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本书是余杰随同大型电视记录片《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摄制组访问日本时写下了一组访问日记。在访问日本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余杰先后访问了十多个大中小城市，采访了包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二战老兵、和平友好人士、大学教授、律师、记者以及普通民众在内的近百人。如此深入而广泛地接触日本社会，即便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难以做到。也许，它能为那些对日本及中日关系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日本，一个开满美丽的樱花的国度，一个将日常生活高度艺术化的国度。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装、建筑、书法、围棋和禅宗思想。
日本，东亚边陲的一个群岛之国，近代以来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许多都与日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亚洲最富裕的经济大国，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它是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跟我们同为黄种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们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还要困难。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颁奖典礼上用“暧昧的日本”这个词语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气质上却很远，中国人观察日本的时候总是显得雾里看花、扑朔迷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至此两国真正结束了漫长的战争与敌对状态，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双方国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着一纸声明而全然消失。怀疑与猜忌，疏远与蔑视，依然扎根于那场血与火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一个拥有资源，一个拥有技术；一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个是全球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两国都对对方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为要紧的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又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安危，也牵扯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没有一个人喜欢永远躲在故纸堆中生活，也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永远背着历史的包袱蹒跚前行。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那充满硝烟和血腥的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
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当日本的法庭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的时候，当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钓鱼岛修建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当日本的历史学者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的时候，当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再次夺去中国百姓生命的时候，当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齐声谴责。我们不渲染仇恨，但要捍卫尊严；我们不寻求报复，但要还原历史。因为我们痛苦地发现，那血迹斑斑的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现实。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华日军二战期间遗弃的芥子毒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国平民受伤，一人死亡。对此事件，日本政府处理滞后，日本媒体表现冷漠，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谴责。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关“八·四”毒气泄漏事件对中国青年影响程度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百分之九十七点九的中国青年关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中国青年由此对日印象变坏，百分之八十二点二的中国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谓的“慰问金”。
受调查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一个拒不承认历史的日本，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慰问金’总让我想起‘嗟来之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快清除遗弃在我国的所有武器。”
“对于‘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对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难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一种“贸易热、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零零二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九百五十亿美元。
同时，两国也频频发生贸易争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布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葱、香菇等农产品实行两百天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百分之一百的关税。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战持续了半年多。
中日关系时刻触动着两国民众敏感的神经，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也会被放大。影星赵薇身穿日本海军军旗图案时装事件，湖南广播电台有听众冒充日本人发表辱华言论事件，丰田“霸道”越野车广告事件，均引发了轩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国政府计划修建从北京到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并采用日方的先进技术。这一消息披露之后，中国民间人士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百万签名反对的活动。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纪念日，数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体买春，激起了中国民间的愤怒声讨；十月二十九日，因为日本留学生在联欢会上表演下流节目，引发了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
