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委员会会议回到家，佣人张（国珍）求我给他妻子请一个医生。希尔施贝格大夫来做了检查，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个星期以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厨师得了动脉硬化症，照医生的看法，他静养几天以后就会复原，并可以工作。这些病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又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佣人张是唯一能马马虎虎代替厨师的人。可是现在他妻子病了，拖累着他。我很想知道谁能来接受做饭的工作。我不能雇佣一个新人。必须找一个解决办法。
韩先生最近考虑干脆不送走他的家人了，请我给他出个主意，他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拉，做饭的问题解决了。苦力葛（文海）和办公室的杂工蔡（子良）愿意一起做饭。
晚上10时，现在再听一下新闻广播。然后什么也不干，上床睡觉！
今天是我55岁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我今天得到了阴沉沉的天气，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从妻子那儿我得到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谢谢妻子！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她是请特劳特曼夫人把围巾捎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包裹本当11月23日能到，可是根据特劳特曼夫人的解释，她好像又从邮局寄出了，而邮局又没准时送到，对此我感到不可理解。无可奈何！这一次，我也不得不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办公室杂工蔡说，他不能用蜡烛做出蛋糕来。这个笨家伙总是把事情理解颠倒了！但是我有办法补救，收音机还能用嘛。中国总是有人在过生日，常常让人从上海电台用电波向自己表示祝贺。因此播音员总是备有一张特别的唱片“视君长命百岁”。我索性听这张唱片，想象着这是为我播放的！
早上5时，骑兵上尉洛伦茨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待沃”。别做梦了，骑兵上尉先生，“库特沃”昨天晚上就开走了。6时30分，电话铃又响了，可是我躺在浴缸里，不想被人打扰。清洁高于友谊！7时，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的编辑）和沃尔夫·申克按响了门铃。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与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胡尔德曼和申克想搭乘“库特沃”继续前往汉口。送他俩去芜湖的许尔特尔则返回这里（他说，他得看守大使馆里的椅子腿，不让它们逃走）。
8时，我把张（国珍）的太太送进了鼓楼医院。这个可怜的女人痛苦万分。跟平时一样，我们在医院里等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在特里默大夫的帮助下就诊。厨师曹（保林）走路还有点儿摇晃，不过也许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说，路透社在发电报时已经无意中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我们让人正式发电报致歉，以免激怒上海的日本当局。
不断有伤员到达下关火车站。斯迈思博士派医科实习生去火车站照顾这些伤员，我得把我的汽车借给他们用。韩先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的一个中国朋友要送给我两辆卡车，上面装有100罐汽油和200袋面粉。这是一件生日礼物，我满心欢喜。用这些东西能办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急需食品和汽车给委员会。现在可以安排定期送大学生去火车站了。当然我必须把这些汽车开到我的房子里保护起来，不过我们很乐意这样做。要是这个消息确实——？？这消息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胡尔德曼和申克来告别了——一路平安！要快，孩子们，不然你们就赶不上了！
下午5时，在那儿参加茶会。到场的除了大约50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外，还有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市长马先生以及其他各界著名人士。好几个人致了辞，全由霍林通·童翻译。这个茶会的意图是要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每天晚上8时～9时之间在国际俱乐部碰头，在那儿我们可以和中国领导人士或他们的代表保持接触。这个主意不错。类似这种“圆桌会议”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北京也有过，只是现在扮演的角色不同了。
今天有两次警报：上午11时10分～11时20分；下午2时25分～2时45分。不过两次都是虚惊。
