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短短的半个月内，已经压抑了很久的回乱，瞬间爆了出来，就像是一股突然而至的龙卷风一样，快席卷了西北甘、宁等地。
赵大胤的麾下部将马进忠，被暴乱的木蛮裹挟着，杀死了袁崇焕的左膀右臂定虏镇总兵杨麒，自知事情已经闹大，与三边总督袁崇焕之间已经没有了转圜之人，也没有了转圜的余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反了再说。
本就出身于河州马家的马进忠，在洮州兵变的次日，即率军北上，在河州木蛮的欢呼声中，迅进占了河州，并在部属的拥戴之下，自行接任了河州卫指挥使。
赵大胤的另一员部将马光玉，则率领麾下的人马，在临洮全城木蛮百姓的暴乱和木蛮士卒的兵变支持之下，杀了临洮知府6梦龙等府衙汉官，占领了甘南重镇临洮，自称临洮指挥使。
原本出身甘州卫世袭土官家族的米喇印，也率领麾下的一部人马，乔装改扮之下，绕开兰州卫城，赶在梅之焕等人的前面急奔而回，出其不意地在甘州卫动了兵变，杀了甘州汉官汉民，同样自行接任了甘州卫指挥使。
与此同时，洮岷副总兵麾下的小将丁国栋在岷州，土伦泰在平凉，颇希牧在固原，纷纷顺从本地阿訇的要求，呼应本地民乱，杀死军中汉人上官，裹挟着麾下士卒动了一个又一个兵变。
甘、宁、洮、岷、固等地十多座大大小小城池，也因此一下子失去了控制，没有了秩序，到处都有木蛮在驱逐汉官，打杀汉民，全都乱成了一锅粥。
而原定在兰州卫召集众总兵，商议应对林丹汗西迁青海一事的袁崇焕，也因此不得不放弃了趁着林丹汗在西宁卫以西的青海湖地区立足未稳前去追击歼灭林丹汗的打算。
而是迅让梅之焕、张嘉谟、贺虎臣等人回镇各自的防区，率军镇压当地木蛮土官的兵变和回回木蛮的暴乱。
梅之焕和张嘉谟匆匆忙忙地带着甘肃镇的军队往甘州卫赶去。
贺虎臣则不得不带着麾下宁夏镇的军队，赶紧回镇已经蠢蠢欲动的宁夏卫。
而袁崇焕本人留了一部人马驻扎在兰州城内，自己则带着三边总督府的随从人马赶回花马池筹划对策、从长计议。
袁崇焕起复，到任西北以来的最大一次危机，随之降临。
不过，说袁崇焕是存心故意激化矛盾，搞乱西北，危害大明朝，却是多少有点冤枉他了。
就像原本历史上袁崇焕以议饷为名将毛文龙骗到了旅顺口外的双岛，然后再以毛文龙不服调遣的罪名将他斩一样，他本来的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搞垮东江镇。
不管他是真的中了黄台吉的借刀杀人之计，还是说他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真的到了非要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地步，袁崇焕那么做，都不能不把他的性格因素考虑在内。
说他鲁莽也好，说他冲动也好，或者说他专横霸道、胆大妄为也好，都没有错。
究其实质，他更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有点儿二百五一根筋的书生，一个喜欢指点江山夸夸其谈却又爱走极端的书生罢了。
这样的人，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这样的人能够出其不意地干成别的一般人干不了的好事，也能出人意料地干出一些一般人绝对干不出来的坏事。
问题的关键在于，看你把他用到哪里，看你怎么用。
就像建虏破边而入宣大之地一样，到底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坏事，还是说这个坏事之中还包含着一点点好的因素？
这个也在于你怎么看。
明朝末年，边地卫所的败坏，已经到了令人指的程度，一些世镇边地的世家大族，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
土地田产被他们垄断，商业贸易被他们垄断，甚至大大小小的衙门中下层，也几乎被出身于这种世家大族的子弟们所垄断。
不打破这种垄断，不仅土地改革搞不了，税制改革也同样搞不了，连带着整个大明朝也就好不了。
与此同时，这些人的先祖先辈，又曾经有功于大明朝廷，人家的家产也好，土地财富也好，社会地位也好，都是辛辛苦苦，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不断地累积起来的。
