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离开上海不到两个月，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的华清池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
美国朝野上下一片骚动，西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一天之内，成了美国民众最为关注的话题。《纽约时报》大楼的屋顶上用霓虹灯显示屏滚动播报事态的最新进展。
广大的在美华侨忧心如焚，这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进则团结抗日有望，退则陷入更混乱的内战。
林语堂嫌广播报纸信息太慢，带点简单的吃食，一屁股坐在时代广场的台阶上等最新的电讯，从早到晚。那些日子，时代广场到处都是脸色焦虑的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紧紧地拧在了一起，等着大洋彼岸，祖国传来好消息！
一个星期后，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公开讨论会。大会安排了三个美国人，三个中国人发言。林语堂首当其冲，余下的两位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和撰文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卖国投降论调的胡秋原。
林语堂做了仔细的资料收集，发现美国公众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有违事实，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报纸声称这是一次政治绑架，而且，由于张（Chang）和蒋（Chiang）的拼写和发音近似，很多美国人连到底谁抓了谁都搞不清楚。一上台，林语堂就凭借专业的语言学知识，用国际音标区别了两字的读音，再详细介绍张、蒋两人的身份、背景。他说，抓人的是张，被抓的是蒋，抓人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民族大义，凭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西安事变只会是喜剧而不是悲剧。他甚至大胆地推测，张学良会无条件地放了蒋介石，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听众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中国人名复杂，美国人要分清楚就得出一身汗，林语堂的发言可以说是对症下药，解了美国公众的疑惑。
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事情果真像林语堂所说的那样，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一下飞机就软禁了张学良，这位风流倜傥的少帅自此深陷囹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空余怅恨！
几乎同一时间，上海新闻媒介大版面刊登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签名的是21位代表不同政治倾向的知名作家，林语堂就是其中之一。
次年7月，日军挑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身居美国的林语堂为远隔千里的故乡牵肠挂肚，他字字铿锵地撰写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为了更好地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他多次写文章批评美国所谓的“国际友谊”和“中立”态度，刊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等发行量大的媒介上。他是美国当红的作家，说的话有力度，有人听。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就是请林语堂去讲述中国抗日的坚定立场。
第13版重印，林语堂不分昼夜，赶写了《中日战争之我见》，足有80页，补作书的第十章。他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北京沦陷后，南京惨遭日军蹂躏，林语堂愤然写了，血泪控诉日本鬼子惨绝人寰的恶行！
他以明星般的号召力，呼吁美国民众对华政策倾斜。中国在美的新闻宣传者纷纷表示庆幸，他们东奔西走，才不过在报纸上争取到三五行的篇幅，而林语堂轻轻松松就发表了一系列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他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广告效应。
日本舆论界认为，美国在中日战争中一面倒，部分就是因为中国有像林语堂这样极具海外知名度的作家大造舆论的结果。
不仅林语堂自己出马，林家可谓全体披挂上阵。一向不理国家大事的廖翠凤在林语堂的支持下，出任了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中国妇女救济会副会长。她每天到救济会办公室办公，常常加班到深夜。三个女儿对翠凤说：“妈啊，你安心地忙，我们会自己洗衣服、做饭，把爸爸照顾得好好的。”
救济会的主要工作是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斗争，并募集资金，资助国家。在美工作的华人女工、超市店员、开饭馆的小老板……只要是中国人，都站起来，走上街头，有的发传单，有的唱京剧，有的在美政府门前喊口号，数百万的旅美华侨劲往一处使，为守护家园用尽每一分力量。救济会募捐到的资金一毫不差地汇到中国。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林语堂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引起了公众广泛的注意，他坚定地指出，法西斯再凶狠，战争再暴虐，也不能毁灭人类的文明。