我那美好的生日礼物，即带有司机、汽油和面粉的两辆卡车，只剩下了一辆既无司机又无货物的空车。据说其余的东西在关闭了的和平门外面某个地方。明天将全体行动，把东西送交给我。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我的生日礼物。另外，我还从韩先生那儿得到了4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这一定又是妻子暗中送的。多谢了，妻子！现在我的桌子看上去整整齐齐，像过节一样。
前面提到，路透社提前发出了关于国际委员会计划的电报。斯迈思博士立即对此表了态，即对这条消息做了如下更正：为平民百姓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倡议不是美国大使馆，而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委员会发起的。罗森博士昨天中午就从广播里听到，东京已经根据路透社电报的消息提出了抗议。东京方面问道，已经离开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与这些计划究竟有什么关系。罗森博士随即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向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发去了下面的电报：
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免遭破坏这一事实，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此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和东京。新的保护区在特别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
我这里只有记录手册。请转发东京。你们及东京大使馆的答复尽可能通过美国海军发到这里。
罗森
防空洞里的水又满了，但是没有上一次那么糟糕，我们还能赶在第一次警报（从10时到10时30分的预备警报）发出之前及时把水舀干。今天天气好极了。11时20分又有一场虚惊。11时45分，解除了警报。下午2时20分，第三次警报响了。我没有听到第二次警报，这时四面突然响起了枪炮声。在我们的南面，但又好像是在城墙里边落下了许多炸弹。我看见两架轰炸机从大约2000米的高空往下投炸弹，便一头钻进还很潮湿的防空洞，里面挤满了中国人。接着一片寂静。3时40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韩先生整个上午都在跑来跑去，打算领取那辆装着汽油和面粉的卡车，可惜他一无所获。一个司机逃跑了。第二辆卡车以及汽油和面粉已经被第八十八师看管起来了。这个师占用了存放着上述物品的院子。要不是我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朋友（杭立武博士）帮助我的话，我可就吃亏了。那就太遗憾了，我本来可以用这两辆车好好帮助伤兵的。
伤兵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央医院院长J.亨利·刘博士走了，他留下的两个主管医生也全跑了。要不是美国的教会医生坚持到底的话，我不知道那么多伤兵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段时间里，我动用了别人送给我的那辆卡车。只要我不需要司机刘（汉臣）给我开车，就由他驾驶那辆车。他开车时打着德国国旗，以免汽车被征用。中国士兵现在碰到卡车就征用。我听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说，已经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全体南京市民撤离这座城市（这个消息还有待核实）。
秋天的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医生的问题使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给香港、上海和汉口的红十字会拍了电报，请求派遣医生和寄送药品。跟所有其他大使馆一样，美国大使馆也在敦促他们的同胞离开南京。由于电报是由美国大使馆发出的，我们无法找到外国医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要我帮助抢救中国皇家古老的奇珍异宝，然而事情竟发展到了这一步。我过生日时怡和通砖瓦厂送给我的两辆卡车中的一辆有一段时间曾用来运送大学生去照料伤员，现在归杭立武博士先生使用。他调集了一个车队，要把1.5万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千真万确）珍宝送到码头，政府要把它们带到汉口去。人们担心，万一这些珍宝落人日本人手中，它们就会被送到北平（本来它们就属于那里！）。
昨天，收音机里报道了上海的情况。日军司令部对我们努力在本地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反应是友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到。
收到了妻子11月11日的来信（路上走了14天）。现在我担心可能不会再有信来了，因为陆路也许很快就会被封锁。多谢了，妻子！乌尔西的纸娃娃我保存起来了，当作护身符。
到现在为止，已有两次虚惊：9时5分～9时30分，11时40分～12时30分。
韩先生的防空洞现在也坍塌了，他只好再挖一个。另外，他正在学校里准备一个房间，让他的家人搬进来。埃拉·高太太送来一些木箱和皮箱托我保管，里面有两个挂钟，用纸包着，上面贴着“小心，钟表”的标签。所有物品都送进了车库，否则我真不知道把它们放到哪儿。
马市长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下午6时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茶会。好的，我们去，正好调剂一下生活！
