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张慎言所说的话，崇祯皇帝淡淡说道：“前吏科给事中任澍，是否还有同党，是否受人指使，朕已经心中有数。不久之后，朕就会给卿等一个答复。此等情节先不论，单论其捕风捉影、无凭无据，就攻讦朝廷重臣、非议开海决策，却是大有违朕的旨意。这一点，张卿可有异议？”
看张慎言跪在地上不作声，崇祯皇帝接着说道：“今日只议开海通商之利弊得失，其他事改日再议。”
张慎言乃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在明末崇祯年间也算是颇有清廉之名的大臣之一，崇祯皇帝不想因为一点小事就处置这样的臣子。
因此，崇祯皇帝看着张慎言说道：“张卿若无其他话说，平身归列吧。”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张慎言却说道：“臣尚有本奏！”
然后张慎言接着说道：“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而历朝历代皆以农桑为本。
“我大明之东南，乃朝廷财赋之重地，京师乃至九边粮饷八成要靠东南漕粮供应。
“如今陛下在东南诸省大开海禁，鼓励通商，臣担心东南诸省商贸日兴，而农桑日蹙，久而久之，士民百姓唯利是图，重商而弃农，且不说民风如何，单只是东南漕粮大减，就已非朝廷所能承受！臣请陛下深思之，慎行之！”
张慎言话音刚落，又有几个官员走了出来，在张慎言的身边跪下，说道：“臣户科给事中李友兰，附议！”“臣礼科给事中霍化鹏附议！”
接下来，户科给事中李友兰叩首说道：“祖宗设置各科给事中，就是为了指摘朝政之得失。臣身为户科给事中，评议朝政，为陛下进言乃是臣的本分。”
说完这个，李友兰接着说道：“隆庆以来，朝议开放月港，然以臣所知，月港每年上缴户部之税银不过三五万两。如今朝廷又开港五处，以臣之见，所得不过二十万两。
“然而开口通商之后，居民出海，或有流落番岛而不归者，其中半为海寇，而半为化外之民。此等人原本皆是我大明百姓，一出海而为海寇或番邦所有。
“久而久之，居民相率出海谋生，沿海土地荒芜，地税、丁税皆大流失。
“朝廷以区区二十万两蝇头小利，而致大明沿海人口税赋流失，臣窃为陛下所不取也。请陛下明察！”
李友兰说完这话之后，也是叩头不起。
这时，礼科给事中霍化鹏叩首说道：“陛下，臣礼科给事中霍化鹏有本奏！”
说完这个，霍化鹏接着说道：“自隆庆开海以来，泰西诸夷通商我国，其有夷教，曰天主教者，也在南直及东南诸省传播。其所谓天主教义，贬斥祖宗孝道，大不同于我中华也。
“臣闻在我大明之泰西诸夷人，有传教士者，皆建大庙，曰天主堂，其人或以钱财，或以粮食，或以医药，诱骗百姓入教。
“乃至每月朔望，男男女女齐聚堂中，关门闭户，一起诵经，每每到了日暮时分方才散去。所作所为，鬼鬼祟祟，且大违我华夏伦常。
“此皆开海以来，与泰西诸夷通商所致也。此前，朝廷只开一月港，而以至于此，臣恐朝廷如今再开五口通商，泰西诸夷蜂拥而来，我华夏人伦纲常恐将更被败坏了。”
说完这些话，霍化鹏也是叩首在地上，不再言语。
这些人的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至少比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想象之中的要好上那么一点。
就在这次大朝会之前，崇祯皇帝还收到了他一直等待的，也是比较在意的江南官员的意见。
比如，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的郑三俊，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以及浙江新任布政使惠世扬等人。
这几个人的意见，清一色全是反对开海的立场。
其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在历史上曾经当过浙江巡抚，对闽浙沿海的情况还算是有所了解，但他却依然反对开海。
除了说海禁是皇明祖训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闽浙沿海本来就是海盗猖獗之地，从嘉靖时期开始，沿海商民有很多都是海盗的同伙，在岸是商人，下海即海盗，还说倭寇之乱主要就是沿海商民充作内奸招引上岸的。
所以，张延登的观点就是，不仅不能开海，还要在闽浙粤沿海整饬军备，继续厉行海禁，认为一旦开放商民出海，那么无异于以商养寇、以财资敌，会壮大了那些本来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的海寇势力。
不得不说，张延登的说法，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也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是知道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闭关锁国短期内或许会四海升平，社会稳定，但百余年后，就会被外面的世界边缘化，被现代世界远远地抛在身后，因此绝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担心生乱子就关起门来自己过。
而与张延登提出的反对理由相比，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的郑三俊提出的反对理由，就相对客观得多了。
南京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是万历二十八年的进士出身，在原本的历史上，再过两年，他就会被崇祯皇帝招进北京，先做北京朝廷的户部尚书，然后又做吏部尚书。
总的来说，这个人也算是明末历史上的一位很有声望的名臣了。
若论人品官德、学问修养，这个郑三俊的确是很厉害，值得崇祯皇帝重用，但可惜的是他也有其他东林党人的那些臭毛病，到了北京当户部尚书之后，除了一再向崇祯皇帝建议给东南数省减税减赋、减轻钱粮负担之外，没有能够提出一点开拓财源的管用主意。
这一次，他在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的说法，倒是与张慎言的差不多。
他在奏折中说，开放东南沿海的这些通商口岸，会导致东南沿海局面继续重视商业贸易而忽视粮食生产。他的意思是，东南乃朝廷钱粮重地，但却耕地有限，重商的结果必然导致轻视忽视农业，一旦东南粮食短缺，那么运往北方的漕粮也就会减少，长久之后就会导致北方饥荒。
客观地说，这个郑三俊的确不愧是户部尚书出身的人，对这些问题看得还是很透彻的。
大明朝廷的粮食安全到了明末的时候，的确是过于依赖江浙、湖广等地了，而当时的北方因为连年天灾**，粮食生产难以自给自足，半数依赖东南漕粮，若是东南漕粮不继，北方包括京师也肯定会大乱。
但是对此，崇祯皇帝自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所以根本就不担心。
最重要的是，郑三俊和张慎言所说的这些情况以及他们的担心，即使在没有开海的明末崇祯年间，也依然变成了现实。
因为东南商业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在明末的时候，是一个难以避免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靠堵是堵不住的，除非像后世满清入关之后所做的那样，把江南长三角一带遍地的巨商富贾杀干净、抢干净，要不然根本阻挡不了商业贸易的发展趋势。
所以，对崇祯皇帝来说，与其什么也不做，坐等同样的结果出现，还不如干脆开海通商，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至于钱士升和惠世扬这两个人的观点，与京师朝堂之上的这几个人大同小异，惠世扬是反对农商并重或者重商政策，认为开海通商会鼓励商业发展，从来导致官府舍本逐末，忽视农业。
而钱士升的观点则与霍化鹏相近，认为泰西诸夷海商来到大明，会破坏大明自给自足的商业环境，乃至败坏大明的人伦纲常、风俗礼仪等制度。
不过对京师朝堂之上的这些反对观点，他不打算重处，而对南京和江浙官员的反对，他却将他们一律革职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