其中很多世家大族富可敌国，但是人家的财富是抢来的吗，是偷来的吗？
当然不是。
其中有许多土地，还是一代又一代的大明皇帝，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历朝历代立下的功劳而赐予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据可查的。
到了你崇祯皇帝这里，你能说剥夺就剥夺，你能说拿走平分就拿走平分？
这怎么可以！
事情不是这么干的！
那么应该怎么干？
要复兴明朝，肯定不能任由这些几乎是割据一方的世家大族权贵豪门们自私自利、作威作福，任由他们在将来的某一天跟历史上一样闯来降闯、清来投清，但是朝廷又不能毫无理由地或者硬安罪名地巧取豪夺，直接由朝廷出面将他们连根拔起，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
最终只能引入第三方力量。
对于宣大之地的地方豪门大户来说，建虏后金国的大军，就是这第三方力量，就是那一个足以摧毁宣大边地一切旧豪门旧官僚旧事物的外来力量。
而对于陕西三边之地来说，流贼民乱或者回乱本身，也是这样一股足以摧毁那些盘根错节的旧势力的力量。
所以，袁崇焕这样的人，放在辽东或许是坏事，但是放在需要一根搅屎棍的西北，或许就是一件好事情了。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大破大立。
等到锦衣卫西镇抚司将袁崇焕杀了赵大胤激起洮岷兵变的消息，送到崇祯皇帝行在，特别是等到袁崇焕本人的详细奏报，被紧急送进京师，送进大内的时候，不惟原临洮镇属地一片大乱，就连甘肃镇、宁夏镇、原固原镇等地，都有大股小股的回回木蛮，以各自所属的经堂和礼拜寺为核心，私造武器，抢掠周边，濒临叛乱了。
也因此，在这一次针对建虏进犯的国战之中，与宣大之地近在咫尺的三边总督府不仅没有帮上什么忙，而且还惹出了这么个大麻烦。
袁崇焕请罪的奏疏被送到了京师之后，陕西本地官员也好，朝堂之上的御史言官也好，对于袁崇焕的弹劾立刻多了起来。
包括之前一直与袁崇焕交往密切，一直呼吁崇祯皇帝将袁崇焕用在辽东的钱龙锡，也上书批评袁崇焕擅杀边将，行事鲁莽，乖张躁进，激民乱，请崇祯皇帝撤换袁崇焕，以尽快挽回西北木蛮之民心。
当然，如果此时的崇祯皇帝有了撤换袁崇焕之心，那么这倒的确是一个撤换掉袁崇焕的好机会。
不过，想来想去，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还是本着使功不如使过的原则，让袁崇焕戴罪留任了。
对于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来说，这场变乱的生，不单纯是袁崇焕一个人的因素。
与其说是袁崇焕的因素多些，倒不如说是崇祯皇帝自己的因素多些。
因为从一开始让袁崇焕到西北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利用它的强硬霸道、刚猛好杀，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木蛮问题。
让袁崇焕去西北，是为了这一天，让他往宁夏镇边地移民垦荒也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允准龙华民等十二个耶稣会传教士前往西北传教，当然也是为了这一天。
如今虽然生的时机不对，但是毕竟建虏主力已经失败退去。
这些木蛮再怎么造反作乱，也不是如今大明官军的对手。
正所谓，大破之后才能大立，大乱之后方能大治。
西北本就穷困，又屡有流贼作乱，钱粮赋税已经多年没有收上来过了，而且年年闹灾，年年需要朝廷赈济，或者减免赋税。
已经烂到了、乱到了这种程度的三边之地，还能乱到哪里去？
如今大乱之下，你杀我，我杀你，百姓死伤遍地，反倒是省下了朝廷赈济的钱粮，岂不比赈济救助要省事许多？
既然如此，何不趁着这个时机，干脆将这个地方上的各类世家大族全部连根拔起，一切推倒重来？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让袁崇焕戴罪留任，也正是向满朝文武官员，向西北各省，以及全天下，表明自己对这些抱团聚居不守王法、不服教化的木蛮，不妥协、不让步、不招抚的坚决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