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或是一个英国商人，在他的生活中，什么是对快乐的最大的妨碍？他会说：“生存竞争。”他这话是肺腑之言，他相信确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这话是对的；但从另一层意义、而且是更重要的意义上来看，事情未必这样。当然，生存竞争是确实存在的。如果我们是不幸的，我们就得去为生存而斗争。例如，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人公福尔克就得如此。在一艘被遗弃的船上，他是仅存的两个拥有武器的人之一；除了对方，已经别无泄物聊以弃饥了。当这两人吃完了原先一起分享的最后一点食物后，一场真正的生存斗争开始了。福尔克赢了，但是从此以后，他却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这并不是商人们所声称的“生存竞争”。这一词语对于商人来说，只不过是他们用以赋予实质上琐碎的事以重要性，随手拈来的不精确的表述c试问一下，他们这一生活阶层的人中，有几个是死于饥饿的？再试问一下，在他的朋友破产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明白，一个破产商人，在物质享受方面，比起一个从来还设富裕到有可能破产的人来，条件要好得多。所以，人们平常说的生存竞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竞争。他们在竞争中感到可怕的，不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能否吃到早饭，而是他们将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令人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很少认识到，他们并没有处于一架无法摆脱的机器的支配下，而是处于一架踏车上；他们没有注意到是踏车未能把他们送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所以依然处于原来的位置。当然，我这里所指的实际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大商人，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依赖这些收入生活下去。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不光彩的，就像面对敌人临阵退却。如果你；司起他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何种公益事业时，他们在对紧张生活中那些广告的陈词滥调寻思苦索一番之后，依然哑口无言.
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吧。我们假定，他有一套华丽的住宅。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可爱的孩子们。清晨，当所有的家人尚在梦中，他一觉醒来，急急忙忙地赶往办公室。那儿他的职责就是展示自己作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才干；他下颚紧绷，说话明快果断，旨在给除公务员以外的每个人留下一幅精明强干。谨慎持重的印象。他口授信函，和许多要人通话联系，研究市场行情，然后与某位正在或试图与他办交易的人共进午餐。下午，一样的事情继续进行。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又赶着换好衣装去赴晚宴。餐桌上，他和另一些同样疲劳的男士还得在女宾面前装作快活高兴的样子，而这些女宾还丝毫没有倦意。谁也说不准还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忙人才能摆脱这种场面。直到最后，他才得以入睡，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几个小时。
这些人的工作日就像是一场百米赛跑，但是这场赛跑的唯一目标却是坟墓。那种适合于百米赛跑的全神贯注，在这儿最终达到了极点。他对自己的儿女有什么了解？平时地呆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则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他对妻子了解多少？当他清晨离开她时，她仍在睡梦中，整个晚上，他和妻子出席社交活动，这种场合里是不可能进行亲密交谈的。他在男人中也许没有一个真实可信的朋友，尽管他可能会有许多故作亲密的朋友。春华秋实，他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足迹遍布许多国家，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倦怠之情。对他来说，书籍毫无用处，音乐是故弄玄虚。时光花等，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全副心思专注到生意事业上，业余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在欧洲，我见过一个这种类型的中年美国佬，他正和妻子女儿一起旅行。显然是妻儿们劝这个可怜虫该度个假期了，该让女儿们有个机会来看看欧洲。母亲和女儿们兴奋地围着他，向他指点每一处令人惊奇有趣的景象。这位一家之长呢，则显得疲惫不堪、心绪烦乱。此时此刻还在担心办公室里业务进展如何，棒球场上比赛情况怎样。最后他的一家子女人们全对他失去了希望，认为男人们全是跳力斯人。她们从未想过，他正是她们的贪欲的牺牲品；确切地说，在一个欧洲旁观者眼里，他实在同殉夫自焚的寡妇不相上下。或许十有八九，这个寡妇为了贞法、名誉和教规律令，是自愿自焚献身的。