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大清早起，你乍呼什么！”随着宏壮粗犷的声音，周伯伯走进来。这位老人，头发苍白，高鼻深眼，赤红脸，宽下颏，腰板挺的很直，一眼就可看出是个很结实的人。小燕子不等哥哥说话，抢着给他们作了介绍。周伯伯伸出有力的大手掌，紧紧地攥住杨晓冬的手：“怎么，你跟燕来他爸爸也是磕头换帖？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今年可有四十？”杨晓冬笑着说：“差不离。”“那你是老弟啦。”杨晓冬边点头承认，边从他铁箱子般的手里，抽回自己麻酥酥的手。周伯伯并不注意这些，他以当家作主的口吻，吩咐小燕放下篮子在家剁馅，吩咐燕来陪着客人说话，他自己去割肉买东西。也没征求谁的意见，从桌上拿起空酒瓶，撩开门帘，闯闯地走出去。小燕为了使客人安静，端着白菜白面到周伯伯的房间去。
院里，落着撕棉坠絮的大雪花。小屋里很暗很静。杨晓冬和韩燕来对脸坐着。韩燕来有很多话要说，由于心烦意乱，不知从何说起。
杨晓冬看出这位小伙子心事重重，试探着摸索他的思想情况。
“生活过的可好？”
“这哪叫生活呢？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衣服裹不住身。”
“你们这地方安定吧？”
“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的赛过夏天的臭虫苍蝇，还安定得了！”
“他们经常到西下洼子来？”
“你说西下洼子，这地方还背静，可你总得出门呀！”
杨晓冬同韩燕来谈没多久，院中响起咯吱咯吱的踏雪声音，周伯伯左手托着红里套白的鲜牛肉馅，右手提着一瓶酒，小燕端着白菜馅跟进来。于是宾主四人一齐动手，擀皮拌馅包饺子。时间不大，全部包好。周伯伯吩咐小燕放好饭桌，让客人坐到上首，提瓶给客人斟酒的时候，他说：“小燕家兄妹，一年到头，没有亲戚朋友走动。今天你真是从天上掉下来，多叫人高兴呵！没别的，清水饺子红粮酒，咱们喝个痛快。”
小燕搅完了锅，睁大带笑的眼睛，盯着锅底说：“杨叔叔这一来，煤火也高兴，看！火苗儿舐着锅底，够多欢势。”
水饺端上饭桌，韩燕来还没就座，老人象是理解到什么，伸手拿起豆绿茶杯，说：“你干么还闷头闷脑的？平常反对你喝酒，今个你也开开斋。”说着，倒了半杯酒；递给韩燕来。韩燕来盯着酒杯，气也不哼。周伯伯并不注意这些，呷了一口酒，话板密啦：“我这个人，不会虚情假意，有什么说什么。我没儿没女的，他兄妹就象我的亲生儿女一样。我呢，也愿看着他们长大成人。姑娘，岁数虽小，肯听话，也情理；这个燕来呢，性格不好，是个没把儿的流星，说不定他会干出什么事来。你这遭儿来喽，多住几天，好好调理调理他，叫他学老实点！”
“周伯伯！你说的是什么呀？”燕来已经不满，当着客人不好发作出来。
“你估量着我看不透你的心思呀？休想蒙我，说穿了你，你整天想斜性！”
周伯伯对待他们兄妹，确实用了疼儿疼女的心肠，但他们之间还是经常吵嘴。争吵的对手主要是他和燕来，小燕处在帮腔的地位。小燕的立场没准，有时站在哥哥一边，有时帮助周伯伯，有时两边解劝。吵嘴不是为了吃饭花钱的生活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互通有无，不分彼此，过的象一家人一样。他们的矛盾主要是思想不一致：平日里，燕来在外面听到看到不平的事，回到家来又骂又叫。老人怕他惹是非，就想用长辈的口气教训他。越教训，对方越不服，结果把外边不平的事，转变成他们之间的顶嘴材料。比如老人劝他：“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捅马蜂窝，还不是自找挨螫。”燕来说：“我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老人说：“拉谁的马？再胡说，我连三轮都不叫你拉。”“不拉三轮更好，我到大街上截鬼子的汽车。”这样越闹越凶，有时闹的双方连话都不说。