礼和洋行的丁先生征求我的意见，他能否把自己的旅馆托付给施佩林先生管理。他当然能。一个施佩林总不会扛走一个旅馆！
我的邻居鞋匠（这个令人讨厌的鞋匠）现在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心同德。他和他的家人整天都在舀防空洞里的水。他还给我（花10元钱）做了一双漂亮的棕色靴子。我自愿多给他1元钱，让友谊粘得更紧。他说要再帮我做一双靴子，来配我的国社党制服。一个人是会变的，这个希望永远不能放弃。还有，你要把爱心送给你的邻居！据上海电台播音员报道，昨天有40人在城市遭轰炸时身亡。有几枚炸弹落在所谓市立剧院的附近，当时我们正在里面参观画展。
除此之外，电台还报道说，日本人对于建立平民中立区一事至今还没有给予“最终”答复。我决定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发电报。今天发了下面的电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转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
我恳请您代为转发以下电报。
第一封，
致元首：
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
西门子驻南京代表
第二封，
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求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希特勒万岁！
拉贝
西门子代表
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
如有必要，我将支付电报费。请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从我账上预支。
拉贝
由于我不能肯定拉曼先生会不会被高额电报费吓退，所以请他让人从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预支这笔费用，记在我的账上。
下午1时30分～3时30分空袭：轰炸城南。
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请我去别墅俱乐部参加告别酒会。看来我必须参加，尽管我从来也适应不了鸡尾酒会。英国海军似乎也要撤离。这并不怎么令人高兴！
今天公共汽车停运。据说所有的公共汽车都开到汉口去了。现在大街上或许会变得安静一些，虽然据说这里还有20多万中国人（平民百姓）。我多么希望（上帝作证）希特勒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终于能够建立起中立区。
怡和通砖瓦厂的孙先生，是韩先生给我带来的一个新朋友。他愿意给我们修筑一个新的防空洞，原因是老的防空洞里总是充满了地下水。如果这个“伟大的想法”能够变成现实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因为泡在有水的防空洞里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国际俱乐部马市长举行的茶会上约定，请我们留下来的外国人每天晚上6时～7时在北平路69号英国文化协会里与中国人见面。除此以外，没有商谈任何重要的事情。英国上将霍尔特在别墅俱乐部举行的告别酒会也进行得平淡无奇。我借此机会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托付给美国大使馆官员艾奇逊先生，他答应帮我设法发到上海。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汉口方面对建立中立区表示担忧，因为事先没有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电台还报道说（《上海晚报》通讯社提供）：江阴要塞不久就要投降。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南京痛苦的结局就要来到了。因为这意味着日本战舰将从扬子江开过来，从江面上轰击这座城市：这是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想象怎样保卫南京。不过我觉得这条消息报道得早了一点儿。也许上海电台的播音员根本得不到中方的新闻，而只有日本的。
天晴，阳光灿烂，可能会有高朋来访。
有个中国人来找我，想请我在首都饭店（南京最大的旅馆之一，据说是他亲戚的）升一面德国国旗。我们可没有那么傻，断然拒绝了！再说，亲属关系也不对，因为我对店主了解得很清楚。
此时此地，我们生活在一个“谣言”时代。四周充满了最惊险离奇的传闻，当然，要把它们写下来是不值得的。刚刚传来的一条消息说，最高统帅决定将防守部队的前沿阵地确定在城外50里处。这个消息受到了欢迎，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它。一旦防线被敌人突破，人们将撤离这座城市。我无法判断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从军事角度看是否可信。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它毕竟听起来不错！
许尔特尔先生把胡尔德曼和沃尔夫·申克送到了芜湖他们要去的地方，带来了关于“库特沃”号的最后趣闻。听说我的朋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王先生和他妻子）果真又下了船，好像是坐火车去汉口了。还听说“库特沃”号船上成立了一支类似警察的纠察队，由布伦德尔少校领导。这很有必要。因为已经查明，在德国人上船的时候，原来给德国乘客准备的二等舱已被中国人占用。这些中国乘客是由船上的中国船员（所谓茶房）偷偷带上船的（当然要收取高额酬金！）。