正是因为历史出现了断裂和扭曲，中日两国很难像法德等多次交战的欧洲国家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为日本在现实中的种种恶劣行径，使得中国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种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友好关系的基础；信任，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前提。“远亲不如近邻”，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邻。然而，二战结束之
后六十年来，中日两国的一般国民之间，依然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感觉。尽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署了二十多年，但两国之间依然处于一种微妙的“后冷战状态”，两国之间的“携手共进”依旧遥遥无期。
中日两个在实质上互不信任的国家，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国家关系，真正做到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政府、知识界乃至民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二零零二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提出在中日关系上淡化历史、展望未来的观点。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导报》二零零二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之一。
但是，日本方对中国学者的“新思维”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应。日方拒绝和谈，而以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日方大幅削减对华贷款，以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宽恕没有获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没有赢得日本的认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卫厅统合幕僚会议向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统一运用研究》的报告，建议整合海陆空的军事力量，将自卫队改为正规军。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议员西村正悟鼓吹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法案》和《自卫队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拥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宣布，日本将修改《防卫大纲计划》，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卫厅最重要的智囊机构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二零零四年版的《东亚战略概观》，认为日本主动攻击敌国的导弹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现实中玩火的人们，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历史的苦难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在那场把人类推到毁灭边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年之后，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呢？
日本曾经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创建于明治初年的靖国神社，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至高无上的国家神社，国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举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神社成为民间的、独立的宗教组织，但它依然被多数日本国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点修建特定的建筑来纪念先烈和英雄，是这个民族延续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举措。在法国的先贤祠和美国的威林顿国家公墓，前来参观的人们能够感受到伟人和战士们宝贵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形态。这些纪念地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皈依。
然而，在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中，我们获得的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这里，绿树成荫，鸽子飞舞，一派和平安详的景象。然而，每一棵上都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当年侵略亚洲各国的日本军队的番号。大门两侧纪念碑上精美的浮雕，分别展示着日军在黄海、满洲、天津、长城等地的赫赫战功。
战犯与英雄共舞，恶徒与烈士齐飞。在这里，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一千多名战犯的灵位。这些罪恶滔天的刽子手，与“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的进步作出过各种贡献的先辈们一起享受后人的祭拜。
这幅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图景，就好像在德国科隆大教堂中放置希特勒及其助手们的骨灰一样荒诞离奇。在许多日本人的思维里，“死者无罪”的观念与“侵略有理”的逻辑遥相呼应。
有人用“日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色”这种相对主义的说法来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然而，靖国神社的怪异还远远不止于此。
就在靖国神社正殿左侧，有一座名为“游就馆”的战争纪念馆。所谓“游就”，取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劝学篇》中的名言：“群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意思是说，年轻人居住要选择好的地方，外出要选择好的老师。那么，这座堂皇的“游就馆”，为日本的青年一代提供了怎样的历史教育和精神熏陶呢？
“游就馆”精心设置的展览，以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为主线，大量篇幅介绍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历程，若干次对华侵略战争则是重中之重。在文字和画面介绍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战争罪行的反省，反而充斥着“我们来过，我们干过，我们征服过”的骄傲。展览的结束语是“亚洲各国在战后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仿佛亚洲各国的独立和解放是日本赐予的。
在“游就馆”的第一个展厅中，赫然陈列着若干战争狂人的照片，两侧是一幅诗词对联，其中文大意是：“为君为人牺牲一切，放弃生命体现价值”。在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的价值观得到全球大多数人民认同的二十一世纪，这种散发着腐尸般臭味的专制思想，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日本国民教育的活教材。
