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梦想没有失败者。
林语堂说：“一点痴性，人人都有，或痴于一个女人，或痴于太空学，或痴于钓鱼。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林语堂的痴性，在于发明中文打字机。
商务印书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推出了中文打字机，以康熙字典检字法分类排列，机上有2500个印刷铅字的常用字盘，遇上冷僻字，得从备用的3040个字盘里找出来，再安在机器预留的空白处。打字员要学习三四个月，才能熟练地打字。
这样的打字机太笨拙了，林语堂坚信他一定能发明人人可用、不学而能的打字机。
20世纪30年代初，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到瑞士参加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年会，顺道到英国和工程师研制了打字机的模型。廖翠凤带着孩子在娘家住了大半年，面上无光，满心以为丈夫会从国外带点礼物封住亲戚们的嘴，结果林语堂口袋里只剩下三毛钱和一台不完整的模型。
1946年，林语堂五十有一。最近这几年，他顺风顺水，大走文运，书是一本接一本地畅销，又接连被美国好几所知名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哲学家”、“作家”、“才子”、“爱国者”、“世界文士”等赞誉不绝于耳。最关键的是，他已经聚集了十几万美元的家产，有了发明打字机的财力——他是现实主义的梦想家。
年过半百的林语堂被这个念头折磨得日夜难眠，仿佛回到青春年少的激昂岁月，为了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忘我地往前冲啊，冲啊。以他当时的名望，要申请某个基金会的研究经费是轻而易举的。然而他想自己来，一则，“自小一见机器便非常喜欢，似被迷惑”，二则，中文打字机的发明权不能落入外国人之手。他找出在英国制造打字机的设计图，着了魔似的，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坐在书房的大皮椅上，排字、拆字、画图，把汉字排列了再排列，键盘改了又改。
人人可用的打字机首先要有一个人人可用的键盘。中国汉字复杂多变，想在方寸之间通过组合搭配表示出来，是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语言学家对康熙检字法作出了改良，林语堂在上海10年，陆续提出了“汉字索引制”、“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检字”等革新方案。他把所有资料汇总更新，根据方块字的特殊性，发明了崭新的“上下字形检字法”，取字左边最高笔形和右边最低笔形为原则，放弃笔顺，只看几何学的高低。他进一步想出了用窗格来显示部首末笔的办法，在电脑问世之前，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发明。
林语堂没有受过专业的机械训练，便亲自到唐人街找人排字做模，然后请一家小型机器工厂制造打字机的零件。他还专门请了一位意大利的工程师协助解决机械难题。美国的人工之贵，难以想象，而且打字机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做得好，新问题不断冒出来，拆了做，做了拆，林语堂耗尽了所有的时间、精力，那十几万美元的存款也一声不响地化成了泡影。
高额的费用难以为继，可打字机已经初具雏形，况且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任谁也不愿放弃。林语堂不得不向富裕的老朋友赛珍珠夫妇借钱，要求预支数万元版税。他是华尔希庄台公司最大的摇钱树，从私人关系而言，双方也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平时你来我往，处得和一家人一般。林语堂以为问题不大，华尔希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林语堂这才领教到美国式的人情冷暖。他向银行贷款，又向多年的挚友、古董商卢芹斋先生借了一笔钱，难产的打字机总算诞生了。
1947年5月22日早上11点，林语堂小心翼翼地把“明快打字机”从工厂抱回了家，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架打字机高9英寸，宽14英寸，深18英寸，64个键取代了庞大的字盘，每字只需打三个键，一分钟可打50个字。
林语堂上下摩挲着这个可爱的玩意，就像他新出生的孩子，怎么也看不够。这个孩子，花了他12万美元，半生的积蓄，外债累累，可这是他的梦，一个美丽的梦，现在实现了，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玉如，你来试试！”
林太乙紧张得手心发汗，任意挑了几个字，就像英文打字机广告所谓的“寻到键钮就打”。“嗒”、“嗒”、“嗒”，字清楚准确地在那一头显示出来，一个，两个，真正是不用学就人人可用的中文打字机！
“阿爸，你终于成功了！”太乙兴奋地一把抱住父亲。
廖翠凤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又欠下许多债，她焦虑得晚晚偷着哭，恨丈夫孩子气的固执，可眼见语堂这般的高兴，她又恨不起来。
林语堂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专利书长达8万多字，蓝图39幅，林语堂戴着老花镜，每个字都仔细斟酌。历时六年半，这项专利才被批准。
不久之后，雷明顿公司来信说对打字机有兴趣。林语堂心花怒放，赶紧叫二女儿当帮手去示范表演。当天下着倾盆大雨，他把宝贝打字机放在木箱里，再用油纸仔细包好，一路紧紧抱在怀里。
长方形的会客厅里坐了十几个高级职员，角落里有个小桌子，太乙把打字机放好，立在一旁。林语堂先简单说明了汉字打字机的广阔市场及其优点，然后指示女儿开始打字。
会议室里安静无比，十几个美国人张大了眼睛，想看看以文才著称的林博士有怎样奇妙的发明。