杭立武博士刚才在回答我的询问时告诉我说，我们不必为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建立中立区一事担心，最高统帅本人已经表示赞同。我们现在也为委员会找到了一名外国人作总干事，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菲奇先生。现在我们只等日本人同意了。
德国大使馆收到了上海总部给我的一份电报，内容是：
转西门子洋行
本西门子洋行通知：请您本人决定是否离开南京。为了避免人身危险，建议迁至汉口。望回电告知您的打算。
我请人通过大使馆答复如下：
转上海西门子洋行
11月25日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
拉贝
韩先生成功地从怡和通砖瓦厂取出100罐汽油，还有20袋面粉。院子里正在修筑新的防空洞，我还得另外找一个地方存放汽油。100罐汽油放在院子里，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有点儿太危险。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说，据电台报道，一家东京报纸认为南京中立区将给占领这座城市带来很多困难，会拖延时间，不能把南京和南市相提并论。虽然这只是一篇报刊报道，但总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表态。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呢？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的收音机今天中午报道说，中国人承认江阴要塞那里情况危急，但是中国人正在全力自卫，仅仅是逐步后撤。关于这里的防御计划还听不到任何新消息。
晚上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王固磐致辞。没有发布任何新闻，比如战场情况等。我们只是听说明天中午12时可以在中央银行兑换小额纸币（1元的和更小的）。这我肯定用得着，因为零钱已经相当短缺。罗森博士请我吃饭。在去他那儿的路上，汽车抛锚，我只好步行。司机把车停在马路上，车门也没有锁，就优哉游哉地找汽油去了。马路上漆黑一团，可是卡车仍在忙着运送木箱和行李。必须十分留神，不要在黑暗中被车压伤。在罗森那儿，我还见到了沙尔芬贝格、许尔特尔和克勒格尔。克勒格尔没有买到船票，所以只好留在这里。
等了很久，骑兵上尉洛伦茨也来了。他当天晚上必须启程。我们闲聊着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罗森博士称赞洛伦茨是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德国顾问。城市可能遭到炮击，罗森很担心，不知我们大家能否在这之前及时乘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离开。希尔施贝格一家也想在万不得已时坐这条船逃离。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考虑得非常合乎情理。可是，如果始终只想着逃跑或者听别人谈论此事，颇让人感到沮丧。我周围的中国人那么镇静、沉着。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主人不逃跑，其他一切问题都会逐步解决。我越来越觉得，我无论如何必须在这里坚持到底。只是我承认，一个比我自己的住宅更安全一点的地方，我还是想要的。或许我能得到另外一套住宅。张群部长的房子已提供给罗森博士使用，这座房子有一个很棒的防空洞。我得去一趟，看看这座堡垒。接着一个大问题就来了：搬不搬家？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聚集到了我身边，我不可能把他们都带走，但是我也不可能同时佐在两所房子里，这终究要看我目前拮据到什么程度。必须找到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
天空有云，又一个航空天候。昨天我们一整天没有受到骚扰。今天我们从9时40分到9时45分有预备警报。此刻，我正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下午1时45分），警报又重新响起，不过只是第一次信号。
厨师曹（保林）还一直病着。给他开了药（碘卡扑拉尔），可是买不到了，因为药店全都迁走了。今天，事过5天以后，人们才想到告诉我这件事。我暂时从我自己少量的备用药品中拿了一些给他。另外，他一个人躺在一间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子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肯定是节约的缘故）。于是，我借给他一个煤油炉。问他为什么不添置一个煤炉，他回答说，卖白铁制品的商店都关门了，买不到烟囱。我觉得这不是实情。我知道，这个好人曹（保林）在其他职工那儿不太讨人喜欢，所以他们现在就不管他。这当然是不允许发生的！
罗森博士尽心竭力照顾我，令人感动。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当中，我是最让他操心的“孩子”。他担心（这是有理由的）我要留在这里，而不和他以及其余的德国人、英国人等乘怕和洋行的三桅帆船逃走。他塞给我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的证明，凭着它我可以登上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此船不久将被拖着逆流而上。就连前部长张群的房子，他也想方设法给我弄到了，以防万一，不管我用得着用不着。总之，凡是他用某种方式能做到的，他都做了！我们昨天下午谈了心里话，就是说，他给我讲了他的遭遇。和贝多芬是朋友，他给我看了贝多芬写给他祖父的一封信。他的家族近100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他父亲当过部长，可是他也许永远当大使馆秘书——他祖母是犹太人，这断送了他的前程。一个不幸的人！
