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春寒的季节，曹禺从美国悄悄地回来了，他不愿惊动朋友，也不愿抛头露面。长途跋涉，把他累病了，一回国便住进医院里。这时，已是１９４７年的１月。
２月初，一出院便搬到老朋友黄佐临家里，佐临和丹尼像迎接家人一样，把他从医院接回来。
他的学生梅朵是这样描写归国的曹禺的：曹禺先生去美国的时候，脱下了他的长袍，换上了西装，领带打得很整齐，皮鞋上面拭掉了惯常有的泥污，曹禺先生突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他从来不修边幅。
先生那时的心境很好。不但他希望一次愉快的旅行，而且那时的政局也未令人绝望，大家都还觉得幸福的日子离得并不远。他看见欢送会上年轻人热情的眼睛，他的心里也被这热情燃烧成一团火。说实在的，谁能与先生比较，像他那样的用自己的激情去生活，快乐时可以疯狂，痛苦时立即流泪。
带着希望去的，驮着阳光去的，然而这一年来，祖国的天空是一重重的阴霾浓云卷了过来。在美国，他要说的话，他要呼喊的声音，却不免因此低沉暗涩，当那一位曾经与他合作演出《原野》的伟大志士倒下去的时候，那比什么消息都更沉重啊！心上的暗影再也抹不掉了！先生不爱说他的感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激情的人，当时，他会痛心疾首地掉泪的。
希望淡了，阳光遮没了。在这样的心境里，他估划着在美国做的事有的只能搁下了！到最后，他的心更迫不能待的要回来了。但是，是悄悄回来的，而且又悄悄的换上了他的长袍。不必和去时比较，今天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得更坚决地去对待。①他悄悄地回来了。
他去美国时曾经有两个想法：一是把我们近代的剧场运动介绍给美国戏剧界，一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得到一笔捐款，用来为我们没有经济基础的剧场打打气。但是，从国内却接连传来内战的消息，特别是李公仆、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使他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那些念头全部打消了，再也没有心思顾及捐款的事。尽管在美国生活得不错，但他还是日夜思念着战乱的祖国，他总觉得祖国有他可做的事情，他再也住不下去了。
回来后，一切的一切都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仅仅只有一年，整个的空气全变了。全面的内战，全国到处都又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一丝和平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物价飞涨，灾民遍地，特务横行，民不聊生。这血腥的现实，使他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看得更清楚些了。
总得要养家糊口，他先是应熊佛西先生的邀请，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黄佐临介绍，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导。
回国之后，他和党更加接近了。他的学生刘厚生、方琯德、任德耀都在上海，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请曹禺参加一个读书小组，他欣然答应了，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到离市区较远的上海育才中学聚会一次。他们共同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读些其它的革命书刊。师生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当然，不单是书刊的内容，还有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这些讨论，使曹禺对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信心。他觉得同这些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不但给他带来愉快，更给他鼓舞和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禺还有过一次“解放区之行”，他竟然从上海到了解放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救济总署的署长蒋廷黼，原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他要找些作家为救济总署作宣传，就通过《新民报》的记者韩鸣去找张骏祥、茅盾和曹禺，请他们去视察河南省的花园口，说是有一架飞机要去黄泛区。茅盾因为有别的事情没去，曹禺、张骏祥和韩鸣就以记者的名义去采访。蒋廷黼请他们去，是想借这些文人来吹吹他们的救济总署，但曹禺和张骏祥却事先商量好，打定主意不讲话，不过是借机到外边看看，也许能搜集到一些创作的材料。飞机自然是美国的，飞行员也是美国人。而曹禺和张骏祥都装作不懂英语，免得同美国人打交道。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花园口炸了，黄河决堤，使得黄河改道，不但造成千百万农民流离失所，同时，更造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想恢复黄河故道，而故道的所在地已是解放区了。那时，他们还想搜集黄泛区人民生活的材料，准备写剧本的。
