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本日记里多次写到一名被枪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捆绑在一张竹床上，自12月13日起一直横躺在我的房子附近，没有掩埋。我对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请求他们派人或是准许我进行掩埋，至今仍没有结果。尸体依然在原来的地点，只是绳索已被剪断，那张竹床扔在两米远处。我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这件事的做法。他们一方面要别人承认它是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并受到同样对待；另一方面其行为却时时表现出残暴、野蛮和兽性，以致别人可以把他们同成吉思汗的部落相比。既然我为安葬这具可怜的尸体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我只好作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死了，但他的尸体将永远留在这个人间。
今天早晨，约翰·马吉牧师陪我和会讲一点日语的克拉到后勤军医总监平井大夫那里，我必须对他作一次回访。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求平井大夫准许我们访问红十字医院。这所医院是我们在外交部设立起来的，我们现在还向那里提供大米。但在南京沦陷后就不许我们进去，因为日本人接管了这家医院的管理工作。平井大夫对我们的请求稍作考虑后，答应要向总参谋部提出申请。他看上去是个和蔼的、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我们今天访问他时，他身穿整齐的制服正坐在靠背椅上，让一名日本画家画肖像。
马吉又收集了几起令人厌恶的暴行。日本士兵抢走了他们搞到的全部用于屠宰的牲畜。日本人最近叫一些中国年轻人去找猪，有几个动作不麻利或没找到猪的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一个被刺死的年轻人内脏拖在肚皮外面！一个人老是听到目击者的这类报告，就会感到厌恶。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我们今天看到几辆装满中国士兵的卡车从南面开来，并朝下关驶去。我估计他们都是在这里和芜湖之间被俘的战俘，要在扬子江岸边被处决。
高玉先生来拜访我。他是领事馆警察的负责人，是日本大使馆的参赞，我给他搞到一辆汽车，希望他给一张征用收据。他没有在收据上签字，一声不吭地把收据塞进了口袋。我吃亏了。以往他来时总是穿一套合身的蓝色制服，现在却穿了便服。他目前正在寻找在南京拍摄的空战和坠毁的日本飞机照片。这方面的照片很多，是由半官方的中央党部摄影社拍摄的。该社的办事处离我这里很近，但这时已被日本人烧光了。这个摄影社拍摄的有关这方面的照片花一元钱可以买到一张（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太贵）。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是16个日本飞行员的合照，他们因飞机坠毁而被关进中国战俘营里，受到中国人的细心护理和良好治疗。据说其中有高玉的一个朋友，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高玉似乎对这个被俘飞行员的命运很关心，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关于他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无法给他提供任何情况，因为事实上我们一无所知；即使我们知道一点，提供情况无论如何要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大使馆秘书福田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一个日本军官（飞行员中有几个军官）做了俘虏，必须剖腹自杀，一个日本军官是不可以被俘的。这是日本人自己之间应该解决的事。如果有一批在这儿犯下残暴罪行的日本人剖腹自杀，我是绝不会反对的，但尽管这样我对此仍不能提供帮助或信息。
我们委员会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看到了我们写的所有报告。这唤醒了他至今一直沉睡着的荣誉感，他按擦不住，也凑成了一篇报告。施佩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理应得到荣誉），在我们中间确实也经历得最多。但他这个人比较简单，因此报告写得并不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是天生的文学家，但是施佩林写的那些文理不通的东西，看上去的确非常滑稽可笑。他把草稿拿给我看。我当然不忍心把他那令人惊异的描写改掉，就让他那样报告下去吧。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妇女，……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这类句子他还是应该删掉的。下面就是这篇报告：
爱德华·施佩林南京大方巷21号1938年1月22日致罗森博士先生德国大使馆南京
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发生战事期间，我同其他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留在这里，并在国际委员会成立时被任命为南京安全区总稽查（警察委员）。我作为总稽查驾车巡视时，有机会亲眼看到一些好事，但更多的却是坏事。我的外勤任务并不轻松。我有65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还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平民警察队协助我。我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这里我必须再次证实，我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和尊敬。如同我经常看到的一样，这个民族善于忍受痛苦和煎熬，而不去抱怨或发牢骚。有20万难民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只身逃离，寻找安全的地方，寻求得到保护，这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她们怀抱幼小的孩子，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