而在数月前的世界笔会上，林语堂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作为特邀嘉宾发言。林语堂的演讲题目是《希特勒和魏忠贤》，他说：“当今有德国人以希特勒喻耶稣，就像中国有一位儒者提议擅政独裁的魏忠贤和孔子应当有同样的地位。惟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他的官吏给残杀了。但是魏忠贤虽是声势显赫，却免不了人民的暗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魏忠贤后来迫得只好自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惟一出路。”
一语成偈，5年后，妄图征服世界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在不足10平米的地下室饮弹自杀了。
1940年5月，林语堂回国了。
在香港避难的廖家女人七嘴八舌地问：“你们住在美国好好的，何必回来呀？”
“四川有很多老鼠，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你们怕不怕？”
“不怕！”三个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
装备精良的日本军本想一个月内解决看似一盘散沙的中国，却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民拖成了持久战，战争消耗太大，于是歇斯底里地轰炸大后方的重庆，企图逼民众就范。
刚下飞机，林语堂就听见学生们在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豪情干云！
林语堂自觉胸中荡起一股持久不断的热浪，激动不已。
触目所及，都是轰炸后的断壁残垣，残存的房屋上贴满了标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陪同的张先生指着一块空地说：“去年这里有500个人被炸弹炸死，现在是5月，‘轰炸季’刚刚开始。林先生，您回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啊！”
林语堂面有深意地微微一笑。
林语堂有意对此次回国低调处理，但是敏感的新闻界嗅出苗头，想方设法地安排了采访。
穿着最喜爱的淡灰色中式长衫，林语堂出席了记者会。
“林先生，听说你这次回国是为了‘做官’？”第一个问题刁钻狠劲。
林语堂气定神闲地吐出一口烟，缓缓道来：“我是书生，做人民的父母之官，非我书生本色。做人有做人的良心，做官有做官的良心，文人是不适合做官的，我没有官瘾！”
话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看法。
重庆陪都需要这样的新闻振奋人心，林语堂也乐于提供这样的消息。他兴奋地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之后，美国人以为中国不行了，可是中国人越战越勇，美国人也改变了看法，美国的很多官方报道说，日本已经陷入山穷水尽！”
“那您觉得，美国人对汪伪政府怎么看？”在座的记者相互点点头，显然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汪精卫是什么东西？”林语堂愤怒地站起来，语调严厉，“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幽默大师果真名不虚传，记者们会心地哈哈大笑。
林家住在离重庆40里的北碚，第三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林语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报，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勇敢无畏。凤如她们和衣而睡，以便随时逃跑。不久，一家人迁到了缙云山的一座寺庙里。而北碚的房子中了“头奖”，被炸成了两半。
自从回国，不叫一日闲过的林语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竟然一直没有动笔。他想，提着脑袋跑警报能有什么用，还不如出国为抗日宣传，起的作用更大。
他写信给宋美龄，征求她的意见。标榜不左不右的林语堂明确表明了“亲蒋”的立场。
宋美龄完全同意。
林语堂接受了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有传闻说，林语堂是拿了当局的钱，拿人手短，才替蒋介石说好话的。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严词反驳说，接受“顾问”身份，只为了拿“官员签证”，可以免去6个月回国重新申请签证的苦，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历史的真实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今天无从而知。但是，林语堂返美后，对中国民众团结一心抗日的宣传还是正面而积极的。
离开重庆之前，林语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年的小青年，今日的“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就在这幢半塌多鼠的房子里，创作了被他戏称为“对抗战文学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
惊鸿一瞥的回国经历遭到了众多的责骂。舆论界议论纷纷，回国时有人说：“林语堂镀金回来了！”“林语堂赚够洋财了！”赴美的时候他们又说：“林语堂拗不过跑警报，又回美国去啦！”
连大女儿林凤如都不理解父亲，在香港机场哭得死去活来，她说，身为林语堂的女儿，时时受到优待，她宁愿像个普通青年，穿草鞋，吃糙米，在医院里帮忙，抗战到底。
郁达夫实在看不过眼，说了公道话：“林语堂氏究竟发了几十万洋财，我也不知道，至于镀金云云，我真不晓得，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氏是靠去上外国一趟，回中国来骗饭吃的么？抑或是林氏在想谋得中国的什么差使？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实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这若说是镀金的话，我也没有话说。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