在一楼的武器展厅内，陈列着二战后期日军使用过的最“令人自豪”的武器——“人体鱼雷”。该鱼雷长近十五米，直径一米，重量八点八吨，头部装有一千五百五十公斤炸药，其威力足以炸沉巨型战舰。它只需要一名士兵驾驶，也就意味着每发射一枚要有一名士兵与之同归于尽。
在二战末期，上百名十七八岁的日本年轻士兵乘此鱼雷踏上了不归之路。他们成为日本
军国主义野心家们名副其实的炮灰。在“人体鱼雷”旁边，游览者可以使用耳机倾听当年敢死队出征时慷慨激昂的遗言。
我们不知道赞美屠杀何以能够实现永久的和平环境，我们不知道扭曲历史何以能够造就健康的国民精神。在“游就馆”的观众留言中，一些日本观众写了他们的感想——
“看到遗书，不禁掉下了眼泪！”
“看到了这些资料，感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如何也不是问题。”
“前线的将士英勇奋战，舍身报国，后方的千方百计地支援前线，结果还是失败了，令人惋惜！”
这些签名者当中，既有当年的参战老兵，也有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市民。这些签名显示，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知道原子弹威力的国家，经过战后六十年的改造，仍然没有达到人类理性足以达到的认识境界。自由民主的精神、平等博爱的意思、人道主义的情怀，在日本依然缺席。
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日本东京有一个庞大的靖国神社，却不知道在靖国神社以下，日本行政区划中的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处处都有靖国神社的“分支机构”，即“护国神社”。
在日本各地，虽然护国神社的规模有大有小，但在当地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皆有显赫的地位。护国神社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承担着歪曲历史事实、灌输错误道德观念的使命。它表面上声称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却成为居心叵测的政客和财阀们的聚集之所，轻而易举地获得政界要人的支持和财团的捐款。
许多地方的护国神社门口悬挂着日本国旗，显示其同国家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明显有悖于现代民主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
有一位哲人说过，历史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未来的一切。人类每一点滴的进步。无不是从历史重汲取经验教训。日本国民是如何从历史中获得灵感和启迪的呢？
在日本爱知县三根山，埋葬着不计其数的日本战犯和士兵。每年八月十五日，都会有浩浩荡荡的人群来到这里。如果死难者的后人来这里是怀念先辈并反省战争罪行，那么他们悼念亡灵的活动完全能得到那些曾受到日军伤害的国家和人民的理解。
然而，所谓的“悼念”却是这样一幅幅丑陋不堪的画面：成群结队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军军服，打着军旗、挎着军刀、吹着军号，他们为当年的战争感到无比自豪。他们不承认日军曾经战败，辩解说那仅仅是“终战”，他们对于下一场战争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在三根山上，有一座所谓的“殉国七士庙”。这七名被某些日本国民认为是“为国捐躯的勇士”，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名字多半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凶手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策划侵占东北和华北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华北实行“三光”政策的板垣征四郎、参与“扫荡”山东并有“缅甸屠夫”之称的木村兵太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首相广田弘毅等七人。这七人也正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
一九八四年，“殉国七士庙”建成，这一年正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筹办修建此庙的“殉国七士奉赞会”在日本颇有影响力，为其题字的是“战犯首相”岸信介。
随后，以“殉国七士庙”为中心，陆续建起了陆海军部队战死者碑林。这里成为“大东亚战争战殁者的圣地”，也成为右翼势力为战犯“招魂”的重要场所。
碑是定格的历史，碑是凝固的艺术，碑是不死的记忆。碑在东方文化中享有高贵的地位，一块石碑可以经历风吹雨打，一篇碑文可以流传千秋万代。
然而，这些散布在日本各地的碑石却让人感到恐惧：魔鬼似乎将要再次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为害人间。以战争期间担任日本驻德国大使的甲级战犯大岛浩命名的“大岛碑”，纪念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明仁天皇的登基“万世太平碑”，宣扬大和号航空母舰战功的海军纪念碑……
在日本的土地上，处处有美化战争的神社、庙宇、碑石和高塔，对国民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八纮一宇塔”，塔身周边建有四个的陶瓷人像，分别代表武士、渔民、农民和工人，象征着对外扩张是全民参与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宫崎县发起修建“八纮一宇塔”的运动。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命令所有前线部队：“以军或师团为单位，每单位搜集两块石料。一块是军或师团总部所在地，取最有价值；一块是战场最前方的，取最有意义。”在这一千四百八十五块石料中，来自中国的有二百二十八块。刻有“中支那中山部队”字样的花岗石，是从上海市政府大楼的弓形门上拆下来的；刻有“南京日本居留民会”字样的石块，是从南京明孝陵掠夺的麒麟浮雕。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宫崎县政府赶紧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铲去，将象征武士的人像藏起来，并将这里改名为“和平公园”。
然而，“和平”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一九六五年，随着日本经济刚刚起步，宫崎县又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重新刻在塔上，武士像也回归了原位。“和平公园”名存实亡。
在日本的书店中，保守学者和作家所写的、否认战争罪行的著作，以及渲染民族主义的书籍，如《日本是第一》、《超大国日本》、《日本的时代到来了》等，都被放置在显著位置。此现象说明，书店有意识地向民众推销这类作品，同时这些著作也确实很畅销。与之相反，那些秉持良心和责任感的作家和学者所写的、真实呈现战争罪行的著作，却被故意放置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九九三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自发的道歉言论，首次表现出日本这个国家是可以实践道义的。但是，此后十多年间，在日本政坛上，拒绝认罪和道歉的声音压倒了愿意认罪和道歉的声音。
日本《和平宪法》在前言中强调：“我们相信，任何国家也不可以只专注于自己国家的事而无视其他民族。这一政治道义法则具有普遍性。”可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回避承担战争罪责，无视亚洲各国的痛苦。