在南京安全区，我们原来有两个组织良好的消防站，一个在鼓楼，另一个在大方巷，可惜我们的消防龙头和消防车都在日本军队进驻后被他们征用了，因此我们在遇到许多火灾时束手无策。火灾几乎每日每夜都发生，我们却帮不了忙，也许我们的帮忙也不受欢迎。真是可悲，但却是真实的。
自从日本部队于1937年12月13日进驻以来，安全区（其实根本算不上是安全区，因为它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的骚乱才真正开始。迄今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安宁与平和，但是根本得不到日本士兵的尊重，他们对于卐字旗和德国大使馆用德、英、中3种文字书写的布告不屑一顾。德国大使馆也特别为德国人住家的佣人们发了保护证明，但他们每天都来向我报告，说日本士兵把床上用品和钱财等抢走，疯狂地用枪托和刺刀强行把锁着的房门砸开，闯了进去。根据报告，被偷走汽车的有：特劳特曼博士（已归还）、罗森博士、林德曼、克勒格尔、施塔克、增切克、贝克博士、博尔夏特、洛伦茨、皮尔纳、马丁、海因里希、胡梅尔、施罗德博士、齐姆森。还有许多汽车被偷走后还没有报告，
12月17日，许尔特尔先生的汽车在德国大使馆被偷。事也凑巧，当时哈茨先生和我同日本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正在附近，还来得及在第二个街角把偷盗者逮住，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口舌才把汽车要了回来。在这件事上，我看出日本文职官员的权力很小，这位领事馆官员在和强盗军人告别时不断地大幅度弯腰鞠躬。
1937年12月17日～20日，日本领事田中乘车到所有外国人的住宅，让人在这些房子的外面贴上用日文书写的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布告（后来我发现这个破东西有几张被人撕下扔在地上）。尽管如此，日本士兵仍然继续破门而入，将这些房子洗劫一空。
12月21日中午，我看见黑姆佩尔的饭店在燃烧，尽管它外面贴有日本领事馆的布告，几天后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也被烧得仅剩断壁残垣。
12月21日，根据日本总部菊池先生要求，我找到60名电工去维修下关电厂。工人们不愿为日本人干活，因为他们有50名躲在下关和记洋行避难的伙伴被日本士兵残酷地枪杀了。
12月22日，我和菲奇先生在云南路所谓的安全区里，看到30个穿平民服装的中国人，被捆绑着杀害后，扔进水（塘）里。根据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的报告，在汉西门外约有500个平民也遭到类似方式的枪杀。我估计被这样残暴杀死的有5000人～6000人，全都是走投无路、手无寸铁的人。
12月27日～30日，根据日本大使馆的请求，我同日本领事馆警官高玉乘车查看了40所德国人的住宅，它们的大部分都遭到了抢劫。除了德国大使的住宅外，在安全区以外房子里的所有佣人和看守人都跑掉了，看上去最糟糕的有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罗德、沙尔芬贝格、施密特公司（哈蒙）、施佩林、埃克特、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和黑姆佩尔饭店的房子，最后这4栋房子完全被烧毁。在德国人也参股的福昌饭店里，保险柜被砸开，整整一层楼的饮料、床铺、被子、衣物、银餐具等等被抢走。日本警官到处都做了笔记，记下了有关房子的状况。我的私人住宅也被抢过，木箱和皮箱被强行撬开，我冬天和夏天的全部衣物及用品被盗。坐落在中央路上的增切克、林德曼、布瑟、尤斯特的住宅部分被抢。我对日本警官高玉先生说，我可以发誓，绝大多数房子在日本部队刚进驻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
12月29日，我找到25名工人去修复水厂。1938年1月3日，一些房子里已经有了电和水。
在80多起案件中，我被中国平民找去，把闯进安全区房子里强奸女人和女孩子的日本士兵赶出去。办这种事情我没有任何困难。
元旦那天，几个日本士兵寻开心。一个漂亮女孩子的母亲来叫我，并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我帮她忙。我和她乘车赶到汉口路附近的一所房子。我走进这所房子时，看到了如下情形：一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她悲痛欲绝地哭喊着。我用各种语言对着这家伙大声训斥，祝他“新年快乐”，他仓皇地跑了出去，手里还拿着裤子。所有这些案件，包括抢劫在内，都写了报告，保存在国际委员会的卷宗中，随时可以查阅。
将近一个半月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平静下来，抢劫仍在继续，房子依然被烧……住在所谓的安全区里的难民们，无法回到被毁坏了的或部分已被烧掉的自己住房里去。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也只有依赖日本人，但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或是不想知道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难民吃和住的问题。
国际委员会是个纯民间性质的组织，与政治毫无关系，其总的原则过去是，始终也是支持遭受战争损害并且还在受苦的平民。