林语堂没有辜负郁达夫的信任。
《纽约时报》整版刊登了《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一文。他还以读者名义，投书《纽约时报》，直接指责英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派手法。他说，美国口口声声说同情中国人，背地里却大卖石油、武器、军用物资给日本，支持侵略者的屠杀，迟早会自食其果。这篇专访发表的期间，日军连续疲劳轰炸重庆达7天，导致大隧道防空洞窒息事件，有两万人丧生。
《新民国》、《大西洋》、《美国人》、《国家》等杂志都刊发了林语堂的专稿，分别谈论“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枪口直对日本”、“地方对亚洲需有政治策略”等问题。他在东西海岸之间飞来飞去，马不停蹄地四处演讲，争取美人的实质性帮助。
1941年底，林语堂参加时代、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的家庭聚会。用甜点时，鲁斯夫人突然用汤匙敲敲玻璃杯，一字一顿地说：“各位拥护孤立主义者和拥护姑息主义者请注意：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美国客人慌乱无比，急忙打电话，开广播。林语堂继续吃甜点，不紧不慢地解释到：“这无非在所逆料。”
罗斯福终于承认对华援助是“太少，太晚”。美国对日宣战。中国作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扬眉吐气。在美的华侨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林语堂创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获得新生的故事。
1943年，出版。内容包括“白人的负担”、“美国孤立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亚洲的前途”、“现今时代主要问题的关键”等。
同年秋天，林语堂携着亲自翻译的，再度回国作了6个月的旅行。在重庆中央大学，他发表了《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在战后重建和国共对峙的紧要关头，林语堂大讲东西文化的融合，显然是不和时宜。郭沫若、田汉、秦牧等左派作家群起而攻之。
他6次被蒋介石夫妇接见，政治倾向越发的明朗化。
在西安，林语堂遇见了旧同僚沈兼士。沈兼士告诉他，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日本御用的教育部长，每天晚上听见中国青年被日军毒打虐待的哭嚎，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熟视无睹。林语堂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作人太冷，所以干作汉奸。……冷尤可怕，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
回到美国后，林语堂成了重庆当局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昨是而今非，蒋介石政府已经不是抗日初期的正面力量，贪污腐败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民众对此无甚好感。他的新书《枕戈待旦》因为明显的“亲蒋”立场，而被“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冷落了。更有莫名其妙的流言传出，说林语堂是收了何应钦的两万美元，见财起意，才为当局这么卖力。在纽约市政厅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当众提了这事，林语堂气得拂袖而起，“什么两万美元，我们当众说清楚！”
林语堂也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那时……我是惟一为蒋中正先生效力的。当时，我把喉咙都喊哑了。”
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归会失败。王国维、辜鸿铭就是明证。林语堂为腐朽的蒋家王朝摇旗呐喊，终究无可奈何地湮灭了。
然而，他毕竟是中国人，有血气，遇上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他站得稳脚跟。1959年，美国参议院荒唐地提出“两个中国”的谬论。华人世界为之震动，林语堂牵头，带动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当即签署了《康隆报告的分析：亚洲人所见的谬妄和矛盾》，反对美人分裂中国的险恶祸心。
他义愤填膺地说，美国两个中国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人！美国人迫人太甚，必须有“他妈的”和“去他妈”的劲儿，才能打战！
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记下了林语堂说这话时的情形：
他说这段话时，是站着说的，浑身用力，双拳并举，两眼要迸出火星似的。我真没想到林氏是这样快人快语。可惜那一刹那没留下镜头，否则必是一副动人的身影。虽然如此，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景象。
“梦想无论多么模糊，总会潜藏起来，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变成现实的事情，像种子在地下萌芽，一定会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是很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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