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我们又像以前一样每天都经过拉德利家。杰姆上中学了，念的是七年级，中学就在我们小学后面。我现在是念三年级。我同杰姆的课程和活动迥然不同。我们只是每天早晨一同上学，其余就只能在吃饭时见面。他常跟着橄榄球队出去，但是年纪太轻，身材又太不魁梧，不能作什么事，只能为球队提水桶。但他干起来还挺带劲，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天黑以后才回家。
路过拉德利家时，我再也不怕了，不过，那地方仍旧像以前一样，在大橡树下阴森森的，冷冰冰的，总是那副不逗人喜欢的样子。天气晴朗时仍可碰见内森•拉德利先生，他有时进城去，有时从城里回来，我们知道布•拉德利仍在里面。为什么知道呢？还是那个老原由——还没有谁看见他被抬出去。经过那个老地方时，我有时感到一阵阵懊悔，悔不该曾参加恶作剧——那种恶作别对亚瑟•拉德利先生来说纯粹是一种折磨，因为哪一个神志清醒的隐居者会希望孩子们透过百叶窗去偷看他的行动，在钓竿末端粘上纸条伸进去，并在他的甘蓝地里半夜徘徊呢？
我还记得。两个印有印第安人头像的便士，口香糖，肥皂雕的娃娃，一枚生锈的奖章，一只带链的破表，杰姆肯定把这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一天下午。我不禁停住脚步端详着那棵树：只见在那水泥补丁的周围，树干胀得又粗又大，水泥补丁变黄了。
有两三次我们几乎看到他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平凡的经历。
但是每次打那儿经过时，我还是希望见到他。可能我们有朝一日会见到他的。我想象着那将是怎样的情景。我走过来看见他时，他可能正坐在悬椅上。“您好哇，亚瑟先生。”我会这样向他问好，好像我一辈子里每天下午都这样对他说的。“晚上好，琼•路易斯，”他会这样说，也好像每天下午都对我说过一样，“这一向天气真好啊，不是吗？”“是啊，先生，天气是好啊。”我会这样回答，并继续谈下去。
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们永远也见不到他。在夜阑人静、月亮下去的时候，他可能真的从屋里出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斯蒂芬尼•克劳福德。要是我啊，我就要盯着另一个人。不过那是他的事，反正他不会盯着我们就是了。
“你们没再搞那些恶作剧吧？”一天晚上我无意流露了我在死以前想好好看一眼布•拉德利这一愿望，阿迪克斯问道，“如果你们又在搞的话，我现在就警告你们：赶快停止。我老了，没有精神去把你们从拉德利的院子里赶走。再则，也太危险了。你们可能会挨子弹的。你们知道，内森先生不论看到什么影子都会开枪，哪怕那影子只留下儿童的小脚印。你们上次没有被打死算是万幸了。”
我当时就没再吭声。阿迪克斯这一席话使我感到非常惊异。这是他第一次让我知道他知道的比我们以为他知道的要多得多，而这件事情还是发生在几年以前呢。不，仅仅发生在去年夏天——不，两年前的夏天，当时时间把我糊弄了。我一定要记得问一问杰姆。
我已遭遇了这么多事情，对布•拉德利的恐惧已经算不了什么了。阿迪克斯说。他看不出还会有什么事发生。事情总是会逐渐平静下来的，再过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就会忘记这里曾经有个叫汤姆•鲁宾逊的人曾被他们注意过。
阿迪克斯可能说得对。但是夏天发生的事情好像一间关闭着的屋子里的烟雾在我们头上缭绕。梅科姆的大人们从来不跟我和杰姆谈论那桩案子，却似乎跟他们自己的孩子谈论过。他们一定认为，我和杰姆有阿迪克斯这么个父亲是不得已的，所以尽管阿迪克斯不好，他们的孩子仍然应该对我们友好。孩子们自己不管怎么样也不会这样想的。要是同学们的家长听任同学们自行其是的话，我和杰姆一定早就痛痛快快地和他们每个人都干了几次干净利落的拳斗了，这事情也一定早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现在这样呢，我们不得不把头抬起来，像有身分的男女一样。这一来就有点像是亨利•拉斐特•杜博斯太太在世的时候一样，不过没有像她那样狂呼乱叫罢了。然而，有一桩怪事我百思不得其解：尽管阿迪克斯作为一个父亲缺点很多，但是在这一年里，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再次一致情愿地把他选入州立法机构。由此，我得出了这么个结论，人就是这么奇怪。我从此回避他们，不到不得已时，连想都不想他们一下。
