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四
第三十三章
“我们工人辛辛苦苦劳动，流血流汗，为啥要四马分肥呢？徐义德他凭啥要拿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息红利？对老板太便宜了。要是没收了，不必发股息，可以拿这些钱去办重工业，国家早一点工业化，社会主义早一点来，对我们大家都好呀！”谭招弟昨天从汤阿英家回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是欢天喜地，又是愤愤不平。社会主义要来了，做梦也没有想到来的这么迅速，像是一声春雷，轰的一声把她怔住了。等她冷静下来，想到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要向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发展，分三级形式，还要四马分肥，胸中积郁着不满的情绪：这算啥社会主义呀？要到社会主义了，资本家还是讨便宜。昨天汤阿英没有解决她的思想问题。传达报告是余静做的，她又常常跑区委，一定了解原因。今天下了班，连饭也来不及吃，她就匆匆忙忙跑到党支部办公室，找余静去了。
赵得宝正在看各个车间听了传达报告以后小组讨论的汇报。钟珮文埋头在整理，归纳各个小组的记录，准备给中共长宁区委写书面汇报。谭招弟一走进去，没有看到余静便问：
“余静同志呢！”
“她到车间去了。”赵得宝抬起头来，说，“有啥事体？”
“有重要事体……”
“对老赵说一样。”钟珮文放下手里的小组记录。谭招弟就没头没脑劈里啪啦地讲了一遍，赵得宝放下手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汇报，宁静地注视着她，等了一会，才慢慢地说：
“还有意见吗？”
“一肚子意见哩！”
“那都掏出来吧。”赵得宝从容不迫地说。
“慢一点掏，”钟珮文仰起头来说，“别再放机关枪，我的耳朵可吃不消。”
“吃不消？你别听！”
“要我不听，容易极了，请你别在这里放！”
“放啥？”
“放机关枪！”
“小钟，你少说一句，听招弟的吧。”赵得宝指着他说。
“好吧，好吧，请放！”钟珮文向谭招弟伸出右手去，做一个让的姿势。
“我要听听老赵的意见。”谭招弟气呼呼地说。
赵得宝开口了：
“你不赞成四马分肥吗？这是中央规定的。”
“中央规定的？”谭招弟思索这句话的意思，迟疑地没有说下去，停了停，才说，“中央规定的，就不可以提意见了吗？
工会为啥要布置时间讨论呢？”
赵得宝简单的回答不能满足谭招弟，反而引来她的质问，但也给他一个启发：谭招弟懂得的事体多了，不是工会三言两语可以把问题解决。他说：
“要你们讨论，就是希望你们提意见的，意见越多越好。”
“你那点意见算啥，”钟珮文拿起摊在桌子上的一份小组原始记录说，“这里有的是意见，我看都看不完哩。”
“我的意见，记录上有吗？”
“谭招弟的意见谁敢漏掉一句半句？你放心好了，一个字也少不了，全在这里头。”钟珮文把手里的原始记录晃了晃，说。
汤阿英走了进来。她在门外就听到谭招弟和钟珮文的对话，她一跨进门，就凑趣地问道：
“还有我的哩！”
“劳动模范的意见更少不了，我刚才好像看到了。”
“好像看到？真看到了还是假看到了？”
钟珮文给汤阿英一说，马上严肃地说：
“确实看到了，百分之一百看到。”
谭招弟焦急地说：
“老赵，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
“你抓的真紧。给资本家股息红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得；在企业里，还要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责。这样可以发挥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
“资本家的积极性倒是有了，我们工人的积极性却没有了。”
“你想怠工吗？”汤阿英笑着说。
“我们整天到晚忙忙碌碌，还是给资本家忙！”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呀，就是说只有四分之一呀！”赵得宝解释道，“这是中央过去规定的，至于私营企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公私合营了，给私方多少股息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这四分之一也是剥削啊！”钟珮文从旁边插了一句。
“当然，这也是剥削。这个剥削是受了限制的，是政策规定的，是允许的。”赵得宝说，“凡是股息，都是剥削。”“我听说有一家厂，只有五亿资本，这几年赚了三十多亿，按照四马分肥，资本家要拿七亿多，那不是比他原来的资本还要多？”
“你说的对，招弟，”赵得宝说，“七亿多股息红利，超过资本两亿多，说明了资本家的利润受了限制，不能像过去那么无穷无尽地剥削。在从前，这三十多亿不全上了资本家的腰包吗？”
汤阿英觉得这么说也有道理。谭招弟却不同意。
“那是过去的事，现在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了，要是没收了，不是连股息也不用给了吗？国家拿这些钱办工业，多好哩！”
“对啊！”钟珮文点点头，说，“我也觉得拿这些钞票给资本家太便宜他们了。”
谭招弟得到钟珮文的支持，她的精神更抖擞了。
“私营厂是三只轮盘拖只老黄牛，国营厂是四只轮盘一齐转。①把私营厂没收了，改做国营厂，劳资关系没有了，工人和国家的关系更密切了，腐蚀，破坏工人阶级的人没有了，也不用‘五反’了，集中力量来生产，工人便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了。管理制度也可以改进了，发展生产，增加产量，大家都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工业品，农民兄弟有了便宜的工业品，农业也可以发展了。”
①三只轮盘指党、工会和青年团；四只轮盘指党政工团；老黄牛指私方企业。
“照你这么说，还可以巩固工农联盟哩！”汤阿英认为谭招弟把问题看的太简单了。
“上海有多少工厂？有多少商店？你们晓得啵？”钟珮文认为除了余静报告里说的理由以外干部可能也是个问题，便说，“上海私营工商业，大大小小有十六万五千户，全没收了，国家一时哪里有这许多的干部管理？没收了，没有干部管理，资本家一定不愿意再管了，那不要乱了套吗？”
“全国算起来，工商户就更多了。”汤阿英说。
“干部？”谭招弟想这倒是一个问题，接着以为这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问题。她说，“那么，搞公私合营就不要干部了吗？国家要搞公私合营，一定要准备大批干部，就像‘五反’那样，派出一个一个检查队去。把私营厂没收了，让那些准备搞合营的干部来搞国营，干部不是有了吗？没收了，国家还可以节省干部哩！”
“还可以节省干部？”赵得宝听出了神。
“是呀，税务局不用派驻厂员了，劳动局也不用管劳资纠纷了，统战部不需要了。杨部长可以当国营厂的厂长，那是刮刮叫的好干部。统战部还有叶月芳她们，也是很有才学的干部。这不都是干部吗？国营厂培养干部快，国棉一厂二厂，有的车间主任都当了厂长了。过不了两年，又可以培养出一大批干部来。干部有的是呀！”谭招弟越说越有理。
“像秦妈妈这样的老工人派出去也可以当个干部哩！”
谭招弟从钟珮文的话里得到了启示，说，“私营厂里还有我们的人哩，有党有工会，还有青年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