下午6时在北平路69号开会。唐将军到会致辞。他提醒说，在保卫战即将来临之际，他的部队里可能会出现混乱。只要是在他的权限以内，他将向所有外籍人士提供保护。城门将被关闭，但是我们外国人有机会通过城门，直到最后时刻。
罗森博士、普里多·布龙（英国领事）和艾奇逊（美国大使馆秘书）今天下午要去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他们要了解关于城市防卫方面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由于我们国际委员会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所以今天通过美国大使馆再次给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去了下面的电报：
国际委员会承蒙美国大使馆帮助于11月22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建立安全区的建议书，谨此再次恳请对此建议予以友善考虑。由于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以安置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成千上万名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特此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
约翰h.D.拉贝
主席
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是否起了作用，我当然无法确定。不过我认为，电报现在应当到达柏林了。
下午3时，我们决定明天召开国际委员会会议。即使我们得不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我们也必须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就是说，至少得制定安全措施。
我贪婪地把一些过期的上海报纸看完以后，最新的一批现在送到了。即便是最新最新的一期能到，我也不会感到惊奇。邮局本领真大！全是11月15日～19日的消息。下面是几个标题：
《九国会议商讨给日本的新声明（今日表决）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日本人希望与韩复榘缔结特别和约》，《松井将军向雅坎诺难民区捐款1万日元》，《日本军队向昆山挺进》，《南京政府撤离》，《保卫南京》，《德国妇女儿童在南京登船》，《可以向南京发动全面进攻》。
罗森博士把昨天与最高统帅谈话的下述结果告诉了我。对“未来的防御战是只限制在城外，还是在城内也继续进行”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对两种情况都有准备。对下一个问题即“如果出现了最坏情况，谁来维持秩序，即谁将作为最后一位行政长官留在城里，动用警察的力量来制止不法民众的骚乱”，卫成司令长官唐将军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有责任维持秩序。换言之，没有行政官员留在这里，没有人为千百万市民的公众利益牺牲自己！多么“美好”的前景！！
上帝啊，但愿希特勒愿意帮忙！如果这座城市真的遭到炮击，那么它所遭受的不幸将无法想象。
从罗森博士那儿我还听说，大使在汉口曾经打听是谁给元首发了电报。现在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已经收到了罗森博士的信，信中述说了详情以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内容。收音机里今天中午只宇未提关于中立区的事。
施佩林接我去参加下午3时在斯迈思博士家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会上正式任命菲奇先生为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为中方共事总干事。我们认为，在得到日本当局消息以前，我们不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米尔斯牧师建议我们尽快做一次尝试，即提请中国最高领导人（最高统帅和唐将军）注意，从军事角度看，固守南京是荒唐的，能否考虑和平让出这座城市，这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杭立武博士反驳说，现在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适当时机，我们要耐心等待，直到得到日本当局同意建立中立区的肯定答复。我们下午4时30分散会，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因为一切还是未知数。