我简略地描述了关于日本士兵野蛮暴行的几个事件。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屋顶旗杆上，卐字旗自豪地高高迎风飘扬，门上都贴着用3种语言书写的德国布告以及日本大使馆的布告。就在这些房子内，我和日本领事馆警官高玉目睹了一个所谓友好民族的士兵们所造成的疯狂破坏。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写好几份有价值的报告，对此我随时准备着。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希特勒万岁！
签名：爱德华·施佩林
局势报告
1938年1月22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目前担负着一个救济委员会的职能，保障城内25万居民的利益。大部分难民（至少百分之九十）仍然生活在安全区内，因为他们害怕在安全区外的家中被满街乱窜的日军士兵纠缠，甚至遭受火烧之灾。一些已经回家的人也因日本人的强暴而重返安全区。居民们似乎正在做准备，安家落户，在此过冬，毫无迁出的打算。尽管地方狭小，又有规定，不得携带家具进入安全区（因为当时预料难民有可能在一两周后即回家），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把家具弄了进来，以免被毁。
城里只有两名外籍医生，因此一旦发生传染病，救治的希望微乎其微。到目前为止，未发生疫情还算是运气。我们提出再要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但是允许其进入南京的要求遭到拒绝。大学医院（鼓楼医院）里挤满了重伤的平民，新近又有相当数量的孕妇被迭到这里，她们属于最贫穷的阶层。现在发现了几例白喉病人，目前这种湿冷的天气也使不少人患了感冒。疾病的增多当在意料之中。
目前国际委员会下辖25个难民收容所，计6万人。他们分散在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和学校里。其中规模最大的几处分别位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1.5万人；老交通部，1.2万人；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6000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5500人。
由于日军进城前大量难民涌入安全区，造成了区内的混乱，因此在所有的难民收容所开设粥厂已无可能。为此我们不得不决定，向那些一无所有的难民免费发放定量口粮。那些在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领导下的粥厂及口粮发放站每天供应5万人的伙食，免费分发粥或干饭。借此机会，不得不用赞许的口吻提及一支日本小分队，它向红卍字会赠送了2000余袋米，这样的援助太宝资了。
开始时，国际委员会出售大米，所得钱款用来为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购买食品储备。原先的打算是，一旦局势平稳，私营粮店开张之后，我们便停止销售。鉴于自治委员会打算于1月10日开设米栈，我们便于同日中止了救济基金大米储备的销售。然而两天之后，日本人却停止向自治委员会开设的商店提供粮米，此后安全区内的大米销售也被全面禁止。一个星期之后，自治委员会获准在城南开设两家米店，距安全区南端一里。即便如此，来自上述地区的居民仍然不敢回家。由于日军的存在，那里还没有恢复安定和秩序。日本人总共只提供给自治委员会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据估计，为了给25万人提供食物，每日便需16O0袋米。到目前为止，难民们靠自己的储备过活，然而这些储备也即将告罄。如果不尽快采取果断、周密的预防措施，解决居民粮米、燃料的供应，那么饥荒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严重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国际委员会试图购买储藏在南京城外或上海的食品，以此作为救济基金的储备，然而所有这些努力也都因日本当局的阻挠而失败。
国际委员会的基金随时可以用来购买食品和燃料，然而所缺的只是日方的许可。今天我们为5万人提供了伙食，而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粮食只够这5万人维持不到30天。我们向上海方面提出追加购买价值5万元粮食的请求已迅速得到答复，但是目前未获日方装船运输的许可。而如果不允许国际委员会直接购买粮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给难民发放救济现金。然而我却不看好这一方式，因为这会大大增加我们管理的工作量，虽然某些问题的解决看来别无他法。
一个下属委员会即所谓的“恢复秩序委员会”，制定出一些计划，以帮助难民重返原住所，首要的是让他们从事某些商业活动。自从日军12月19日有组织地焚毁城里四分之三的商店以来，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以下事件便可说明情况。有一户人家，常年以织毯为生，独自经营着自己的生意。1月1日夜里，其房屋被日军焚毁，衣物被烧，所有钱财被日军士兵一抢而光。像这样一个被洗劫一空的8口之家，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呢？我们免费向他们分发粮米，我们所能给他们的最好的帮助只能是现金，因为除了在上海路、宁海路路边摆些小售货摊之外，我们没有什么生意可以介绍给他们做。所有的居民靠着带来的东西在此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们希望春天能够开始农业生产。这当然取决于那些甚至连自己城内小菜园都荒废了的农户回去后能否安全地从事生产。
恢复秩序委员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照顾那些寡妇和孤儿。第一次临时调查的结果表明，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420名妇女的丈夫被日本人杀害。许多平民因为被日本人怀疑是身着便装的中国士兵而丢了性命。有些可怜的人还是在日本人那里登过记，而且在妻子及家里人为其担保的情况下被带走的。
