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刘卫华自述）
怀孕期间，妈妈得到了一本好书
作为生她养她的母亲，我比谁都清楚，刘亦婷能有今天，离不开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但使得这一切因素能够起作用的，全靠她生在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正是在为“改革开放”大声疾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她的父母才接触到了欧美和日本的早期教育理论和方法，也才有可能通过从0岁开始的教育为刘亦婷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记得，在国门打开的初期。潮水般地涌进各种新奇的思想和学说。习惯于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在兴奋地寻找和介绍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在连连出版的外国理论著作中，河北人民出版祉推出了一本功德无量的书——《早期教育与天才》。这本连译者姓名都没有的小簿册子，在1980年成都举办的早期教育学习班中，引起了我的朋友邱校长的极大兴趣。她共奋得一口气买了好几本，分送给正忙着生儿育女的晚辈朋友们，我也幸运地得到了一本。
那时候，“只生一个好”的独生子女政策刚刚出台，我和婷婷的爸爸经过精心计划已怀上了她。得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在医院做过定期的孕期检查。检查结束之前，妇产科的洪医生在我腹部抹了一些润滑剂，又放上一个听筒，打开仪器的开关，“嚓嚓嚓”的噪音中传出一阵急促的“咚咚咚”的声音，就像火车在远处奔驰。洪医生笑着说：“这就是你孩子的心跳，多有力啊！”
这是第一次听到刘亦婷的心跳。也是第一次听到别人对我孩子的夸奖。我又高兴，又得意，暗自庆幸长达三个半月的严重妊娠反应并未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我知道，头三个月是胎儿大脑的形成期，必须避免妊娠反应造成胎儿营养不良。尽管每天下午4点和晚上9点我都会剧烈地呕吐，但中午和晚上两餐饭我都尽量吃多吃好，能吸收多少是多少，惟一不吐的早餐更是每天保证两个鸡蛋，10点多还要加餐喝豆浆一句话，自己再难受也要满足胎儿的需要、我想，这大概是所有独生子女母亲的想法-一只许生一个的现实，已经使政府号召的“优生忧育”变成了我这一代人自发的愿望。
得到《早期教育与天才》之前，我已经看了好几本科学喂养孩子的书，在怎样使孩子健康方面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但怎样把孩子培养成聪明能干的人呢？除了靠遗传，我还没有找到什么办法。
从遗传的角度来说，刘亦婷的父母两方似乎都有一些可夸耀之处。婷儿的爷爷是一个精力充沛、头脑清晰、记忆力过人的老干部，婷儿的姥爷则是一个才华横溢、意志顽强、恃才傲物的老“右派”。婷儿的姥爷言可原名谈济民，据他说，解放前他在家乡看过族谱，族谱上记载着：谈家的祖先是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谈。后来司马谈之子司马迁受了宫刑，被认为是家族的奇耻大辱，族人为避辱避祸，遂改姓“谈”。
族谱的记载固然令人兴奋，但毕竟是无法查证的传说，何况克雷洛夫早就在他的寓言《罗马的鹅》里说过：“就算你们的祖先真地是将军，但你们仍然只是罗马的鹅！”
事实上，再好的遗传也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潜质，要想取得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任何人都只能靠后天的努力。
在这种心态下，我得到了邱校长赠送的《早期教育与天才》，可想而知，我有多么兴奋和感激！
打开眼界，造就“天才”不是梦
得到那本《早期教育与天才》之后，我如获至宝，每天从杂志社下班回来都要捧读到深夜。早期教育先行者们的辉煌成就，使我大开眼界。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培养孩子的具体做法，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
书中首先介绍的，是19世纪初的德国“神童”卡尔·威特的培养过程。
威特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有创造性的乡村牧师，也叫卡尔·威特。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必须从幼儿开始教育子女。用他的话来说，“对子女的教育必须同孩子的智力曙光同时开始”。他确信，即使是普通的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
威特牧师的儿子生于1800年7月，小威特出生之后显得比一般的婴儿要傻，邻居们都认为他是个白痴。小威特的妈妈也说：“这样的孩子教育他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只是白费力气。”威特牧师虽然感到沮丧，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了儿子十七八岁上大学时不至于落在其他同学后面，他决定仍然按计划进行早期教育的试验。谁也没有想到，试验的结果竟会那样令人吃惊。
威特八九岁时，就能够自如运用德、法、意、英、拉丁和希腊语6种语言，而且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尤其擅长数学。威特9岁那年考上了莱比锡大学；不到14岁，就由于提交数学论文而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6岁时又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23岁时成为优秀的法学家和研究但丁的权威。威特一直讲学到83岁逝世为止，度过了幸福、快乐和有价值的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威特的父亲把威特14岁以前的教育写成了一本书《卡尔·威特的教育》。这本书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几乎绝版，保留至今的只有很少的几部了。有趣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里藏有一册，据说是美国的惟一珍本。因此该图书馆把它作为珍品，陈列在贵重品室里、凡是有幸读到这本书并且按书中的方法去做的父母，都像威特父亲一样，成功地培养出了极其优秀的孩子。