下午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邮政专员李奇通知说，邮局将正式关闭，只有几个邮票销售处和一个小邮局仍然开门。但是，还可以把信件投入信箱，有时会有人来取。李奇先生似乎有些紧张。他那迄今为止工作得相当出色的庞大班子跑得一个人都不剩。有人议论说，日本人到了离芜湖大约60公里的地方，3天就可以到达这里。这有点儿不对头，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不像施佩林那么乐观，他估计日本人两个月以后才能到达这里。会上，我们还收到了印着中国字的大纸条，让我们把它们贴到住房的大门上，以免中国兵痞骚扰。听说一位德国顾问在城里的房子今天被士兵们光顾了，不过事情得到了迅速解决。今天，我让人在宁海路5号我的新住宅钉上了有我名字的牌子，悬挂了德国国旗。然而，我以后只是名义上任在这座“宫殿”里。这段时间，我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第二个防空洞的建造工作不得不中断，因为坑里全是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再次声明，还有20万⑴中国人住在南京。我问他是否留在南京，他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能留多久就留多久！（这就是说，他要溜！）
⑴关于南京市人口，据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府的档案资料记载，1937年6月，南京城区与乡区人口总数为101.545万人。南京沦陷前夕人口变动较大，一部分随国民政府迁移，一部分有钱的人逃离南京。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50余万。”这一数字，从日本有关资料可以得到佐证：1937年10月27日，驻沪冈本总领事以机密第2144号函致广田外务大臣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该公函是日驻沪总领事派谍报人员赴南京所作的调查结果。南京沦陷后，即1938年3月～4月，国际委员会成员斯迈思博士曾进行调查，结果是：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过100万，到八九月，人口急剧减少，11月初，又上升到50万。”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资料可说明，南京沦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应是50余万。加上未能撤离南京的中国守军和从上海、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入南京的外地难民，则总人口数应为60余万。
我今天发觉一个富人也有他的忧愁，虽然我只是以代理方式拥有我的财产，即我的新“宫殿”（张群部长的房子）。我曾很随便地让这家佣人为我带来的卐字旗弄一根旗杆来，他也很快就把所要的东西弄来了。可是，他拿给我看的旗杆账单上写着：35元！因为前几天我在我的院子里竖起了两根新旗杆，所以我恰好熟悉这些价格（战争时期的价格！）：一根旗杆3元，而我的佣人张（国珍）买的旗帜是每面2元。这个“宫廷仆人先生”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工资不菲的佣人一个月的工钱算进了旗杆里。我没有狠狠地斥责他。但是韩先生认为，这在富人家里司空见惯，富人就是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儿”。抱着这样观点的这些男孩子想要赢得战争——根本不可能！
施佩林打来电话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下台了，任命了一个新人接替他的位置。斯迈思博士就此报告说，这个新人或许会留在这里，就是说，不会带着他的警察部队逃跑。这回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下午4时召开了委员会会议。我们必须有所进展，无论以什么方式，即使日本人不承认中立区。
昨天，我们享有一整天的安宁。今天下午1时～2时，预备警报干扰了我收听电台节目。罗森博士打来电话说，他12时40分已经收听了上海台，刚好听到：根据东京一则报道，日本人还在考虑是否接受我们关于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不久前，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了会议。会上，唐将军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要坚决保卫南京。这次报告使日本人顿生疑心。我觉得，德国方面也许从我们的利益出发，已经进行了干预，而类似唐将军这样的讲话必定对我们有害而无利。然而也不能因为唐先生的观点而指责他，他本是一位将军，以这种身份讲起话来，自然有点儿火药味。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做法的确不妥，更何况根本不可能对这座城市进行有效防御。我们这里位于扬子江的夹角地区，正坐在捕鼠器上！
整理房间的时候，一张元首的相片偶然落人我手中，上面写着巴尔杜尔·封·席拉赫的一首诗：
这正是他最伟大之处：
他不仅是我们的元首，是民众的英雄，
而且他为人正直、朴实而坚定；
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
他的精神轻抚着群星，
而他始终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这再次给了我勇气。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德国人或外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下午4时，委员会内部会议召开，我们讨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例会，市长当众宣布了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我多次讲话，我讲得有点不妥，因为我声明，我们还不能公布安全区的边界（迄今为止只针对南京的中国人而言），而实际上安全区的所有边界已通过斯迈思博士向路透社和其他通讯社记者公布了。我通知说，我们得到了所有大使馆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已给上海日本大使发去了两份电报；我个人不但给元首，也给克里伯尔发了电报。我不能期待希特勒的答复，因为这种纯粹的外交问题也许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但是我表示，我确信元首会给予帮助。我请求与会人员再耐心等待一两天，因为我仍然没有放弃还能得到日本当局同意的希望。报社记者（不少人到场）提醒我注意，现在不能再失去时间了，应该向公众广泛宣传我们的事情。人们说的其实是对的。