今天周伯伯又发火了，由于杨晓冬在场，韩燕来没有哼声，把涌到嗓门的“对嘴”话，用唾沫强压下去。杨晓冬新来乍到，不好评论谁是谁非，便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举起竹筷，笑着说：“饺子快凉了，大家都吃。”趁老人去揪大蒜的空儿，小燕附在杨晓冬的耳根前，小声吐吐了两句，杨晓冬会意了，老人回来入座的时候，便频频朝他敬酒。果然小燕那句“一杯话多，三杯乜眼”的话证实了，半茶缸酒没喝完，老人双眼发粘，呼吸气粗，勉强咽了几个水饺，显出颓然欲倒的姿势。小燕一边向杨晓冬睒眼，一边搀起老人说：“回你屋休息会吧，我扶着你。”而后，她匆匆吃了一碗豆面饺子；提篮子到门外去做小营生。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天越阴越沉，屋子暗的象黑天一样，炉火映在屋顶，一片通红。这些，对于进行内线工作的人说来，是最好的谈心时刻。
杨晓冬滔滔地讲完他要讲的一片道理。
韩燕来沉默着，炉火映着他风尘仆仆但又年轻发红的脸；身子不动象泥胎，面孔不动象石板，两只冒着火焰的眼睛，象跟谁发脾气般的死盯住墙角。当听到杨晓冬说：“我进城来，特为找你。你不比别人，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呆下去。”他骤然立起，扭转头，劈手从桌上抄起那半碗酒，长出一口气，带着恨病吃药的神情，一口吞下去：
“杨叔叔，你对我的看法不对！我不是糊涂混日子的人。难道我从几千里外讨饭跑回来，还不为的出口舒坦气？可是，周伯伯掐我的头皮，小燕拉我的后腿，我能怎么办呢？我好比隔着玻璃向外飞的虫鸟儿，眼看到外面明朗的天，头碰的生疼也出不去，一来二去，变成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挨地……”
韩燕来在发电厂学徒的时候，每逢下班就到河坡溜湾，有意无意之间，认识了一位撑船的水手。日久天长，知道这个水手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经过几次谈话，这位同志答应介绍他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在这些日子里，他显得活跃了，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到这个日子到来。有一天，接到水手的通知，在后天上午十点钟，到南河坡码头集合，跟伙伴坐船到解放区去。这天夜里，韩燕来高兴的闭不上眼，天刚铺亮，换上身干净衣服，跑到城外码头，左等右等，等到中午也不见人来。正苦恼时，听见人们吵嚷说，日本人要枪毙共产党，刑车开过南关大桥啦。他急忙赶到跟前，一眼看到，被绑的正是这位水手。水手在人群里高声呼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每一喊叫，他心里一阵激昂，一阵凄酸，但他对他是爱莫能助，终于眼看着敌人夺去水手同志的生命。从此，他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但他知道，抬头望见的西山，离城不到四十里路，只要靠近山边，就是另一个天下。他下决心试着到西山去，但几次都失败了。有一天下午，他混出封锁沟，正赶上敌人出发回来，他不得不绕开敌人，奔小路走，走来走去，走到民兵封锁的路口。民兵误认为他是探路的汉奸，连话也没问，一阵排子枪，险些送了命。他失望地回来了，从此，他的脾气更加古怪，平常很少说话，对外跟谁也不联系，就连同院的苗先生家他也很少去。跟周伯伯说话，不投机，就抬杠；对小燕也短不了抢白。后来变的肚里有话也不对人讲，苦闷来了就喝点酒。总之，他很苦闷，觉得没人了解他。方才他说的风筝断线、头撞玻璃就是这段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