有一次在学校里我却不得已地想到了他们。我们每个星期有一节时事课。每个小孩要从报纸上剪下一段新闻，熟悉这段新闻的内容，然后到课堂上来复述给大家听。据说这种做法可以克服许多缺点：站在伙伴的面前可以培养优美的姿势和保持镇定自若的神情，发表简短的演讲可以培养遣词造句的能力，背熟一条新闻可以加强记忆力——学生被挑选出来搞这项活动，他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回到集体中来。
这种做法意义深远，然而在梅科姆实行起来效果不好。首先，没有几个乡下小孩能看到报纸，所以剪辑新闻的任务就落在城里孩子的身上，越发使得乡下来的学生相信城里的孩子在课堂上是注意的中心。农村小孩通常只能从他们称为《格利特报》的报纸上剪下一些消息，而这种报纸所登载的东西，在盖茨小姐——我们老师的眼中纯属虚构。一个小孩背诵《格利特报》中的一段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盖茨小姐总是紧蹙眉头，不过那背诵的东西或多或少使人联想起这类事情，诸如爱玩土乐器啦，用糖浆软饼当午餐啦，做一个礼拜时极度兴奋的教派的教徒啦，唱《毛驴唱歌真动听》这首歌而又把“毛驴”这个词的音唱错了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州政府花钱让老师阻止学生干的事情。
尽管我们每周有这么一节课，仍然没有多少孩子知道时事究竟是什么。有一次，小查克•利特尔（尽管他似乎对母牛和母牛的习性了解得像一个百岁老人一样清楚）讲述一个纳田尔叔叔的故事，只讲了一半，盖茨小姐就叫住了他：“查理斯，这不是时事，这是广告。”
不过塞西尔•雅各布还算知道什么是时事。轮到他时，他走上前去说：“老希特勒……”
“是阿道夫•希特勒，塞西尔。”盖茨小姐说，“说到人时我们从来不说‘老’什么什么的。”
“是的，小姐。”他接着说，“老阿道夫•希特勒一直在检举……”
“不是‘检举’，是‘迫害’，塞西尔。”
“不，盖茨小姐，报纸上是这样说的……好吧，不管怎么说，老阿道夫•希特勒一直没有放过犹太人，把他们关进监狱，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他不让任何一个犹太人出国，他在洗涤所有意志薄弱者，他……”
“什么，洗涤意志薄弱者？”
“是的，小姐，盖茨小姐。我想，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怎么给自己洗涤，我想，一个白痴不会保持自身清洁。哎，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还把所有半犹太血统的人都圈到一起，他想给这些人都立下名册，防止他们给他惹麻烦。我认为这是罪恶的行径。好了，这是我要说的时事。”
“很好，塞西尔，”盖茨小姐说。塞西尔喘着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坐在后面的一个小孩举起手来。“他怎么能那样做呢？”
“谁怎么能那样做？”盖茨小姐耐心地问。
“我说，希特勒怎么能把很多人关进栏圈呢？政府会阻止他那样子啦。”那只小手的主人说。
“希特勒就是那里的政府，”盖茨小姐说。她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课堂搞得生动活泼一些，于是走到黑板旁用大写字母写下“民主”这个词。“民主，”她说，“谁知道民主的定义吗？”
“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回答。
我想起了阿迪克斯曾经告诉我的一条古老的竞选标语，于是举起手来。
“民主是什么意思，琼•路易斯？”
“人人权利平等，没有人享受特权。”我援引那条标语的话说。
“很好，琼•路易斯，很好。”盖茨小姐笑容可掬地说。接着，她在“民主”前边用大写字母加上“我们是一个”几个字，“同学们，现在让我们齐声读‘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齐声读了一遍。然后，盖茨小姐说：“美国和德国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德国是一个独裁国家。独——裁，”她说，“在这里，我们反对迫害任何人。只有抱有偏见的人才会迫害别人。偏——见，”她清晰地发出这个词。“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犹太人更好，为什么希特勒不这么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个谜。”
