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宗泽在，大宋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分离已久的燕云十六州真正的融入版图之中。
在确定燕云十六州重回中原之后，宋徽宗赵佶和满朝文武都欣喜若狂，赵佶大赏群臣，并兑现诺言，封张叔夜和宗泽为“长平郡王”和“安平郡王”，又刻了“再复燕云碑”，并在碑铭中着意强调了孙珲这个“麒麟仙人”的丰功伟绩。
对于孙珲来，这些都不算什么，在恢复燕云故地的这些日子里，他一边监督着大宋朝廷的运转，一边观察着金国的动静。
宋军在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之后，朝野上下都极为振奋，康王赵构甚至提出趁势逐灭金人，将辽国故地纳入大宋的建议，得到了不少的朝臣支持，但却给孙珲暗中通过宰相何栗和副将孙傅给否掉了。
以现在饱受战争摧残后的经济力量，支撑着收复燕云十六州已经是扩张的极限了，不可能支持夺取辽国的战争消耗，即使将辽国拿下了，也无力管辖，搞不好还会陷入到战争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这就好比一个体弱多病力气还没有全部恢复的人，突然吃下太多的美食，不但会“消化不良”，甚至有可能一下子撑死。
如果能够有几年缓冲时间，让他把宋朝缓过劲来，将原来辽国的土地吃下去也是有可能的。
在他看来，现在的宋朝，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金人，而是自己。
在张叔夜率军出征后，孙珲便一直担心大军的饷钱不足和粮草辎重难以补充，但宰相何栗这一次却向他信誓旦旦的保证，大军的军需绝对不会出问题。
不出一个月，何栗便告诉孙珲，他给大军筹措到了1600万贯的款项。孙珲吃了一惊，问他这钱是怎么来的，何栗回答是增税。
熟知历史的孙珲知道，北宋初期，盐、酒两项收入只有500万贯，到现在为止，这两项收入合计可以达到了400多万贯，增长了八倍还多。
现下的宋朝能够增收到这么多非农业税，乃至让非农业税达到整个税收比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不是因为现在比以前更富裕，本质就是更大程度的盘剥而已。
宋朝由于酒税榨取太甚，导致酒价过高，卖不出去，为了征收到预定的税额，不得不强迫百姓买酒。有些地方根据居民财产划定级别，上户、中户、下户各自规定必须出多少钱买多少酒。更有甚者，还强迫百姓缴纳尝酒钱。
孙珲记得一些史料中有极为离奇记载：当阳县“每遇人户纳夏秋二税，并令先纳尝酒钱，以家业多少为率，自五百至三千，虽赁地侨寄之户亦令地主抱认，一年两次尝酒钱将近两千贯”。也就是，尝酒钱实际上成为当地两税的附加税了。但居民们缴纳“尝酒钱”，能否尝到酒，从史料上还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缴纳所谓的“吃酒钱”，可以肯定地，是吃不到酒的，仅仅成为宋朝官府“别求课利”中的一项课利而已。
能尝到酒的还算运气不错，更直接点的酒影子都看不见，直接把钱摊派给老百姓，不管你吃不吃酒，都必须要交。甚至发展到直接拦路抢劫的地步：“隆兴府进贤县之土坊镇，‘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强名曰镇，而有酒税务一所’”；通一岁之所入，此镇之酒税却达两千多贯。那么，这两千多贯是怎样剥取来的呢？“所谓酒者，初无酝造，亦无发卖，系于镇户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纳钱，一户或四五十文，或三二十文，或七八文，以是为月解，岁亦不过千数百贯而已”。所得虽然不多，“本镇却有酒税官一员，专拦数辈，恶少爪牙数十人，皆蚕食于数十户之市民，甚则罗织村氓，攘夺商旅，又甚则拦截客舟于二三十里之外”。从摊派到公然抢劫商旅客舟，为“别求课利”创造了骇人听闻的手段。
而且宋代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专卖收入更高，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简直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
有文人甚至称：“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本朝者，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D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金人来犯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盘剥表明了宋代百姓的税负之重，也让孙珲看到了，宋代百姓的生活，并不象后世的一些人描述的那么幸福。
事实上，在第一次北伐燕云的时候（那时也是赵佶当政），宰相王黼把枢密院踢到一边，在三省设立经抚房，专门为北伐筹款，命令每一个宋朝的成年男丁都要上缴免夫钱，这一项他刮到60万贯。想了想，他觉得意犹未尽，北伐的时候是要过黄河的，那么顺便把黄河也修一下吧。修黄河利在全国，像淮、浙、江、湖、岭、蜀等地的，和黄河不贴边的男丁们也有责任，太远出不着力是吧，那么出钱。每人至少0贯，这样他又刮到了1700多万贯。当然这笔钱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何栗的手段比王黼要差一些，但1600万贯也是个不的数字了。正是在这笔巨款的支撑下，宋军能够有足够的武器和物资同金军对抗，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
但这些也让孙珲看清了一个实情，那就是虽然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但高度发达的商业对社会的瓦解力量也是巨大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和他对中国朝代灭亡的规律的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而每一个朝代的灭亡，基本都是这样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