商人的天命和荣誉感促使他去挣更多的钱；因此，像印度寡妇一样，他是非常惬意去接受痛苦折磨的。如果这个美国商人要想使自己幸福，首先他得改变自己的信念。只要他在追求成功的同时，还完全相信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否则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然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焦躁不安，他就不可能得到幸福。以投资为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率百分之八的风险投资，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资。结果是，金钱不断地丧失，人则为之担忧烦恼不已。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现代人，他们希望得到的则是再多的用以炫耀自己的金钱，以便胜过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们。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所有的势利意识，较之那些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而且尽管金钱本身很难使人声名显赫，但要达到声名显赫，没有金钱也不行。再者，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商水平的尺度。大款一定是个聪明人，反之，穷光蛋就肯定不怎么聪明，没有人愿意被人看成傻瓜，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一个人便会像年轻人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我认为应该承认，破产所带来的真正的，虽则是非理性的恐惧感常常会进入商人的焦虑意识里。阿诺德·贝奈特笔下的克莱汉格，无论他变得多么富有，却总在担心自己会死在工场里。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在童年时饱受贫穷折磨的人，常常为一种担心自己的孩子遭受同样的命运的恐惧所困扰；他们还常常产生这种想法，即很难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在创业者一代中，这种恐惧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从来不知一贫如洗为何物的人来说，则很可能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怎样，他们只是问题中一个较小的例外而已。
问题的根子在于，人们过分地强调竞争的成功，以至于把它变成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认，成功意识更容易使人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在整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一定的意义上，金钱能大大地助于增进幸福；而一旦超出这种意义，事情就不一样了。总之，我坚信，成功只能是幸福的构成因素之一，如果不惜以牺牲所有其他一切因素以得到它，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流行于商界的那种生活哲学。客观地讲，在欧洲，仍然存在着一些享有崇高声誉的职业。在有些国家，贵族阶层依然存在。在欧洲，除了少数几个小国之外，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如陆军和海军都受到极大的尊敬。的确，不管一个人的职业是什么，成功中总有竞争的因素。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为人们所尊重的不仅仅是成功，还有那优异的表现。不管其形式如何，成功都得依赖于这种表现。一个科学工作者也许会去挣钱，也许不会。如果他去挣钱，他不会因此受到更多的尊敬。看到一位著名的将领或舰队司令生活清苦，没有人会感到惊奇。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贫穷还真是一种荣誉呢。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在欧洲，真正完全为了金钱的竞争仅限于部分职业内，而且它们大多影响不大，也不是最受尊敬的。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根据他们的标准，军队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是很小的，影响也不大；至干说到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外界没有人能知道一个医生懂得多少医学知识，或是一位律师是否确实精通法律，因而判断他们成就大小的简便方法，便是根据他们的收入以及生活标准。说到教授，他们不过是商人的雇工，同那些古老的国家相比，他们受到的尊敬要少多了。这一切的后果是：在美国，专家紧随在商人后边，亦步亦趋，而不是像在欧洲那样自成一家。因此，在整个成功者阶层，没有什么东西有这种功能，它能减少那些完全是为了金钱成功的竞争。