谈到恢复生产的问题，可惜国际委员会没有专项基金为那些想开业的人提供贷款。有些难民的亲属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生活，并有收入，对于这样的难民，委员会也不能借款给他们。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的一些中国组织将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帮助他们在南京的同胞。
在自由出入南京未获南京日本当局许可之前，使家庭重新团圆，或是让难民回归故里根本做不到。
总有一天，自治委员会新任食品委员，人们都称之为“吉米”的王承天先生和我们委员会运输部门负责人查尔斯·里格斯先生会写出一个惊险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不知疲倦地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得到日本人的许可，为城内的居民运送更多的米、面粉和煤炭。运输工作先是由里格斯先生亲自领导，后由一名领事馆警察负责：现在则由日本特务机关的一名卫兵负责。日本人在入城后的第一个星期毁坏了城中大部分的卡车和其他车辆，备件无处可寻，这就给我们运送粮食和燃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与此同时，数百辆日军的卡车却散乱地闲置在街上。
现在，在一些选定的建筑物里已通了电，较低处的水龙头里有时也能得到城市水厂供应的水。电话还不通。据日军和日本大使馆的一些人士讲，目前南京城中既没有可以好好吃顿饭的餐馆，也没有可以消遣娱乐的去处。南京往日的繁华己化为灰烬。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南京的居民在废墟中挖掘可以变卖的东西来换取食品。
如果那些为日军服务的苦力的劳动能建立在一定的商品交换基础上，那么城市的居民还能有一小笔收入来源。一些好说话的士兵给予替他们干活儿的苦力应得的食品，还有少数士兵甚至付给他们少量的钱。但愿这是一种好的兆头，预示着情况一天天会好起来。
南京平仓巷3号1938年1月22日
尊敬的博因顿先生：
本函是装在美国大使馆的信封中，由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带到上海的。克勒格尔先生是除洛维特·弗雷泽和沈尔泽先生之外，第一个被日本人准许离开南京城的外国人。克勒格尔先生自安全区建立以来一直为其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安全区的财务主管，但他却参与了多方面的工作。在城市陷落之前，他冒着日军空袭的危险，协助将粮米储备运进安全区，之后又参与运输，直至因手部烧伤而不能从事此项工作。他在我们这些人中行程最远，跑遍了城里城外。因此毫无疑问，他能够向您讲述某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我建议您安排一个午餐会或一次会面，召集那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参加，例如：里斯、佩蒂特、威尔伯、沃林、钱塞勒、田伯烈、莫里斯、贝克尔诸位先生。您可以让克勒格尔先生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您也可以借此机会向他提问。克勒格尔先生的介绍一定能帮您更好地了解日本人。
如果您获准将食品用船运往南京，克勒格尔先生作为礼和洋行的雇员将很愿意提供帮助。不过我们得提请您注意，克勒格尔先生将于约两周后离开上海，动身去香港。
在此预先对您将为克勒格尔先生所做的一切致以诚挚的感谢。
顺致亲切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S.C.斯迈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22日致C.L.博因顿先生全国基督教总会上海
尊敬的博因领先生：
在此我们把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介绍给您。他将向您通报我们在援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物资匮乏情况。在您竭力帮助南京人民的过程中，克勒格尔先生很愿意助一臂之力。
在南京期间，克勒格尔先生在礼和洋行工作，现奉公司之命返回上海。
非常遗憾，克勒格尔先生离开了南京。可是他在各方面都非常愿意帮忙，因此在上海逗留期间也会给予我们帮助。如果您能派一位精明强干的人接替他的工作，我们将非常欢迎。
我们请求您，把克勒格尔先生引见给所有对南京救济基金工作感兴趣的机构。
在此预先对您表示感谢。
顺致亲切的问候
签名：S.C.斯迈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22日致约翰M.阿利森先生美国大使馆秘书南京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今天中午您向我提及1月18日致电博因顿先生一事，就此我想对我处原有的大量粮食储备作如下说明：
在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向我们委员会授予安全区行政管理权之时，即向我们提供了3万担（2.4万袋）大米、2万袋面粉（每袋50磅）。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我们共运进了约8800袋大米和1000袋面粉。虽然我们在1937年12月14日的致函中提出抗议，但其余的1.5万袋大米和1.9万袋面粉还是被日本人没收了。关于这批储备粮的移交事项，我们有前市政府专门的文件。
另外在移交时，我们还被告知，中国军队还在城里和城郊储藏了10万担大米。此外私人手中还有大量的大米储备，例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购买事宜，我们已经与之取得了联系。
因此很明显，这里的确有大量的米、面储备，据此估计日本当局可以满足中国老百姓的需要。
希望上述说明对您有所帮助。
永远忠实于您的
签名：刘易斯S.C.斯迈思
秘书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22日致C.L.博因顿先生全国基督教总会上海
尊敬的博因顿先生：