晚上10时，电台播送了一条新闻：江阴要塞失守了。这是结局的开始！现在距离日本人到我们门前恐怕只有几天了。我和斯迈思博士通了电话，同意他和贝茨博士以及米尔斯牧师给新闻界起草的电报。最高统帅向委员会提供10万元经费。我提议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担任财务主管。他得到了认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职位。我请克勒格尔搬进我的新房子（宁海路5号），他对此表示同意。我的卡车尽管有德国国旗，还是被守卫内政部的士兵抢走了。我给唐将军的代理龙上校打了电话，晚上11时领回了汽车。
我催韩先生带着他全家搬到我这里来。他现在位在学校的几间房子里，已经请人修建了厨房和洗澡间。他的朋友、怡和通砖瓦厂的老板孙先生（我的施主）也搬到了我这里。新的防空洞还没有建好，我们十分紧张地干着。除了垒起的砖墙（我们没有水泥）两面用厚木板支撑着，我们还在防空洞里使用了金属板（当然是铁做的！）。我不知道是谁弄来的这些铁板，反正它们一下子就出现了。别的东西也是这样。我院子里的情景看上去妙极了。卡车还得去拉一个巨大的水箱，因为我担心自来水厂会断水。煤油我们也买好了，蜡烛也有，还贮藏了大约能用一个月的煤。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把自己准备注射胰岛素的器械全部煮沸消毒。我总是随身带着一套器械和3安瓿胰岛素。张（国珍）的妻子还躺在医院里，厨师也在医院，不过他已经好些了。他服用了我的药，因为难吃得要命，他便觉得对他有帮助！从芜湖来了一个医生（布朗大夫）和一个法国神父。人们想在芜湖也建立一个中立区，请我们出主意。而我们自己在这方面还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当中还不曾有一个人面对过这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会完成它的，无论如何必须克服困难。
昨天夜里，30辆满载弹药的卡车在离城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有40人死亡。
我正在努力收集更详细的资料，想知道留下来的市民有多少。这时传来了谣言，说那个本想给我提供“相当准确”资料的人，即前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先生被捕了。他辞去自己的职务，是因为他不是军人，感到不能胜任这一工作。这条消息尚未被证实。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说：我们在城里有6万袋米，在下关有3.4万袋米。这也许够用了。我们缺少的是用于临时住所（草棚）的席子。天气寒冷，不管怎样，得安排人们住宿。
下面是国际委员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览表：
1.经费
2.警察
安全区人区检查
安全区边界守卫
警察人员的数目及其安置
3.士兵与涉及军队的事项
撤出命令及其检查
军队开始逃跑时的措施，伤员的照料
4.伙食
食品的数量
食品的储存和分配
5.运输与运输工具
6.难民的住宿
监督
住房的使用和管理
（1）公共建筑物（政府的）
（2）学校等教会建筑物
（3）空闲的住房
芦席棚
7.公共设施
提供水、电和电话
8.卫生设施与医疗保健
专用厕所
垃圾和粪便的清理及运输
医院和医疗设施
11时15分～11时45分，有警报，但没有空袭。晚上，上海电台报道说，水栅（即封锁河道的障碍物）已被破坏，据说水栅上已开了一个50英尺宽的口子。小型日本炮艇通过了这个口子，正在布雷区扫雷。中国人又设置了两个新的水栅。
下面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名单：
（1937年11月29日）
姓名国籍地址
1.约翰h.D.拉贝，主席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
2.斯迈思博士，秘书美国金陵大学
3.芒罗·福勒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
4.马吉牧师美国美国圣公会
5.希尔兹英国和记洋行
6.汉森丹麦德士古石油公司
7.潘丁德国兴明贸易公司
8.麦凯英国太古洋行
9.皮克林美国美罕石油公司
10.施佩林德国上海保险公司
11.贝茨博士美国金陵大学
12.米尔斯牧师美国长老会
13.利恩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
14.特里默美国大学医院15.里格斯美国金陵大学
序号为3、5、6、7、8、9和13的先生们在被占领之前离开了南京。
克勒格尔德国礼和洋行
在列名单时还没有把他作为委员会正式成员登记上去，不过后来补登了。克勒格尔在被占领期间留在南京。还有
乔治·菲奇美国基督教青年会
后来也正式加入了委员会，在整个被占领期间留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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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