美国的儿童从小就知道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如果哪一项教育里没有金钱的价值，他们就不愿意为此下功夫。教育曾经被公认为是一种欣赏和享受能力的训练——我指的是对那些更为高雅的事物的欣赏享受，这对从来没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18世纪，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情趣，是“绅士”的标志之一。今日我们也许不同意他们的爱好，但至少这是的确存在的。现在有钱人则是另一种类型。他从不读书。如果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他试图建立起一个艺术画廊，那么对于绘画作品的选择他得依靠专家去做；他从中得到的快乐不是对这些作品的欣赏。而是因阻止别的有钱人拥有这些绘画作品而产生的一种快乐。至于音乐，如果他正好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也许真有点欣赏力；否则，就像在其他艺术方面一样，他也没有任何修养。这一切的后果是，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打发闲暇时光。他变得越来越富，因而挣钱也越来越容易，最后，一天里只要花五分钟，他挣的钱就多得叫他都不知如何去花了。于是这可怜虫反而因为自己的成功无所适从。只要成功本身被当作生活的唯一目的，其结果必然如此。除非一个人懂得获得成功如何去应付它，否则，成功的获得必然使他成为厌烦的猎获品。
心理的竞争习惯很容易侵入本来不属于它的领域。以读书为例。读一本书，往往出于两种动机：一、因为你欣赏它；二、因为你可以借此炫耀一番。在美国，小姐们每个月读（或者看起来读）几本书成了一件常事；有的读完了，有的只读了第一章，有的只看评论，但是谁都把书摆在书桌上。然而她们不读名著。从来没有哪一个月读书俱乐部推荐过《哈姆雷特》或者《李尔王》；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月似乎有必要让大家知道但丁的名字。因此，人们只读那些完全是平庸之作的现代作品，而从来不读名家名著。这也是竞争带来的一方面的影响，虽然这并不全是坏事——如果让我们刚提到的那些小姐自己去挑选的话，她们读的书比那些文学大师向她们推荐的还要庸俗低劣，更不必提什么名著了。
现代生活中对于竞争的过分强调，同文明准则的普遍堕落是有关的，这种情况开始于奥古斯都时代之后的罗马帝国。男男女女们已显得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志趣更为高尚的娱乐了。例如，一般的谈话艺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里已发展得臻于完善了，四十年前依然为人们所继承。这是一门非常精致的艺术，为了某种几乎是转瞬即逝的事物，将人的最高潜能发挥到极致。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谁关心这等闲事？十年前，中国的这门艺术还很繁盛，不过在我看来，从那时起，国民党人的如传教土般的狂热早已把它一扫而空了。美好的文学知识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很普及，可是今天只有少数几个教授才对此通晓。所有高雅的娱乐都被抛弃了。春天里，几个美国学生带我到他们的校园边上的树林里散步，那里鲜花灿烂，可是我的向导中没有一个能叫出哪伯是其中一种花的名称。这样的知识有什么用？它又不能给任何人带来收入。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个人方面，个人在他孤立的情况下也不能防止它。问题在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按照这种哲学的看法，生活就是一种奋斗，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荣誉属于胜利者。这种观点导致了对意志力培养的过分强调，而这是以牺牲各种感觉和才智为代价的。也许，这么说我们是本末倒置了。清教徒中的道德家们在现代总是强调意志的作用，虽然他们本来想强调的是信仰。也许清教主义时代产生了一种这样的人，他们过度发展了意志，却强行压抑了自己的感觉和才智，因而他们把竞争哲学当成最适合自然的哲学。不管怎样，这些现代恐龙，像他们的史前原型一样，他们的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不要智慧而要权力。这种成功使得他们到处被人模仿，结果成了世界各地白人的榜样；在今后几百年里，这种情况也许会日盛一日，不过，那些不随时尚的人尽可放心，因为远古恐龙最终并未赢得胜利，它们互相残杀，结果让聪明的旁观者占据了他们的王国。我们的现代恐龙正在毁灭自己。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次婚姻，都只生下两个不到的子女。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清数徒那地承袭下来的过于狂热的哲学就显得与世界不怎么适应了。那些对生活感到如此缺乏乐趣，以至于不再关心生儿育女的问题的人，是在生物上注定要灭亡的。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更为快活幸福的新一代人所替代。
把竞争看作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太残酷、太顽固，使人的肌肉太紧张，使人的意志太集中，以至于如果将它当作人生的基础的话，连一二代人都难以延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它一定会引起神经疲劳，各种形式的逃避，对快乐的追求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因为松弛宽裕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因为不育症，导致整个家族消亡。不仅工作受到竞争哲学的毒害，休息也一样深受其害。那种安逸闲适、神经松驰的悠闲生活也令人感到厌烦无聊。这一切必然导致连续的加速运转，其自然的结局便是吸毒和崩溃。治疗之方无他，就是承认在一种平衡的生活中，理智的、安适的快乐享受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