您已经收到菲奇先生和我发给您的众多电报和信函，但至今还没有一份关于目前工作情况的详尽报告。观作如下报告，以便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克勒格尔先生不久将赴上海并转呈本函。如果您愿意，他将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过去的6个星期里，我们才算是真正地认识了日本军队。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克勒格尔先生也会向您汇报的。
今天菲奇先生已收到您和方·塞克先生的来函，米尔斯先生也收到了经多迈先生转来的沃林先生的来信。我们非常感谢您的通知。沃林先生告知我们，美国顾问委员会提供了2.5万元援助南京。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深受欢迎的。
当我们向您请求就食品船运南京的问题与日方交涉之时，我就已经意识到，这种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日本人干脆一口回绝了我们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再有其他什么出路了。所有3个使馆已经准备在这一问题上采取间接或半官方的步骤，只是至今还没有机会。一份详尽的报告已发给美国国务院。据说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发生饥民暴动的时候才会采取官方行动。但是这样的事态发展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于是我们立即向日本人提出申请，向自治委员会提供更多的米和面。因为日本人在宣布拒绝运输食品时曾表示，日军将担负起养活中国居民的责任。
在1月21日的电报中订购的1000磅鱼肝油，是我们的食品追加订单中的一部分，专为居住在难民收容所里的1.5万名10岁以下儿童订购的。我们都清楚，在药品的分配及使用过程中不会不出现困难，尽管如此，这还是会有很大帮助和成效的。大白菜价格虽然是平常的10倍，但还是能够买到，只是我们自己的储备不久也将告罄。
请您告知我们（如有可能，用电报），在上海的难民收容所里是怎样用鱼肝油进行治疗，并如何分配的。
1.分配给谁？
2.如何分配？
3.如何使难民领取和使用药物？
4.有何成效？
美国大使馆的阿利森先生一直在为争取医生和护士进入南京城而奔波。今天日本人为我们提供了几名军医，虽然这对于我们难民收容所及安全区的日常工作总的看来还是有益的，但还是遭到了鼓楼医院的拒绝。阿利森先生建议，一旦我们的医生和护士获准进入南京，他们便可乘火车来此。他想，在这方面您在那儿或许能够帮上忙。
我们11日、15日、18日和21日的订单以及提出的请求肯定使您不堪重负了。想必您也一定相信，我们不会不知道您工作的困难程度。可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您在上海和我们在这儿的努力能够找到一个办法，挽救这里的局势。从东京传来的消息说，我们发往华盛顿、柏林及伦敦的报告已经有一部分产生了效果。
作为我们通过华盛顿转达抗议的结果，东京方面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在此的日军重组军队，而且据承诺，这将在三四天内完成。只有城里的秩序得到了恢复，食品供应畅通无阻，我们才可以精神饱满地开展救援工作。除了一些个人的日用品外，我们还订购了以下物品：
100吨蚕豆；
1000磅大包装鱼肝油；
20万单位白喉抗毒血清（向国际医疗队订购）；
200磅绷带纱布。
据多迈说，白喉血清可能今天就已装船运出。遗憾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在威尔逊今天中午的报告里没有说得很清楚。
关于汇款到这里的问题，目前并不重要。目前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供使用，再说我们眼下根本无法购买到粮食。我们正在不断地努力，试图找到办法，能够为救援工作弄到更多的米、面、谷物和煤炭。
我们这里有许多滞留在此地的家庭已经一无所有（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里的有些靠免费发放口粮过活的家庭，据他们说在外地也有有钱的亲眷）。如果齐先生以及在上海的其他中国人，有能力向这些家庭提供贷款或预支款项供其重建和恢复生活的话，那么现在把现金汇到这里，或许正是时候。但目前，我们更倾向于在上海购买食品船运到这里，而不是汇款。如果哪一天我们迫不得已作出决定，出于援助目的大量发放钱而不是食品的话，到那时当然也需要更多的现金。在未通知您有何变故之前，请您在上海替我们保管好已筹集的资金以备我们使用。
我们已和普里多－布龙先生谈到达您的建议，他同意待局势恶化时，我们可从英国人的基金中获得一笔贷款。如果需要钱的话，我们届时将正式向他提出书面申请。
在我们的局势报告中也提及了这里地方狭小，人群拥挤。新住宅区的私房里挤满了难民，安全区里的其他住房也同样如此。城里的其他地方已荒无人烟。一些人白天回到原来的住处，防范当地的盗贼。自从日本人拿走了他们想拿的东西之后，这些盗贼10天前也开始打家劫舍了，他们称之为“抢救行动”。这些白天回去看家的人晚上回到安全区里。有些人家打算搬回去常住，但其中大部分很快又回来了，据他们说遭到了日军的残酷虐待。
您大概已经发现，我们对区内居民的估计数字已从20万升至25万。我们从未做过精确的统计。日本人登记的数字为16万人，这其中不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通常占人数的四分之一），由于日本人对登记已经厌倦，所以对其中一部分17岁以下的女孩以及30岁以上的妇女也根本未加登记。因此25万与其说高估，不如说低估了，总数可能会有30万人。
您忠实的
签名：S.C.斯迈思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果真于今晨6时动身赴上海。据哈茨跟我说（他获准开车送克勒格尔去火车站），克勒格尔不得不和一大帮日军士兵上了一节敞篷车厢。如果换了我，我会拒绝如此去上海的；非要这样，我宁可不去。在这个季节，这么长的旅途，而且是坐在敞篷车厢里，谁都会得上重感冒。可克里杉这回不得不尝尝滋味了。
辛德贝格又来了一趟市中心，带来了6只蛋和20只活鸭，其中3只因为熬不过上班的几个小时断了气。厨师说：“不要紧，还能吃。”前一阵子老是吃大白菜烧咸肉，现在吃烤鸭肯定会觉得味道不错。
高玉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还带来了8个警察，看样子他们很恼火。美国大使馆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几天前一所美国学校的钢琴被盗。现在警察局接到东京的指令，要求必须将钢琴完璧归赵。可没人知道这乐器现在何处，可能早就给人拿去生火取暖了。我把这帮人请了出去，我可不想纠缠到这种事里去。
