。如果自恃地位高，来头大，面子无与伦比，颐指气使，趾高气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碰巧对方又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也可能“不吃那一套”，甚或“撕破了脸”来对着干，这就会把事情弄糟，自己也很可能下不了台。
所以中国人在谈判、发言、讨论问题时，即便自己有理，提出意见前也总要先说“刚才某某的发言很有道理”，或“阁下果然英明之至”云云，然后再在“但是”、“不过”后面做文章。外国人初到中国，往往摸不着头脑，甚至以为中国人爱说假话，言不由衷，或故弄玄虚。殊不知，前面那些拐弯抹角的话，既不是假话，也不是废话，而是为了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如果开场便说“我不同意”，则对方必然会觉得扫了面子，脸上“挂不住”(也就是面子会“掉下来”)，心中大起反感，对话也就无法进行。可见这种谈话方式，完全是用心良苦，一片好意，而不是耍花招和耍滑头。
懂得这些原则，大体上就不怕没有面子了。
有了面子，还得会用。有面子不用，同然是傻瓜，乱用也是糊涂。面子有如人情，都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人情用多了要亏损，面子用多了要磨损，何时用，何时不用，用多用少，都要掌握分寸。如果面子原本不多不大，又在不该用的时候胡乱用掉了，那就是浪费资源。如果那面子原本就是借来的，又用在不该用的时候和地方，比方说，随随便便给别人用了，到该派大用场或者自己要用的时候再也借不来，岂不糟糕?总之，面子必须用得其时，用得其事，用得其所，这就是面子的“适时原则”。
可以借用，这也是面子的一大特点。因为面子是有覆盖面的。这就像发光体，光芒总有外延。于是光照之下，资源共享，利益均沾。有关系的人既然可以“沾光”，自然也可以“借光”。所以，自己面子不够时，可以借面子，比如和领导合影，请名人作序，吹嘘自己曾和某某一起吃饭等等，都是。当然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请有面子的人出面说情，写条子打电话，插手干预。但这样做代价比较大。最好是借用之后而“物主”并不知情，或不怪罪。不过借得多了，也难免露馅，最好是少借为妙，适可而止。这就是面子的“适量原则”。
面子不管是借来的，还是自己的，使用的时候都要掌握好尺寸。用小面子办大事，事情办不成，还会被人看不起，是丢面子的事；用大面子办小事，或者会被人认为是“小题大做”，或者会被人认为是“仗势欺人”，同样是丢面子的事。俗话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面子的使用也一样。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能“提着牛刀去杀鸡”。这就是面子的“适度原则”。所以，每个人平时都要有足够的储备，这才能择其适用者而用之。储备不足，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