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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的外婆(二)

作品:随遇而安 作者:孟非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3、扛电影胶片机的老爸

    我父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学,一九五九级的。那时候北广刚建校,他们算是新中国广播电视界的“黄埔一期”。一九六三年毕业后,他们分居两地,父亲被分配到西安,母亲被分配到重庆。

    父亲被分到西安后参与了创建西安电视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电视台的前身,据说当时参与建台的总共只有七个人。母亲被分到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小时候,我就住在电台的宿舍区里,到了周末就去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我妈也继承了她的长相,听说当年我妈还是北广的校花。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别人随口的奉承话,后来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学,那帮老头老太太都这么说,我就相信了。当年在北广,我爸妈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其他同学都感到很意外。据说当初追我妈的人挺多,其中有条件相当不错的,但她最终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学习成绩不错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当时,他们是典型的两个不同阶级的年轻人的结合,留给了周围人太多的不解。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们对爱情有着比较纯粹的追求,我妈又属于当时的“文艺青年”,胸怀“进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听说,他们那个班里最后结婚了的有好几对儿。

    当初他们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来自两个家庭的阻力,按当时的话说叫“来自两个阶级”。

    我爷爷是小资本家,在那个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亲成绩不错,做人也低调,加上那时“文革”还没开始,所以考上了大学。父亲家的亲戚们对过去还是挺在乎的,我到爷爷奶奶那里去的时候,叔叔姑妈们偶尔讲起过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对没落大家族的怀念—以前还不敢多怀念,改革开放之后就越发怀念了。虽然爷爷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门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妈们的感情世界里,却饱含了对昔日辉煌的留恋,并很愿意把它放大—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没有一个混得特别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厂里。

    而我外公外婆是穷苦出身,他们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所以,家里谁要是敢在他们面前议论时政、说一点儿“非主旋律”的话,外婆立马就翻脸。我年少轻狂时不知道因为这个被外婆骂过多少次。

    于是,一边是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一边是旧社会的底层劳苦大众,当我父母要结婚的消息传到两个家庭时,可想而知会遭到怎样的反对。反对得比较激烈的是我外婆,这也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我父母一个被分到了西安,一个被分到了重庆。那个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过类似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分居两地的经历。那时想调动工作,尤其是跨省调动,非常困难。他们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团聚,最后才一起调回到南京,因为我爷爷奶奶都在南京—虽然折腾了两次,但最后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到南京之前,我并没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过。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庆来探亲一次。在童年的很长时间里,我对父亲的印象都很模糊,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员一样好听的普通话和他用的照相机—都是禄来、哈苏之类现在仍然价格昂贵的德国高级相机。

    我爸是摄影记者,我们家有很多照片,都是当年他当新闻记者时拍的,那是我们家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都是电影胶片机,新闻记者都用这种机子,现在电视台里拍胶片机出身的摄像几乎没有了。

    当年我父亲扛着电影胶片机几乎跑遍了陕西所有的县,也拍摄过很多中央领导到陕西视察的新闻。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陕西参观访问,我父亲在旁边拍摄,他的同事把他也拍进了照片里。小时候在家里,每次我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式的照片都觉得父亲很伟大。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当年都保存在家里的很多电影胶片盒里,那些铁质的大盒子后来主要用来放我的饼干之类的零食。遗憾的是,几次搬家加上后来父母离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着了,非常可惜。

    父亲给我和我哥拍过很多非常生动的照片,现在看来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现在的单反相机都是自动对焦、自动测光,虽然也可以手动,但是相机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当时父亲用的是双反相机,取景一个镜头,成像一个镜头,取景还是竖式的,用好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是相当需要技术的。当时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闹玩耍的照片,手动曝光,手动快门,还要抓情绪,考虑构图,还不能浪费胶片,拍完之后,还要自己在暗房冲洗。小时候看这些照片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自己玩相机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厉害了。老爸现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机给他,让他没事儿拍着玩儿,结果他却说不拍了,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些日本相机我不会用。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团聚后,我去过西安两次,都是去过暑假。我还记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后,外婆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菜园坝火车站,找了个列车员熟人把我送上火车—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最多也只能够上列车员了。说是让列车员关照我,但人家忙着呢,哪顾得上我。那个列车员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车员休息室,让我在里头坐着。我也听话,挎着一个小包就傻乎乎地坐着,看见她开始扫地了,我还过去帮忙。列车员阿姨连忙说:“别动别动,好好坐着,别乱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时从重庆到西安要坐两天火车,出门前外婆一再叮嘱:“中途在哪儿停站都别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时候你再下,那是终点站。记住,等一车的人都走的时候你再跟着走。”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说好。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一路听见广播里报站,等到听见“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迟疑地跟着下车了。但是西安站那么大,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儿来说,那个世界瞬间变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么多火车来来往往,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我就记着外婆叮嘱的—跟着大人走。于是,我就跟着我们那一列车上的我认得的人走。出去以后是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妈和哥哥会来接我。

    当时也就到大人屁股那么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里,也不知道害怕,谁也不认识,就那么懵懵懂懂地出站了,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我哥叫我的声音。

    暑假过完,我又按照之前来的程序,坐上回重庆的火车。想想现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让孩子这样出门,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治安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大雁塔、华清池、兵马俑这些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但没什么印象了,只对一顿饭印象特别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别高兴,带我们下馆子。那是一个国营大馆子,叫“五一饭庄”,当时是西安最高级的大饭店之一。下馆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高级的体验,因为在重庆,节俭的外婆认为下馆子是有钱人和不会过日子的人干的事儿。她什么都是买回家自己弄,把家里的伙食操办得很好,所以我在重庆就没有下过馆子。

    那天在五一饭庄我和我哥一人点了一碗面,是有浇头的那种,还有两屉小笼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笼包,一口下去我就震惊了,完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回重庆之后,我对小笼包子的幸福回忆持续了将近一年。童年的我心里暗暗地想,我要是当了皇上,天天让御膳房做小笼包子给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笼包子仍然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

    几个月前,在化妆间我偶然跟黄菡讲起这段经历,没想到她也在西安待过,家里人也带她在五一饭庄吃过饭,甚至也特别说到了那里的小笼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九七八年。黄菡比我大四岁,当时她在西安上学,住在亲戚家。听了她的话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个八岁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互相不认识,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饭庄,吃着同样的东西。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两个小孩儿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时出现在了今天的上,这是件多么神奇的事儿啊。

    5、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说的人—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我妈在重庆电台最要好的同事黄阿姨。她是电台的资料员,前几年她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我妈接到黄阿姨女儿报丧的电话时,我正好在吃饭,看到我妈拿着电话听了没有两分钟突然放声大哭。

    我小时候逢年过节有一半时间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这个黄阿姨家。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只要妈妈不在,去的就是黄阿姨家。前面说到的,我妈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黄阿姨家。黄阿姨家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小勇,女儿叫小辉(多么朴素的名字),我们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我妈去西安了,我在重庆,只要放暑假,黄阿姨都到外婆那里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阵子,每年如此。

    黄阿姨话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贤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妈。她老公姓陈,长相酷似朱时茂,也不怎么说话,我一直叫他陈叔叔。陈叔叔是原重庆红岩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他们家。“文革”期间上上下下都在搞运动,陈叔叔却在家里攒零件,省吃俭用,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九英寸的。在当时电视机是高科技的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机拿到院子里放,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一天就播两个小时,就跟看电影一样。

    现在我回重庆去,就看望两家人,一个是舅舅,一个就是黄阿姨的儿女。在我看来,黄阿姨家姐弟两个,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他们带给了我童年最为快乐和幸福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