16时30分，在平仓巷做礼拜。米尔斯先生的弥撤辞讲得非常好。他一再提及德国和元首，以及元首为和平所做的努力。
18时，拜访罗森博士。他今天到几个城门转了一大圈，带回消息说，高尔夫俱乐部已完全烧毁。
19时，我们在平仓巷设宴庆祝我们的总干事菲奇先生的55岁生日。我送给菲奇的礼物是两只活鸭。但是它们很瘦，可怜的家禽已经很久没有进过食了。
21时45分，从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的广播里得到好消息（见附件），那里成立了一个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并已募集了20万元。在伦敦也筹集了大笔捐款。
高将军的男佣突然露面，他说没饭吃了。我给了他5元钱。据他讲，他的主人已去了汉口。
安全区委员会想通过基督教总会致电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请求允许我在此留至3月1日。于是我暂时收回了向日本大使馆办理旅行护照的书面申请。
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NCC）广播报道，1938年1月23日21时45分
扬州安定而有秩序。中国人受到了良好对待。
非洲、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墨尔本的G..谢泼德和多蒂、英国、美国及马来亚各处纷纷对中国的基督教徒以及苦难的中国表示同情。
新西兰的多比（前布克公司的代表）将募集1万英镑。伦敦的市长基金现已筹集到8万多英镑。
约翰R.莫特和悉尼·甘布尔主持美联邦基督教理事会的募捐活动，所得捐款8.7万元已汇往中国。
现有26名学生就读于闽南神学院。
福建教会大学照常上课。
郑州：据1月前寄出的一封信说，答应提供的救济金已经到达。医院无偿收治了50名外来患者并建立了澡堂和除虱间，同时还向病人发放衣服和救济金。
长沙的里斯和郑在克普勒的陪同下已动身去汉口。
南京：菲奇先生上周来电求助5万元。我们的捐款已达20万元。南京的来信约有100封，信中报道了那里骇人听闻的状况。难民总数达到25万人，其中有3万人在金陵大学。粥厂每天免费向5万人施粥，然而储备即将消耗殆尽。日本人总共只从大量的储备当中拿出2200袋米、1000袋面粉用于销售，而每天的实际需求估计就要1600袋米。南京方面也请求我们把食品从上海发船运往南京，但是我们至今未获日方的运进许可。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通过多迈寄送一些小批量的私人物品。一批鱼肝油和绷带纱布已备齐，准备用船运至大学（鼓楼）医院。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于星期五下午成立。名誉主席团：约翰C.福格森，..任，翟明则（音译），.F.罗伯茨。主席：P.F.普赖斯和一名中国人（姓名没听清楚）。委员会成员还包括4位曾在南京居住过的传教士（未提及他们的姓名）。
上海电台，1938年1月23日22点10分
汉口正在大规模备战。日军在津浦线已逼近明光。中方在芜湖方面继续进攻，阵地沿含山至合肥一线展开。日本军舰在芜湖遭中国飞机的袭击。双方正准备在徐州打一个大的战役。中方拥有从广西精选的5个精锐师以及强大的、装备有现代化武器和40架高速战机的中央军的若干个师。
说：“没有一支军队会喜欢别人报道它的恶行，但绝没有权力禁止新闻监督。”田伯烈先生（《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欲采访日军司令部，遭到日本人阻止。人们希望，外国诸强在新闻监督的问题上不要作出让步。
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东京强烈要求日方采取措施控制南京的混乱局面。上个星期曾报道，日军粗暴地进入美国辖区。华盛顿政府圈内人士真正地感到了不安，因为日方自“帕奈号事件”之后曾明确保证尊重美国未来在华的利益。日军军官及日本大使馆官员均拜会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澄清事件，并就将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了协商。据报道，日本人虐待中国妇女，10名妇女被强行带走。这已不是有关于此的第一篇报道了，它证实了此前有关日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的报道。因此华盛顿政府的官员们不再对中国拒绝日方的和平提议而感到意外了。
致博因顿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
贵会昨晚的广播消息令我们非常振奋。对于筹集款项以及帮助建立上海救援南京基金会的诸位先生致以我们诚挚的谢意。同样，衷心地感谢你们寄来了鱼肝油和绷带纱布。请妥善保管在上海的基金以备我们使用。你们的帮助，使我们有能力缓解此处的困境。请您尽可能通过磋商，能够获准船运食品；再就是医生和护士的入城许可，这里平民需要他们的照料。我们在此也继续努力促成此事。
请尽快装船发运100吨蚕豆。我们在这里努力敦促日本人增加发放米、面以及燃煤的数量。不知您在那里能不能在这方面帮些忙？
免费发放口粮的需求越来越大，因为私人储备已消耗殆尽了。关于斯迈思博士22日信中所谈问题，我们想就邮汇贷款一事（收款人由您推荐）和您的上海救援南京基金会统一行动。
我们恳请贵基金会，向贵处的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允许约翰·拉贝先生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至少继续工作至3月1日。
签名：菲奇
1938年1月24日15时
我们在这里变得堕落、没有骨气，丧失了正直的人格。帕特南·威尔（伦诺克斯·辛普森）在他的关于1900年围困北京的书中（《北京信札》）毫不隐讳地说道，他和另外的一些欧洲人也干过抢劫的勾当。我想，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的男佣张今天花了1元2角钱就买了一台台式电风扇（价值约38元），非让我也跟着高兴不可。一些明代花瓶真品只卖1元钱一个。它们放在壁炉台上，仿佛在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只要我高兴，我可以把整所房子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塞满，这些东西都是偷来的，价格之低如同破烂。现在贵的东西只有食品，一只母鸡要2元钱，也就是说抵得上两只明代花瓶。
