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的石牌楼上，刻着七个烫金的大字，正是讲武堂的官方名称，“皇明忠义讲武堂”。
军机处报上来的名字，最初叫作皇明讲武堂，忠义两个字，正是当今这位崇祯皇帝亲自朱批写上去的。
虽然大明的官军，最初也是由元末的红军发展起来的，也有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意识形态，比如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等，但是这个红军与后世的那支红军比，在这方面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而且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大明官军更是失去了斗志，也没了严明的纪律，天启初年的时候，还敢跟辽东的后金军队野战，到了天启末年，特别是崇祯年间的时候，面对后金军队，只能守城，不敢野战。
而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官军更是成了一个笑话，不仅在遇到后金军队的时候一触即溃，甚至遇到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也仍然是一触即溃，毫无斗志。
如果说，大明洪武初年，徐达、常遇春麾下的那支北伐军，算是一支有灵魂的大明军队的话，那么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的官军，完全是一直没有任何信仰的行尸走肉罢了。
不管是遇上后金军，还是遇上农民军，他们一触即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毫无忠义之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因何而战。
在他们眼里，甚至在很多将官和大臣的眼里，他们充其量是为皇帝而战，而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世的炎黄子孙而战。
因此当了逃兵、打了败仗，毫无羞耻之感，因为说破天去，不过是将来剃个头、换身衣服，再为另一个皇帝服务而已。
如果说将来的新军，仍然是这样一支没有信仰，没有操守的军队，那么编练新军的任务，就算是彻底失败了。
所以当崇祯皇帝反复琢磨新军编练的时候，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必须为新军注入信仰和灵魂，从思想上掌握这支军队。
当初在九边安排监军御史，后来在编练新军的时候，计划给每个营头都设置训导、镇抚，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新军，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让新军上下在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
这也是今天崇祯皇帝坚持要来讲武堂的原因。
在孙承宗、李邦华、张惟贤等军机大臣的陪同下，崇祯皇帝跟着茅元仪、孙元化等讲武堂一众人员，跨过讲武堂的南大门，进入到了讲武堂的大院之中。
那一百五十名讲武堂学员，则在马世龙等教官的号令之下，整齐划一地跑步前进，先行前往北舍的大讲厅等候。
初夏的讲武堂内，草木繁茂，鸟语花香，崇祯皇帝边走边看，同时还向孙承宗、张惟贤等人交代着将来如何把讲武堂办得更好的一些设想。
孙承宗、张惟贤等人，自然是无不应诺。
从讲武堂的南大门，一路走到北舍大讲厅，是一段挺远的路程，平时不怎么锻炼身体的大臣们，一个个走的是气喘吁吁，若是没有皇帝在前面，估计这些人要么就是乘马，要么就是坐轿了。
但是崇祯皇帝一路走来，却很高兴，可能是坐车坐久了的原因吧，走起路来，不仅没有觉得累，而且出了汗之后，还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这是他莫名其妙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第一次走出北京城，也是第一次走出紫禁城，心里满是兴奋、好奇。
特别是走在自己提议建立而原本历史上根本没有的讲武堂院内，崇祯皇帝心中的那种激动就更不用说了，只觉得浑身都是力气，根本没有感觉到劳累，张惟贤几次劝谏皇帝坐轿或者乘辇，都被皇帝所拒绝。而皇帝的这种做法，自然也在讲武堂一百五十名学员的心中激起了波澜。
大明当今的皇帝，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么讲究奢华场面，而是与他们一样，年轻且充满精力，而且充满了对武人的尊重，在讲武堂的院内，即使是皇帝，也不乘车、不坐轿，全凭两条腿走路。
正是因为这次皇帝莅临讲武堂期间的做法，后来不管什么人多大官儿，到了皇明忠义讲武堂的门前，是文官，你得下轿，是武将，你得下马，谁也不能在讲武堂内皇帝走过的路上乘车坐轿或者纵马奔驰。
到了北舍大讲厅，崇祯皇帝在位于大讲厅正前方讲台中央的临时御座上坐下，注视着跪坐在厅中的那一批武官们，然后说道：“朕今日坚持要来讲武堂，一是看看讲武堂的情况，讲武堂是朕命名建立的，朕一直都在关注着讲武堂的筹备情况。二是见见你们大家，与你们照个面，说说朕的一些想法。”
说完这个，崇祯皇帝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讲武堂大门外的牌楼上，写着皇明忠义讲武堂七个大字，为什么要写上忠义两个字？这关乎到讲武堂的宗旨。朕今天与你们见面，就是想要讲一讲这个宗旨。
“在朕的心中，皇明讲武堂的宗旨，就是忠义节烈、精武护国。你们是第一批学员，将来都会成为我大明官军的中流砥柱，一定要弄懂忠义节烈、精武护国的意义。”
接下来，崇祯皇帝声音朗朗地向在座的所有人，包括随行的军机大臣和锦衣卫、上直卫、东厂等大小官佐们，讲了忠义节烈、精武护国的道理。
忠，当然是忠诚，一支军队若是没有忠诚度，那么这支军队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皇帝若是不能获得军队的忠诚，那么这个皇帝就当不长久。
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懂，而中国古代的传统也是最讲忠诚，所以讲忠诚，在如今大明文武百官之中的接受度是很高的，不需要多说什么，这些在座的大小武官，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而崇祯皇帝所讲的忠诚，首先就是要忠于皇帝陛下，其次是忠于大明社稷，再者就是忠于华夏民族了。
前两者，不过是老生常谈，而第三层在在座的众人听来，却是颇有新意，可以算作皇帝的独创了。
这也正是崇祯皇帝非要前来讲武堂开讲第一课的原因，光讲忠于皇帝、忠于大明还是不够的，只有把对大明皇帝和朝廷的忠诚，上升到华夏民族的高度上，才能真正激发起所有炎黄子孙的共鸣，在将来面对后金八旗军的时候，才能够激发起无穷的力量。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其最终的想法，就是要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样东西，把大明的官军武装起来，在十七世纪的世界上，率先将大明帝国打造成为一个奉行军国主义的民族国家。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自己如今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人亡政息。
崇祯皇帝讲了忠，然后又讲了义。
这个义，自然不能是单纯的哥们义气，而是国家大义、民族大义，视军中同袍如手足，就是义，友军遇险而不救，就是无义，牺牲自己、顾全大局，就是义，而损公肥私、自私自利，就是不义，等等。
然后又讲了节，讲了大明文武官员的操守品格问题。最后又讲了烈，而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讲的烈，则主要讲的是血性，坚韧，虎气。
大明的军队对内当然要成为仁义之师，对外自然要成为虎狼之师，而不能成为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队。
至于精武报国，就更不用说了，一个武将若是不能精通武艺兵法，自然算不上合格的武将。
所以，崇祯皇帝讲的这些东西，在座的文武百官们，也都是听得进去的。
转眼之间，半个时辰过去了，讲完了这些以后，崇祯皇帝说道：“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朕希望你们诸位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听从讲武堂教习讲官的安排，好好学习军事兵法，特别是将来练兵带兵之法，排兵布阵之法，将来新军编练，你们就是我大明第一批新军将校，将来的前程自然不可限量。尔等宜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