教室中间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孩子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犹太人呢？盖茨小姐，您看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亨利。无论居住在哪个国家，犹太人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希特勒企图消灭宗教，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喜欢他们。”
塞西尔大声说道，“哎，我弄不清楚，人们认为犹太人喜欢兑换货币或者怎么的，不过那不是他们遭受迫害的原因。他们是白种人吗？”
盖茨小姐说：“塞西尔，进了中学你就会知道，有史以来犹太人一直备受迫害，甚至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这是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事。好，现在该学算术了，孩子们。”
我从来不喜欢算术，所以整整一节课我老是望着窗外。阿迪克斯极少发火，只有在埃尔默•戴维斯要向我们报告希特勒的近况时他才会勃然大怒。他会忿忿地把收音机“啪”的一下关掉，说一声“哼！”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对希特勒这样厌恶，他说：“因为他是一个疯子。”
同学们在做算术练习时，我暗暗思忖道，这怎么可能呢？疯子只有一个，德国人千千万万，我看他们会把希特勒关进栏圈，而不是让希特勒把他们关进栏圈。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吧——我要去问爸爸。
我问了他，他说，他根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回答。
“但是，憎恨希特勒是应该的吗？”
“不，不应该，”他说，“憎恨什么人都不应该。”
“阿迪克斯，”我说，“我真有点弄不明白。盖茨小姐说，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残酷已极。她真气得满脸绯红……”
“我觉得她会这样气愤的。”
“但是……”
“什么？”
“没什么，爸爸。”我走了。我既不知道是否能把心中的烦恼对阿迪克斯解释清楚，也不知道是否能将一种模糊的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杰姆大概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对学校里的事情，杰姆比阿迪克斯了解一些。
杰姆帮橄榄球队打了一天水，累得精疲力竭。他的床边至少有十二根香蕉的皮，中间还有个空的牛奶瓶。“你一下子吃这么多干吗？”我问道。
“教练说，要是我两年内体重能增加二十五磅，我就可以上场打球。”他说，“这是最好的办法。”
“你会都呕出来的。杰姆，”我说，“我想问你件事。”
“说吧，”他放下书，伸了伸腿。
“盖茨小姐是个好人吧？”
“当然啦，”杰姆回答，“我从进她的教室起就喜欢她了。”
“她痛恨希特勒……”
“那有什么错？”
“呃，她今天告诉我们希特勒多么坏，那样残酷地对待犹太人。杰姆，迫害任何人都是不对的，是吗？我是说，即使对任何人抱有鄙视的想法都不对，是吗？”
“当然不对啊，斯各特，你怎么了？”
“噢，那天晚上，从审判厅出来，盖茨小姐——她走下台阶时，在我们前面，你一定没注意她——她在与斯蒂芬尼•克劳福德小姐说话。我听见她说，时候到了，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他们忘了自己是什么货色，下一步，他们就以为可以和我们通婚了。杰姆，一个人怎么能这样憎恨希特勒，却又回过头来这样鄙夷地看待家门口的人呢……”
杰姆一下子勃然大怒，跳下床来，抓住我的衣领使劲地摇我。“我不想再听到有关审判厅的事情，永远不想，不想，听见吗，你听见吗？再不要跟我说起它，一个字也不许说，听见吗？好吧，你出去！”
我惊骇得都忘了哭了。悄悄地离开杰姆的房间，轻轻地关上门，生怕弄出什么讨厌的响声又使他怒气冲天。我感到一阵疲倦，想找阿迪克斯。他在客厅里，我走到他跟前，想爬到他膝上去。
阿迪克斯笑了。“你长得这么大了，我都抱不起你了。”他把我紧紧搂住。“斯各特，”他温和地说，“别对杰姆不高兴。这些日子他很难过。我刚才听见你们在那边讲话。”
阿迪克斯说，杰姆想方设法要忘记什么事情，但是他实际上只能把事情暂时极力忘记，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他就能冷静考虑这件事，理出个头绪来。等他冷静考虑以后，他又会变成往常的杰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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