今天我还去了精英美发厅。两台电动烫发器还在那儿，只是不能确定是否完好无损（我上次理下来的头发早就夹在西门子的账簿里当书签了）。其余的物件都遭到了损坏或是不见了踪影。理发的靠背椅只剩下了3张，其中一张摆在院子里。但是坐垫已被掠走，就是说椅子不能用了。屋里的窗帘也不在了，门窗也被打破。中山路西侧的许多房屋已经在火海中化为废墟，而这所房子未被烧毁已是奇迹了。根据抢劫的状况来看，这所房子太应该烧毁了！
22点10分，广播里没有克勒格尔先生到达上海的消息。但愿他已经挺过了这艰难的旅途。
从长沙的广播里传来消息，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那里已广为人知。
高玉先生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总部，并且带了一名会说中文的级别较高的警官。高玉在一个大学难民收容所找寻女孩子的时候被贝茨博士当场抓住。他解释说，他要找几个女洗衣工和女厨子。这当然没人会信，因为在远东众所周知，洗衣和烧饭在中国是男仆们做的事儿。高玉要求恢复他的“好名声”。斯迈思博士记录下了整个谈话并向他指出，他肯定要把此事通知各大使馆，这当然不合高玉的心意。他明确地提请我们注意，不要打扰大使馆，随后便沮丧地离开了这里。这件事着实让总部的全体人员幸灾乐祸了一番！
约翰·马吉把一封信和一把日本步枪刺刀放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信中说，一名日军士兵用这把刀威胁一名中国妇女，当我们委员会的3名成员撞见他的时候，他撇下刺刀不要了。斯迈思兴奋地记下了整个事件，随即通报了美国大使馆，因为目击者是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阿利森先生为我们提出了抗议，对此我们非常高兴。阿利森先生无法摆脱对日本人行为的震惊，罗森博士给他起了个绰号——，这个谑称在此一直被引为笑料。
约翰·马吉把外交部医院的一男一女两名中国护理人员带到总部来。据他们说，该医院的一名勤杂工被一名日军士兵刺死。我们仔细询问了这两人，并把他们的述词写进了机密档案。此外我们还让他们介绍了军政部医院的情况，看来那里也很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关于南京外交部红十字医院事件的机密档案
南京，1938年1月25日
1月22日23时，3名日军士兵出现在外交部医院的3楼过道上寻找姑娘。由于她们都躲了起来，所以没有找到。
第二次，那是1月23日凌晨4时，又有一名日军小个子士兵出现在3楼的过道上，他的肩章上有一颗星，手执刺刀，皮带上别着左轮手枪。他叫来了医院的勤杂工，逼迫他去寻找姑娘。勤杂工非常害怕，因为他发现了这名士兵手上和刺刀上的血迹。当他走出房间时发现了医院里另一名勤杂工的尸体，看起来是被这名士兵杀害的。于是他领着这名士兵上了4楼，在后者的威胁下，打开了几个女护士的卧室门。屋里有5个姑娘，她们应声赶紧穿上衣服。房门一打开，其中3个马上逃进厕所并将门反锁。其余2个姑娘没有逃掉，于是日本兵便向她俩扑去。她们此时也发现了士兵手上和刺刀上沾有血迹，于是便迷惑他，让他跟她们进后面的房间。那儿住着常泽德（音译）大夫，姑娘们希望他能保护并救得了她们。当士兵看见里屋里有张床时非常满意。这时常大夫走了过来，同时也看清日本兵手上和刺刀上沾满了血。此时他也意识到了危险，于是扯下袖章，证明他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日本兵一把夺过袖章扔在地上。医生随后在一张纸上写道：“请您明天来，我们会考虑您的愿望。”日本兵答道：“你们的人在上海杀了我1500个朋友，如果你现在不满足我的愿望，我就杀了你。明天我就要回上海了。”医生拿上衣服穿好，说道：“这些姑娘都病了，跟我走，我替你找几个长得漂亮的。”于是日本兵放了这两个姑娘，随着医生穿过许多房间，最后进了一间男人住的房间。日本兵掀起了一张床上的被子，当发现床上躺的是一名男子时火冒三丈。隔壁房间住的是妇女，日本兵想打碎玻璃门，把她们弄到手。医生提醒他，这样会把手弄伤的。他想想也就作罢了。医生领着他穿过对面的房门，那是院长屠大夫的房间。屠大夫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气愤，他让常大夫把日本兵带到曹大夫那里，说他会说日语。于是日本兵和常大夫来到曹大夫的房间。曹大夫向日本兵解释，医院受日方的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人侵扰。曹大夫和常大夫把这名闯入者送下了楼。日本兵发现自己被人当猴儿耍了，气得要命，临走时还煞有介事地用刺刀吓唬了常大夫。曹、常两位大夫下楼时，那名勤杂工的尸体已经被抬走了，但是还能看得见水泥地上的血迹。
关于外交部红十字医院状况的机密档案
南京，1938年1月25日
1.病员：
医院里有300多名病员，全是受伤的中国士兵，其中的50人～60人已痊愈，但不允许离开医院。
2.工作人员：
中国女护士21名
中国男护理员40名
中国勤杂工70名～80名
中国医生约20名
日本军医2名
日本男护理员4名
3.食品供给：
中方工作人员每日两餐，分别在10时和16时，吃的是米饭和极少量的大白菜。只有屠大夫吃得稍好些。在中国医生当中，他有两个朋友，有时也会邀他们一起用餐。病员也是一日两餐，用餐时间相同，只有3碗很稀的粥。
4.病员的治疗：
根据传到我们这里的消息说，医生听任日本人惩罚病员，其中一些人甚至被日本人绑走了。原先的病员肯定要比现在多得多，但是具体数目已无法确定。当红十字会接管这家医院时，地下室里有很多尸体，其中一部分已掩埋在亭子附近。此外还有人向我们报告说，许多病员在此期间已经死去，还有些人翻过外交部的院墙逃走了。
军政部红十字医院状况
一星期前还约有200名病员住在军政部医院。过去每天有3名外交部医院的女护士在日军士兵的带领下来到该院，最近一次是在一星期前。该院的状况据说很糟糕。伤员就躺在地上，除了一名中国医生之外再无其他人照顾他们。女护士只在换绷带时才来一下。
美国海军电报发自：上海，1938年1月23日发至：南京，1938年1月24日大使馆（美国）
致特里默大夫（鼓楼医院）
