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少年时，每逢周末，礼堂的前厅里常常举行交谊舞会。我父亲爱跳舞，我母亲很反感，但有时也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为了看着我父亲，其作用相当于警察。可想而知，有我和姐姐在腿间穿来跑去，又有母亲端坐在场边，我父亲就是想有所作为，恐怕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前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宽敞华丽，但长大以后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实际的空间非常狭小朴素。令我对儿时的所有记忆都产生怀疑。
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拍一部反映儿时生活的影片，我应该按印象中的环境拍摄，还是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孩子的视线看礼堂的门把，又大又高，成人却不然，究竟哪一种视线更真实呢？思考的结果是，应该按照孩子的视线拍摄，那才是童年。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
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5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排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龇牙咧嘴。
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铭刻在心。
印象中我在礼堂里看过许许多多数也数不清的电影，令我眼界大开。细一琢磨，这事有点不靠谱。我六五年上小学，文革是六六年开始的，我七六年高中毕业，文革也于同年结束。
这期间我不可能看了数也数不清的电影，我看了数也数不清的“新闻简报”还差不多。就是想给少年时代贴金也不能这么编。真实的情况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有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在那座礼堂里，好像是，六五年还是六四年我记不清了，现在回想应该是戏曲片。印象中看见穿古装的人非常的害怕，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一半我开始哭，说什么也不要看了，母亲只得带我离去。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直到今天仍对古装片提不起兴趣。但《半夜鸡叫》我就很喜欢，一点也不害怕，觉得特别好玩。
一个狠心的地主，为了让小孩早点起床干活，想出半夜学鸡叫的主意。影片非常喜剧，而且特别有想象力。正是从小受到《半夜鸡叫》的熏陶，不知不觉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日后当我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时，才会对喜剧情有独钟；才会充分地意识到想象力的重要性。
在我的记忆中，《半夜鸡叫》是我在礼堂里看过的最好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
毫无疑问，也是礼堂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王朔的小说？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王朔与我同是五八年的狗，想必他也在他的礼堂里看过《半夜鸡叫》。少年时的他，看到地主学鸡叫，肯定也是乐得前仰后合。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在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党校的宿舍楼要拆了。院里差不多同龄的一帮40多岁的孩子，约好了从各地赶回来，在那两幢伴随我们长大的宿舍楼前合影，留个念想。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党校的大门外聚齐，然后洋洋洒洒几十人走进党校的大院，绕过主楼，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的礼堂走去。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长大，好像我们依然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到了点，先下楼的就站在楼下扯着脖子一个一个地往下喊，凑齐丁一起去礼堂看电影。
李超，你丫快点，就等你了。
小万，怎么还不下来。我们可走了。
光路你丫有票吗？
哥们今儿下午就给礼堂厕所那窗户的插销拔开了。
我呢，小卫悄悄的，给了我一把礼堂后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