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
妹妹！对你，我说什么呢？你年轻、诚实聪明又有文化，直接跟着领导同志工作，进步一定很快。不过我觉得你在爱情这本字典上，还有不少生字。依我看，爱情不是花晨月夕下的甜言，也不是软绵绵的眼泪，更不是金钱物质的收买品。我主张：要找个志气刚强的汉子，别要那蝎蝎螫螫男身故作女态的人；选老婆也不要弱柳扶风，眼泪洗脸的“林黛玉”，要他有几分“丈夫”气。我总嫌你懦弱，认为你身旁那个后生，利用你的脆弱温情，笼络你又想控制你，我早看出你想摆脱他，要摆脱，得拿出点毅力和勇气来，世界上无论作什么事，没点毅力，没点勇气，没点冒险精神是做不成的。愿你在爱情以及一切问题上，再干脆点！再坚强些！
现在说说我最后的一件心事吧！我的小离儿才五岁，她是我心尖子上的一块肉。她父亲家里没一个亲人，又不能跟着外祖父，你也没有精力养活她，我才是个半脱离生产的干部，不能给公家添麻烦。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拿她送交梁队长，估计他会同意，因为他对我好并喜爱这个孩子；如果他有不能克服的困难，那就把她送给缺儿缺女的爹娘。不管送给谁，要求组织上给她点荣誉，给她挂上个革命烈士子女的头衔，这点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最关心的。我没给孩子留下产业，要留这点荣誉，等将来小离儿长大读书的时候（我想到那时候省城就解放啦），叫她向同学们讲说讲说，她是什么样爹娘留下的女儿，让同学们知道：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多大的灾难，他们杀戮过多少无辜的父母，遗留下多少寡妇孤儿！让同学们知道和平是多么可贵，知道他们在充满阳光的幸福生活下学习，是先辈人怎样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小离儿要读书，最好送到新水闸小学，这有它的特殊原因。过去，我是在这个学校读高小的，那时候东三省叫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们校里来了个插班生，她父亲在沈阳北大营作小生意，九一八事变时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她跟着妈妈逃进关来。在“满洲国”当“顺民”时，她从来不敢大声讲话，这次回来，火车一开进山海关，她大声说：“妈妈！我告诉你一句话，现在我是中国人啦！”中国的儿童都有爱国热忱，坚持不抵抗主义的是国民党的一撮败类。
日本鬼子占领后的新水闸高小也大变啦。我每次到都市来，差不离总要围着母校门口转两个圈子，每当我看到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无表情的朝着红膏药旗敬礼，或是隔墙听见孩子们象哭一样地念“阿依吾叶殴”的时候，就觉得比刀子割我的心头肉还难受。我希望，我想也一定，小离儿再到新水闸念书的时候，中国就是人民的中国了，正象我们过年贴春联写的“普天同庆，大地回春”一样。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自由地歌唱，可以有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自己最理想的工作。那时候呵！嚼着苦瓜也是甜丝丝的呀！……
妹妹：你同意我谈的这些问题吗？你怀疑我有这样的闲情逸趣吗？你认为这不是我的真情流露吗？你认为这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说老实话，现实生活我是很痛苦的。我把唯一的幸福寄托在理想和希望中了。别阻拦，别责怪，让我愿说就说愿想就想吧。让我以一个囚在敌人监狱中的年轻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同我女儿一起的高小学生，不够，应是省城所有的高小学生，还不够，让我向新中国所有的青年人表达我的心愿吧！青年人哟！我向你们祝福。祝你们热爱自由，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吧！这些都不是容易得到的哟！你们也许还不大懂得这些东西多宝贵。我开始懂的也不多，到了敌人监狱里失掉生活自由的时候，才更知道它们的宝贵了。我虽然是做了母亲的人，可我还不过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哟！我多么想自由，多么想活下去，至少希望活到城市解放，能看到你们欢蹦乱跳的那一天。现在看来，这都成了奢想。……
敌人也想让我活下去，还答应叫我在物质生活上活好一点，只要从我身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想活，我知道“死”并不是个愉快的名词，它的含意里有痛苦。但我不能避开它而丢掉我最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说作为一个党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不能失掉的。这样，我的未来就可知了。青年学生们，同时代的青年们，未来的青年们，让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为你们的光明前途祝福吧。……
今天，这位房东姑娘还叫我写。她再一次保证，一定把信送到你们手里。我真感激她。经过一周的观察考验，我认为这个姑娘可靠，请组织信赖她。
我还说什么呢？在旧时代，人们常说“红颜薄命”，我既非红颜，也不信命，我就知道相信党。我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生命中的每一片断，哪怕是一分钟，都愿为党做点工作，可惜，我现在能作的事情并不多了。我被约定明天给特务头子多田单独会面，这是个不平常的会面，一个是敌伪方面权威人物，一个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对我有企图，我对他有打算。不知这样作是否妥当？也不知道能不能作成，但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想作的一件事了。……
银环看了看信上日期，是三天以前写的，就是说金环在三天以前还没发生问题，现在她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她最后作了什么事，成功还是失败了？真急死人。银环拿起那个信封抖了抖，没发现什么，迎灯一照，发现信封底处，还有另一张折成方形的信笺，伸手掏出来看，信纸同金环用的一样，字体大不相同，潦草地写着：
地下工作负责同志们：
我要替不知名的大姐，续完她的遗书。
关于我本人不用介绍了。大姐说，在政治上她给我负责任，我的姓名和住址暂时最好不写，万一丢了，我们母女性命就难保啦。何况，不论在多么紧急的情况下，只要见到你们的面，我总会告诉你们的。现在让我说说大姐的事：大姐在第四天就不再写了，她从多田处谈话回来，精神有些变化，说她头皮发痒，向我借头簪，我把母亲的给了她，她不满意；按照她的要求，我从街上给她买了一只骨头簪子，又硬又尖，她高高兴兴地抿藏在头发里。第六天早晨，便衣特务带她出去，临出门的时候，大姐偷偷对我说：“你注意打听着点，今天也许出件叫人高兴的新闻。”当天他们谁也没回来，第二天，特务们来取铺盖，说任务结束了，要回机关去。我要求他们告诉大姐的下落。他们是这样谈的：多田和大姐个别谈话以后，对她抱了不正当的企图，先是要她提供地下工作组织情况，以后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她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先是她不肯，后来不知为什么，她又答应了。多田说要她变变生活方式，为她准备了高等服装名贵首饰，要她洗澡烫发换装，去赴筵席。多田准备在筵席上宣布她归顺“皇军”，然后派她去新民会工作，他个人的企图还安排在下一步。这一切，都遭到她的拒绝。她声言一不赴筵，二不任职，要找个方便地方，先同多田顾问谈谈，只要谈通了条件，顾问所要求的她都乐于应承。多田同意了，交谈地点是在靠北城的红楼里——国民党逃跑省长的别墅。多田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多年的老牌特务，处事对人颇有经验，他接待她是作了成败两种准备的。
她去红楼见他的时候，经过周身检查，才被允许进去的。特务说：“姑娘虽是好样的，还是欠沉着，她动手太早啦，又没有应手的武器。也许日本人命不该绝，要是从咽喉上再刺正一点，多田就省得回北京住医院啦。”另一个特务夸奖多田，说他受重伤后，还能掏出左轮朝女犯人连发五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