太乙拧开电钮，按了一键，打字机没有反应。她再按了一键，还是没有反应。太乙慌乱地看了父亲一眼，接连按了几个键，打字机半点动静都没有。
林语堂几步并作一步赶到太乙身边试打，还是同样的情况。他心里翻江倒海，紧张得略微颤栗，噼里啪啦地试按不同的键。办公室里一片肃穆，只听见打字机键盘“嗒嗒”的声音，美国人开始不耐烦，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试了几分钟，林语堂毅然停下来，半鞠躬地致歉。他默默地抱起打字机，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办公室。太乙小跑着跟上父亲。外面还下着雨，汽车驶过，溅起大片的污水。太乙想帮年迈的父亲抱那不争气的笨东西，林语堂不肯，执意地往前走。太乙分明看到，父亲的腿在发抖。
好不容易打到出租车回了家。卸下湿漉漉的油纸，林语堂点了一袋烟，吸得很凶。“怎么回事？昨天在家里还好好的！”太乙没话找话。她知道父亲的落寞和受伤。她本来想问明天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
林语堂吸完烟，长嘘了一口气，镇定地拨电话给工厂的机械工程师。那人来了以后，用螺丝刀动了几下子，打字机就运作如常了。林语堂阴沉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翌日，记者会正常举行。林语堂骄傲地说：“这是我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纽约各大报章以显著标题刊登了林语堂发明打字机的消息。林家对外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试验了中文打字机后，致函林语堂说：“明快打字机是第一部无需记得字位或字码，甚至无需看键盘即可打字的打字机。这特色仅仅是该打字机许多明显的特色之一，但只凭这个键盘，明快打字机已经比其他所有中文打字机高明。本人诚挚向所有汉字书写的人推荐。”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则来信说：“语堂兄，日前在府上得用你的打字机打字，我非常兴奋。只要打两键便看见同类上下形的8个字在窗格出现，再选打所要打的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还有个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
正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我对这部打字机的简易打法非常惊奇。这不但是中文打字机的改良，而且是极具价值的发明。”
很多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商人、唐人街的华侨等纷纷赶到林府，拿着字片对着林太乙喊：“林小姐，林小姐，打这个！”
鲜花、贺电纷至沓来，把个林府装点得热闹非凡。林语堂心满意足，得意洋洋。
那位意大利籍的工程师看见“明快打字机”轰动纽约，以为有利可图，来了一封加急挂号信，说打字机是他发明的，要是林语堂不承认，就法庭上见！林语堂哭笑不得，这位工程师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还要来争夺发明权，真是荒谬！林语堂只得请律师来对付他。
“明快打字机”虽然赞誉连连，其实只是叫好不叫座。国内战乱频仍，美国的公司没有一个肯投产。林语堂那12万美元等于是打了水漂。
一天，语堂和太乙坐在计程车里，他把玩着一个纸型键盘，得意地说：“我这个打字机的发明，主要在利用上下形法的键盘，其他机械上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那么，你假使只把汉字照上下形检字法分类，弄个纸型键盘，像你手里拿的一样，不就可以向人推销了吗？”太乙大惊，战战兢兢地接着问，“当时有没有制造模型的必要？”
林语堂看了太乙一眼，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轻声说：“也许不造模型也可以推销。但是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造一部打字机，使我可以真正的打字。”他顿了顿，“我当然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
“明快打字机”成功的消息传到国内，又有人编造谣言，说林语堂大发横财。这回是胡适出面辟谣，他说：“你们不要胡说八道，林语堂为了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了。”
4年后，林语堂把打字机的发明权连同艰难诞生的“明快打字机”卖给了默根索拉公司，仅得25000美元。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说，“我的发明有用了！有用了！”由于造价太高，默根索拉公司最终还是放弃了。后来，林太乙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有一次到美国旅行，想把“明快打字机”的原型找回来。几经波折，她联系到当时参与研究的一个工程师。
“啊呀，你来迟了3个月！”工程师叫起来，遗憾地说，“那部打字机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放了19年。3个月前，我们公司从布克林区搬到长岛，我的办公室堆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把许多东西，连你父亲发明的打字机在内，丢出去了。”
“丢到哪里去了？”太乙急切地问到。
“丢到垃圾站。”
“会不会有人捡去了呢？会不会有人看中那漂亮的木箱，捡去了？”
“可能性不大。”
“我可否在贵公司的告示板贴个广告，悬赏若干元，以求追回那部打字机？”
工程师觉得好笑，“我想是没有用的。垃圾车早也把它收去了。”
1985年，林太乙姊妹授权台湾神通电脑应用“上下形检字法”于中文电脑产品。神通电脑称之为“简易输入法”，并打出“两个钟头学不会，请吃一碗牛肉面！”的广告语，证明是简单便捷。
这一年，林语堂谢世已经9年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