飞机由上海出发，在黄泛区上空巡视，但是，一个美国人上了飞机就支持不住了，晕飞机，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这自然十分扫兴。那时，救济总署和美国人也有矛盾，救济总署扣住救济物资不给解放区，但有的美国人偏要例行公事，责备救济总署不给解放区粮食，而国民党却不愿公开给，就把粮食偷偷地放到一个地方，让解放区去拿，拿走还要打个收条，他们好报账。一次，他们到了尉氏县，听说一位解放区的县长刚刚离去，曹禺和张骏祥商量好，非要采访这个县长不可。他曾结识过不少共产党人，但是，解放区的县长又是怎样的呢？他很想亲自一睹这位县长的丰采。机会来了，他们目睹了这位县长同美国人的争论。美国人谴责解放区拿了救济总署的粮食，气势汹汹。这位年轻的县长，在洋鬼子面前毫无奴颜婢膝，堂堂正正地驳斥了美国人的诬蔑，并且尖锐指出，美国人帮着国民党打内战，为蒋介石撑腰，驳得这个美国人哑口无言。这位县长给曹禺以深刻的印象，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是在一个庙里，这个县长很年轻，农民打扮，有一杆枪，还有一个警卫员。他把一个叫马骥的救济总署的人驳得一塌糊涂，把那个美国人也说得无言可答。他很了解美国的情况，在美国人面前，他同国民党的官截然不同，他讲出了中国人的心里话，讲得有理有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县太爷”，一点儿官气也没有。可是对国民党，对美国人，他好凶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小学教员。①
在上海，曹禺还遇到一件蹊跷的事。
一天，在中央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罗明来找他，罗明也是他的学生，把一封信交给曹禺，这是一个女工写的信，告发曹禺的，说曹禺同这位女工同居后又把她抛弃了。这把曹禺搞得摸不着头脑，气得他直打哆嗦。不容曹禺分辩解释，罗艺赶快安慰说：“万先生，您别急，您偶尔干了这样的事也没啥了不起！”好像曹禺真的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这一来，曹禺更生气了，他说：“这是造谣，这是诬蔑，我怎能做出这样的事！”罗艺这才醒悟过来，他误会了万先生，赶紧赔不是，骂起自己来。曹禺说，“这件事非搞清楚不可！”上海这个地方历来是谣言制造厂，什么诬蔑和欺骗的把戏都会搞得出来的。
他先是让他的学生李恩杰去查访这个女工的下落，他叮嘱李恩杰，无何如何要把这个女工找到，他不仅关系到他的名誉，而且事实上已有人给这个女工带来侮辱和损害，他当然得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也很想把那个冒着他的名义干坏事的人查出来。这个女工很快就找到了，约好到南京路上的新雅酒家会面。曹禺由李恩杰和张家浩陪着，早就恭候在那里。这位女工来了，他们请她坐下来叙谈。坐了许久，这位女工感到奇怪，就问：“你们不是说曹禺也要来吗？怎么还没有来呢？”曹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曹禺。”女工更觉得奇怪了，她气愤地说：“你们把我骗来同曹禺见面，可他没来，你们也是坏人，你们骗我。”曹禺以温和同情的口吻说：“你的确受骗了，你碰到的那个‘曹禺’才是真正的坏人，他是冒充我的名义来骗你的。我向你保证，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一定帮你找到那个坏人。”这位女工从曹禺诚恳而和蔼的态度中，才知道自己受了坏人的骗。据说，这位女工因为这件事连工作都丢掉了。坏人是查也查不出来的，在那样一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在那样的腐败动乱的年代，这样的事太多了。这件事，使曹禺对那个社会更加憎恶了。
但是，更激起憎恨和愤慨的，是国民党那些接受大员，以接收之名大发横财。一些汉奸摇身一变而又成为接收要员，这些人投靠国民党之后，更加凶狠地欺压百姓。抗战八年，度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人民盼着抗战胜利，盼着光明。胜利了，人民却更加失望了。这些，是激起他写作电影《艳阳天》的动因。
《艳阳天》写了一个明辨是非，敢于为被压迫者打抱不平的律师阴兆时。阴兆时的朋友、孤儿院院长魏卓平，他的孤儿院因为靠近码头，又很偏僻，被曾经当过汉奸的巨商金焕吾看中，便强迫购买，做了他的秘密仓库。阴兆时明知金焕吾有钱有势，但他无视强暴，挺身而出，要为他的朋友抱打不平。可是，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约上签字，已无法挽回。不久，金焕吾因囤积居奇为人揭发，他的秘密仓库被查封了。金焕吾怀疑是阴兆时暗中使坏，就在阴兆时４０寿辰的那天，指使他的走狗杨大带着打手，殴打了阴兆时并捣毁了他的家。阴兆时忍无可忍，起而抗争，经过多方调查，终于查明金焕吾原来是大汉奸，检举了金焕吾，使这个汉奸判了刑，归还了孤儿院的旧址。
《艳阳天》由曹禺亲自导演、著名电影演员石挥（饰阴兆时）、李健吾（饰金焕吾）、崔超明（饰杨大）、石羽（饰魏卓平）、李丽华等参加了演出。此片上映时已是１９４８年春天了。
这部电影的主题，从总的方面来说是积极的。他满脸激愤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世界，依然是汉奸横行，流氓打手为非作歹的世界，而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依然过着被压迫被蹂躏的生活，这是一个好人没有活路的世界。他呼喊着“起来争个是非”，同反动势力“争个你死我活”。他还表现了人们渴望“大地洒满了阳光”，渴望着“艳阳天”。曹禺当时就这个电影发表谈话时说：“中国人有一副对联，叫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横额：‘莫管闲事’。这，我认为不对。我们必须明辨是非，必须恳切做事，不怕麻烦，不怕招冤。”①他主张明辨是非，坚持同恶势力斗争，反对“各扫门前雪”是对的。但是，他把“法律”看得太重要了，以为一场官司就可以把坏人判刑治罪了。当时，就有人指出《艳阳天》的不足，说：“《艳阳天》的缺点，就在于没有正确地正视现实，而从那里避开，使斗争归于个人的激情行为，看重了为一定阶级作护符的‘正统法律’。”②是的，当整个政权掌握在反动派手里，怎能指望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庭能作出公正审判，真正地清除恶势力而帮助人民呢？