如今在日本社会占据中坚力量的是成熟的中产阶级，在日语中被称为“一亿中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级，他们疏离于政治，对左翼和右翼的立场都不支持。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希望过安宁富足的生活，在反战、反核武器以及制衡保守力量的扩展上，中产阶级都是积极的因素。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上升的大背景下，保守思潮极易获得共鸣。近年来，日本的和平运动陷入低潮，保守派势力却越来越活跃。广岛和长崎是日本和平力量的大本营，但在广岛近旁就有一个吴军事基地，在长崎附近也有一个佐世保基地。在这两个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地方，民众却默许建造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也说明日本国民对和平的追求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日本国内登记在册的右翼团体有一千多个、共十万余人，但他们分布在政界、商界、外交界、学术界、教育界等重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立，漫画《战争论》的出版和畅销、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都代表了这一危险的趋势。在民间，种族主义团体与黑社会勾结，恐吓甚至暗杀批评天皇的进步人士；在政府和议会中，保守政客占据上风，设置“宪法调查会”、将“日章旗”和“君之代”法律化为国旗、国歌。
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人反省的意识太弱、反思的成果太小。在日本，对历史的篡改成为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家常便饭，许多普通国民因此逐步失去了对日本和亚洲历史的正确理解；在日本，对凶手的顶礼膜拜成为某些所谓的“爱国者”们的必修课，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建立在狂妄而自私的“皇国史观”的基础上。
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政客们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战后日本首相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达六十多次，中曾根一人参拜了十多次，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参拜了多次。当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主客们捞取选票、争夺民心的筹码的时候，正说明日本民间“保守化”、“右倾化”的潜流已然汹涌澎湃。小泉纯一郎以强硬的姿态实施雄心勃勃的“新日本”计划，对内“改革日本国”，对外更是咄咄逼人、争取更大的军事主动权。虽然军国主义合法西斯主义在日本难以死灰复燃，但亚洲各国不能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势态视而不见。
在日本，改写历史成为时髦；在中国，遗忘历史却成为某种普遍的“社会无意识”。我们没有国耻日，也没有一套切实的法律和制度来实施对历史的保存、传播和教育。我们遗忘了“文革”中自己施加给自己的惨剧，我们也遗忘了百年来日本所带给中国的深重苦难。
在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要是对美国利益有过重大侵害的外国人，都不得进入美国境内。在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法律，对那些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人进行制裁。那些曾经杀害过无数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又昂首挺胸地踏上中国的土地。东史郎在日记中揭露的那些日本军官，纷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从某些中国人那里获得的，不是严厉的拒斥，而是谄媚的笑脸。
今天，无论是面对中日关系，还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从冷漠中清醒，从麻木中奋起。
喜爱战争、企图重启战争机器的，只是一小撮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战争不仅使被侵略的国家山河破碎、人民家破人亡，也让施加战争国家的人民遭受到巨大的苦难。在日本漫画家宫崎俊的动画片《再见萤火虫》中，一个普通的日本家庭，父亲被征召入伍死于中国战场，母亲被美军炸弹炸死，兄妹两人相依为命，最后饿死于荒野之中。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表明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拒绝和痛恨，以及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
一个尚未具备健全的现代理性的国家，在它有了毁灭他国的力量之后是一件危险的事。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像行尸走肉的日本军队在亚洲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罪刑。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指出：“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战争，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日本现在的政治领袖和普通国民，如果能公开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如果能主动向受害者进行民间赔偿，如果能积极处理各种战争遗留问题，那么不仅能提高邻国对日本的理解和信赖，也有助于创建未来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在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区域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欧盟的扩大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冲击和启示。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东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依然充满着猜忌和纷争。
在不久的将来，亚洲国家也必将走向合作之路。其中，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大国的中国与日本，理应作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中日两国实现合作，那么中国、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能够推动整个东亚一体化的进程，甚至还可以依托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这将是对亚洲事业的一大贡献。正如英国华威大学高级讲师弗斯·斯密斯所说的那样：“在建立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甚至东亚的关系的重点在于如何建立信任的新安全观，摈弃‘冷战思维’，妥善处理相互关系中的不稳定问题。”
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历史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善恶的正面交锋：恩与怨、情与仇、罪与罚、坚强与软弱、妥协与批判、真诚与背叛，像一块五色斑斓的调色板；在六十多年前那场“以柔克刚”、“哀兵必胜”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复杂的纠葛：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理智与情感、记忆与忘却、历史与未来，统统融汇成一团难以解开的乱麻。
对于这一切，有人不愿面对，有人不敢面对。但是，如果不揭示战争那无比残酷的真相，就无法拥有永久而牢固的和平；如果不穿越历史幽暗的森林，就无法享受到未来温暖的阳光。
在历史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也许是必要的。它能够杀死细菌，带来新生；它能够再现昨天，警示明天。唯有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才能一起齐心协力地翻过历史；唯有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才能一起风雨兼程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