本世纪初，美国的一位神学教授读了《卡尔·威特的教育》之后，用威特父亲的方法教育自己的儿女，把13岁的儿子巴尔和15岁的女儿利娜分别培养成了哈佛大学和哈佛女子学院的少年大学生。另外一位11岁的哈佛大学生塞德兹和18岁的哈佛博士威纳，也是这本书的受益者。他们的父亲都读过《卡尔·威特的教育》，也都把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的过程写成了书。
他们的成就和著作，在20世纪初期引起了一位日本学者木村久一的注意、为了使日本民族多出天才少出庸才，木村久一于1916年写了《早期教育与天才》这本书，介绍威特父亲及其追随者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这本书引进的早期教育学说，对提高日本人的民族素质，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我至今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把《早期教育与天才》译成了中文。我只知道，应该永远感谢这些早期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他们给所有渴望把孩子培养成才的父母亲开创了一条成功之路。许多父母已经按书中的方法培养了数百个中国早慧儿童。刘亦婷被几所世界名校所看重的优秀素质，也是用的书中的方法打下的基础。
那会儿，我根本想不到，由哈佛图书馆里的孤本藏书所传播的教育思想，最终会把刘亦婷引向哈佛。
反复研读，立志开发女儿潜能
读完《早期教育与天才》，我萌发了一个强烈的心愿——只要我生出一个智力正常的孩子，我一定要把她培养成能力超常的人！为此，我反复研究威特父亲的教子方法，琢磨他的教育思想。
威特父亲说：“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教育而不是天赋。孩子成为天才还是庸才，不是决定于天赋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出生后到五六岁时的教育。”
威特父亲认为，孩子的天赋是有差异的，有的孩子多一点，有的孩子少一点、然而这种差异是有限的。假设天生的天才天赋为100，那么生就的白痴其天赋大约只能在10以下，而一般孩子的天赋大约只能在50左右。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受到同样有效的教育，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取决于其天赋的多少。可是一般孩子大都受的是不够有效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天赋连一半也发挥不出来。比如说天赋为80的只能发挥出4O，天赋为60的只能发挥出30。如果父母实行可以把孩子的天赋发挥到八九成的有效教育，即使孩子的天赋只有50，也会超过天赋为80的孩子。当然，如果对天赋为80的孩子实行同样的教育，那么前者肯定是赶不上后者。不过，生下来就具备高超天赋的孩子是不多的。大多数孩子的天赋大约都在50左右——对一个有志于实施早期教育的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威特父亲敏锐地意识到：要使孩子的天赋发挥出八九成，必须尽早开始教育。这一点已被后世的生物心理学所证实。因为儿童的潜能有遍减法则。比如说生来具备100度潜能的儿童，如果从0岁就对他进行理想的教育，那么他就可能成长为具备100度能力的人、如果从5岁开始教育，即便是教育得非常出色，也只能具备8O度能力。如果从10岁才开始教育的话，充其量只能具备60度能力。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研究，产生“儿童潜能递减法则”的原因是这样的：每个动物的潜能都有自己的发达期，而且这种发达期是固定不变的。不论哪一种潜能，如果不让它在发达期发展的话，那么就永远也不能再发展。例如小鸡“追随母亲的能力”的发达期大约是在生后4天之内，如果在最初4天里不让刚生下来的小鸡跟在母亲身边，那它就永远不会跟随母亲。小鸡“辨别母亲声音的能力”的发达期大致在生后的8天之内，如果这段时间里不让小鸡听到母亲的声音，那么这种能力也就永远枯死了。小狗“把吃剩下的食物埋在土中的能力’的发达期也有一定时限，如果这段时间里把小狗放在一个不能埋食物的房间里，那么它就永远不会具备这种能力了。我们人的能力也是这样，宝贵的儿童潜能如果不在其发达期给它发展的机会，也会一个一个枯死。反过来说，早期教育造就天才的原因也在于此。
但是19世纪初期的人们并不懂得这些，除了几个知情者外，人们都说卡尔·威特是天生的“天才”，而不是教育的结果。威特父亲的教育思想也并没有在德国普及。我想，也许“天赋比教育更重要”的说法对大人比较“有利”吧——既可以自我安慰，又可以逃避责任。但是如果威特父亲也这样想的话，他就培养不出如此优秀的儿子了。
怀孕期间的阅读和思考，使我明确地认识到：除了生活上的科学喂养，培养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杜绝“儿童潜能递减”的现象，对孩子的每一种潜能，都要不失时机地提供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父母亲要以强烈的责任心，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好在婷儿的生父和我看法一致，他也想用威特父亲的办法把女儿培养成智力超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