曹禺回顾《艳阳天》的创作时说：１９４７年，我从美国回来，是佐临介绍我到文华影业公司的，这个公司是吴性栽搞的，他本来是个买办，经营染料的，但愿拿出钱来搞电影。《艳阳天》拍出来，有一个小册子骂《艳阳天》。那时，我认为法律是最公平的，但我也知道国民党法律不是那么公正的。那个结尾，在我心目中，他们去的地方是延安。解放后，蔡楚生同志叫我改，说只要改几个镜头就可以了，那时太忙了，忙于搞文化招待，还有会议。就是在那样一个时期赶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么一点想法，我也不想再改了。①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之后，国民党妄想凭借长江天险，来一次最后的顽抗。此刻上海已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慌乱里，有钱的商贾携家带口逃往香港；金元券越来越不值钱，物价飞涨，谣言四起。
曹禺每到晚间就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使他振奋，使他鼓舞。党在关心着他，当他得到党组织让他转赴香港的消息后，他兴奋极了。当然，他还不能把这些明白地告诉朋友，但他却把这心中的振奋，即将迎接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换一种方式转告鼓舞朋友们。他去一位老朋友的家里，整整谈了一个夜晚，对老朋友说：“人活着是很不容易的事，活着就要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都不要离开上海，形势就要变化了，将来是大有可为的。”他的老同学孙浩然回忆说：
我和曹禺很要好。１９４８年他去解放区前夕找我，我们谈了好久。他谈得很严肃。他说，他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明确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的，他要走这样一条为人民的道路。他说：“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来，等待全国解放的到来。他谈得很深，也很严肃，他同地下党的关系，主要是由金山来负责联系的，他去香港的票，也是金山为他搞到的。②那时，他同李玉茹结识了。他看过她的戏，他们已经有着往还，李玉茹是把他作为老师来尊重的。他特地找李玉茹谈话，对她说：“不要听信谣言，不要离开上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那时上海流传着“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谣言，搞得人心惶惶。他说：“像你这样穷苦出身的女孩子，这样年轻有才华的演员，共产党是会欢迎的。”
他和方瑞一起到达香港已是１９４９年２月了。这里早已有党组织作出安排，现在他才知道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邀请他到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２月２８日，乘华中轮从香港出发。临行前，乔冠华一再嘱咐大家，不得带片纸只字，这样，他只好把一些衣物书籍留港，以后再托运北京了。同行者，还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王芸生等２７人。柳亚子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有所谓“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在香港期间，胡绳的爱人负责接待他们，照顾得十分细心，这使曹禺十分感动。
华中轮是一只外国船，租用时花了不少钱，船上是相当阔气的，当华中轮一驶出香港，便有国民党的炮舰尾随着，途中临时改道驶向南朝鲜，从南朝鲜再去烟台。
３月５日，华中轮抵达烟台，由贾参谋长到码头迎接。３月６日，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同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特地从青州远道赶来，到他们的住地看望大家。晚间，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并观看了京剧演出。这一切，都使曹禺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开朗，那么欢乐！３月７日，由烟台乘汽车北上，在莱阳住宿，第二天，正值三八妇女节，参加了欢迎晚会。当地军民演出花鼓戏、评剧来欢迎他们。整个晚会热闹极了，这使曹禺极为兴奋。同样，还是那些评剧和京剧，但感到格外的新鲜。他觉得那些演员不是演戏，个个都是欢喜的面庞，在唱着他们自由解放的欢乐心曲。
由潍县改乘火车，他和柳亚子共一车厢，很快到达济南。许世友、姚仲明设宴招待。特别使曹禺感动的是，到达济南时，邓颖超亲自从北京赶来迎接他们，并陪同他们一起到达北京。到达北京的这天，是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８日上午１０时。这是曹禺难忘的日子。他离开北京１５年了，如今又回到她的怀抱，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只是１５个年头，中国就产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北京！北京！他终于又回来了！迎接他的将是新的使命，新的历史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