日本军方宣称，南京各医院的状况令人满意，病人在不断减少，病人在日军控制的医院里受到了适当的照顾，因此不需向那里派遣医护人员。我们急需有关目前医护人员、病员的准确报告，并了解与过去相比而言的需求状况。在我们为需增加的人员向日方提出进入南京的申请时，将附上这些报告。——汤姆森
签名：高斯
致克劳德·汤姆森电，上海
您23日的电报已收到。
需外科治疗的病员逐渐减少，然而其他疾病以及产科病人却大大增加！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增加人手。原先我们这里有42名经考试合格的女护士、50名见习护士（女大学生）、4名美国医生、19名中国医生，现在仅有14名经考试合格的中国女护士、1名美国女护士、3名学历较低的中国医生及2名美国医生。由于目前人手短缺，医院只能维持极少的临床门诊，25个难民收容所中的6万人没有临床治疗（重复一遍：一点也没有）一些难民收容所令人感动地腾出了房间供分娩用，只是没有医生和护士。医院只能收治一些危重的病人，而同时却有大批病号躺在大学的寝室里。我们至少需要2名美国医生及2名美国女护士。布雷迪可以来，其余的人则需要熟悉中国的情况并懂中文。经过认真调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报告，我们不能确定（重复一遍：不能），日军对城中的25万平民正在采取或已采取了哪些医疗措施。而且我们对他们针对南京平民做了哪些重要的医疗工作并且在医院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一无所知。您一旦获得批准，请即为2名医生和2名护士办理通行证。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签名：特里默大夫
南京，1938年1月25日10时30分
事态报告
（195）1月17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中的一位妇女和家中的一名男子回到自己城南的原住处，这个地区刚刚开放。一名日军士兵闯入屋内，欲对该妇女施暴。她自卫的时候被该日本兵用刺刀杀害。（贝茨）
（196）1月19日，日本领事馆警官高玉来到大学附中物色6名洗衣女工。同往常一样，他被告知，如果有妇女自愿报名，我们没有意见。可高玉提出，只有年轻妇女才在考虑范围之内。当被问及为何要年轻妇女而不是更适于洗衣的其他人时，答复是：她们还得长得漂亮。（贝茨）
（197）1月20日，一群住在大学附中的人去升州路买米，途中遭日军士兵拦截，钱被抢走。
（198）1月19日，一位与福斯特先生及我合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尼姑说，她昨天获悉，她的叔父（姓朱，65岁）在去日本人指定地点买米的途中遭多名日本士兵抢劫并被刺死。此事约发生在一星期前，其叔父外出未归，当时无人知晓他发生了什么事。（马吉）
（199）1月20日，马吉先生报告说，中国伤兵在外交部红十字医院每天只能得到3碗稀粥，其中一名伤兵向一名日本军官（或一名医生？）抱怨，这名军官便揍了他一顿。伤兵继续表示抗议，日本兵便把他带出去用刺刀刺死。（马吉）
（300）又有妇女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收容所被人带走。（沃特林）
（201）1月20日，有3名妇女从金陵神学院被人带走。（索恩）
（202）1月18日，中华路基督教女中的一架钢琴被盗，窃贼是穿过院墙上的窟窿把钢琴搬走的（所谓的“钢琴穿墙事件”）。（麦卡勒姆）
（203）1月20日15时，2名日军士兵闯入基督教女中的寝室。他们离开后，一名校工在房间里发现了点燃的纸。（麦卡勒姆）
附言：昨晚6时左右，菲奇先生及本人去升州路查看由自治委员会经营的新米店。我们发现米店还在开门营业。在前一天日本兵3次试图窃取店里的钱，于是店里的人转而这样干：在其他地方出售购米券，把钱送回办公室，在第三地供货。这家米店在双塘街上，大约是在被烧毁的教堂对面。过去的10天里，日本人交给这家米店500袋米。如果天气不好，日本警察便拒绝送米。自治委员会想在保泰街或其附近再开一家米店。
签名：斯迈思
下面是一件我们未曾报道的事：
一名中国工人给日本人干了整整一天的活，没有领米而是领了钱回到家中。他疲惫地和全家人坐在桌旁，家庭主妇端上了几碗稀粥。一个6口之家只有这么可怜的一顿饭。饭刚端上来，一个路过的日本兵寻开心地向这几只半满的碗里撤了一泡尿，随后笑着扬长而去，未受到任何惩罚。听到这件事，我想起了《别把我们当奴隶》这首诗。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贫穷的中国工人能表现得像那些自由的一样。中国人遭受了太多的凌辱，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逆来顺受了。这件事未受到重视。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
通过德国大使馆我收到了下列邮件：妻子1月18日的来信，格蕾特尔于12月26日寄自宾德的信，奥托于11月19日寄自慕尼黑军人路42号的来信以及洋行1月14日编号J24691的来函。妻子说，我现在可以立即返回德国休假，如果我这次不回去，那就要再等5年了。实际上也不至于这么糟。上海的基督教总会正在申请让我留到3月1日，我正在等待答复。恐怕即便到那时候我这儿的工作也不见得能结束。我个人倒是很愿意现在就和妻子一起去度假。说实话，我在中国真待够了。但此时此刻我不能逃之夭夭！！
刚才从广播里听到，中国飞机昨天又空袭这里了，共投下了3枚炸弹。由于日本人让我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我们对此竟毫无察觉。如果我们听见机关枪响，就会以为是日本人在处决什么人；如果声音比往常更响的话，那多半是哪间着了火的房子的屋架塌了下来。
我刚从中央路回来，在那儿看了一下布瑟先生的住宅。楼上楼下被翻了个遍并遭到了抢劫，但家具大部分还完好，只是一些椅子的坐垫被划开了，可能以为里面有钱。隔壁增切克的住所则被洗劫一空。街上仍然能看到抢劫的士兵，他们让中国苦力拖运赃物。
1938年1月25日22时10分，上海电台消息：克勒格尔先生在敞篷车厢里待了12小时，终于在星期天晚上（1月23日）平安到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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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