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岁末，我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差，在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预测马年运程的书，从书里得知，属狗的人零二年的运势是好坏参半。一年下来，我的感受是“诸事不利”。
先是因为心脏在拍摄《大腕》时闹了点小情绪，不好好跳了，身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人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起卧坐行轻拿轻放。
那是去年5月13日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在机场拍戏，一切准备就绪，刚拍了一个镜头，我突然感到心里一空，身体一下子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传遍全身，我坐在导演椅上，望着在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说不出话来，我想，我完蛋了。
我的同事老韵，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2001年5月13日晴
早7：10全体出发，8：30全部准备完毕并开始拍摄。
第一个镜头完成后，导演向制片主任布置，希望尽快印出一批样片给唐纳德萨瑟兰看。因为前一天拍摄时老萨曾为摄影使用广角镜头拍摄他与摄影师张黎发生不快，老萨坚持拍他只能用50毫米以上的镜头，而张黎告诉他，虽然用的是25毫米的镜头，但拍的是中景，不会变形，老萨因此闹了情绪。导演希望用样片证明摄影师是对的。正说着，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导演瞬间感到心脏不舒服，脸色煞白，满脸虚汗，陆主任赶紧将他扶到车里，并叫我把速效救心丸给他吃了两颗，导演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要马上去医院，王益民叫来了机场急救室的医生，经在现场初步诊断，血压160、心跳150，看情况导演有些挺不住了，小陆急忙开车把他送到民航急救中心抢救。
大家都很关心导演的情况，我安抚关之琳和保罗两位演员，大队待命，急切等待医院消息。事发时间：早9：40。
10：20，医院方面来了电话，导演让小陆告诉我，请张黎把机场的这组戏拍完，他的病情还在观察之中，心电图、血压等，在药物的控制下已经趋向稳定，但仍不敢大意。听陪在旁边的人说，导演仍处于极度难受之中，他的联想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怕，《大腕的葬礼》要把“葬礼”两个字去掉，太不吉利。
午1：00，王益民回到拍摄现场，他告诉我王中军夫妇在医院探望，嘱咐小陆要对导演的生活作息严加管教。此时我们已经拍完7、70场，甩下71场车上的戏，大队回到第二拍摄点，紫金宾馆。
已安排关之琳和保罗回酒店待命，现在是正午，顶光不利于拍摄，导演还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23、66、68场的群众演员，服装，道具已准备完毕，全部等候在现场。
2：30，导演回到拍摄现场，脸色仍然惨白，他要求还是把今天的戏拍完，并由张黎指挥。迅速接来小关和保罗，拍摄23场。4：30完成拍摄，进入66、68场的准备，导演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坐在监视器前和张黎讨论拍摄方案。拍摄组的工作人员都很出色，这么大的场面，布置的井井有条。导演很满意，5：40，完成拍摄。
导演指示：明天的拍摄照常进行，地点，气氛，顺序不变，上午10：00准时开机。
晚6：00，大队撤出现场，道具撤景。
据医生说：冯导演的这次突发性的病症是很危险的，心脏疾病在40岁以后发病率较高，尤其是休息不好，劳累过度，烟酒过多，都会爆发。要提醒、监督导演不许胡来。
下午王中磊夫妇也到现场慰问。
人过鬼门，气度霄关。
这是一位没见过面，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高人，拿着我的出生时辰，沉吟良久，说出的一句话。
走入2002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夸张的惊恐中度过的。稍有不适，即刻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
记得春节过后，我携徐帆去纽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住在酒店里，夜里被噩梦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因为徐帆不会英语，周围又没有其他人同行，我一着急单词也都忘了个干净，内心的恐惧难以言传。幸好徐帆沉着，表现出奇的冷静，和颜悦色哄孩子一样分散着我的注意力，使我的心脏恢复了平静，渐渐沉睡于她的怀中。天亮了，我拉开窗帘，俯瞰第五大道上的时代广场，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又都恢复了生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最明显的进步是，又开始想抽烟了。
这里我想说说，我对所谓“中国电影周”的一些个人看法。说穿了，就是由一两个美国穷人，打着热爱中国电影的旗号，从中国的制片厂免费拿到一些电影拷贝，在美国华人集中的城市转着圈的卖票放映，从中有利可图的个人行为。国内的电影制片厂也全无版权的概念，拷贝一撒手就是几个月，条件只不过是几张往返美国的机票。“电影周”放映的电影院条件环境都很差，观众大部分是华人，也有少数闲着没事跟着起哄的白人，因为这些人有强烈的中国情结，看什么破片子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掌声与影片的质量无关，只能反映新老华侨的爱国热情。不明真像的导演误以为自己拍的影片多么伟大，回国后马上约记者采访，据此抱怨国内的发行公司和观众对他影片的冷落是不识货，吹嘘他的影片在美国放映引起轰动。其实也就是寄居美国的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一个派对，主流媒体对此只字未提。所谓的中美文化交流，说白了还是华人与华人的一次收费联谊会，跟美国大众八竿子打不着。
身体恢复的同时，华谊兄弟太合影业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共同出资，为我买下了南京作家赵本夫的小说，。这篇小说最早是由葛优的妈妈推荐给我的，大意是写：一男一女两个贼，遇到一个在新打工，带着积攒的6万块钱，只身返回故乡的憨厚农民，女贼被农民的朴实和善良感染，不想让他走出“天下无贼”的梦话，于是千方百计，一路保护，最终连自己带男友一起搭了进去。我看了小说之后，非常喜欢，认为好好改编，能拍成一部，好看又非常人性，浪子回头式的商业片。但因为当时有其它片约在身，拖了下来，后来小说的改编权被一家公司买走，不了了之。
《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向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当场翻译给了她的老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即表示：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就拍这个。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企业来说，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历时几个月，故事才能送到盖瑞斯老人的办公桌上，能够从导演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到拍板立项，仅仅半个小时，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长期合作的良好愿望。
老头曾对我说：原先你的影片没有出过国境，外面对你不了解，《大腕》就当是一部推广冯小刚电影的广告片，为第二部、三部电影打一个基础，预热你的海外市场。
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地吹嘘和好莱坞的眉来眼去，有些人一定会十分反感，记得《大腕》在电影学院放映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曾这样问我，《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我们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应该是狼狈为奸，生出来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狈。狈因为和狼的勾结更加凶悍，狼因为和狈的杂交更加狡猾。这是一单双赢的买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还强调，和他们合作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完了觉得自己挺不仗义的。总之，这种合作，拍的还是中国人的电影，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市场，划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