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伟大民族历史的编纂者们(比如上文中的希罗多德)，并不是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他们并不关心其在异国他乡的新统治者的姓氏的写法，并对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很模糊，没有人能够确定他们在史书中时常提到的一些地点的确切地理位置。
此外，他们还经常特意地掩饰他们所想说的话的真正涵义，他们使用一种奇特的象征方式。例如，他们谈到一条鲸鱼，吞下了一个沉船落水的水手，几天后又把他吐在陆地上——当犹太人想要告诉人们强大的巴比伦帝国是如何征服小小的犹大王国，而且在半个世纪后又不得不释放了俘虏时就这样表达。这种方式，对于两千五年前的人来说当然很好理解，但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巴比伦是一堆堆石头与垃圾的废墟的人来说，却不能很清楚地了解他们到底想说的是什么。
尽管如此，《旧约》的后二十卷还是含混怪异地被大篇幅地写就了，不过我们还是有可能基于相当多的正确记叙，重构公元前三四五世纪的真实历史。
如果你们想要理解以后不久发生的伟大的戏剧性宗教事件，我现在将试着在这样一些不太靠得住的资料的帮助下，向你们讲述你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这次流亡对犹大国的人民而言，并非意味着受奴役。
以世俗的观点来看，从巴勒斯坦到美索不达米亚所带来的变化，对绝大多数犹太人来说是一种进步。一个半世纪以前，以色列人被广为分化在四五个村镇中，被他们的巴比伦邻居所湮没。但是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的犹大国人的流亡，则允许他们聚居在同一地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移民区。
他们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非自愿移民，从耶路撒冷拥挤的贫民窟迁移到空间开阔的迦巴鲁。他们离开迦南人的故土——贫瘠的土地和山谷，并在巴比伦中部找到了在高级的灌溉系统和花园中的新家。
他们也无需忍受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在埃及所遭受的外国监工的无端暴力。
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领袖与自己的祭司。
他们的宗教习惯与仪轨未受侵犯。
他们被允许与留在巴勒斯坦的朋友通信。
他们被鼓励实践他们在耶路撒冷就早已熟悉的古老艺术。
他们是自由人，被授予可以拥有自己的仆人和奴隶的权力。没有任何行业或交易对他们是封闭的，所以不久在巴比伦首都富商的名单中就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犹太人的名字。
最后，甚至国家的最高职位也向有能力的犹太人开放，巴比伦国王也多次向犹太族妇女讨取欢心。
简言之，除了不能凭意愿自由来去之外，流亡者享受着人间的所有乐事。
因为从耶路撒冷迁移到特尔—哈沙，他们得以抛弃众多在故国时的劣势。
可是现在，哎呀，他们又得忍受一种新的痛苦。
它叫做思乡病。
自从开天辟地时，这种苦恼就对人类的灵魂有着奇特的影响，它让犹太人投下了对故国愉快回忆的亮丽一瞥；它骤然让犹太人完全丧失了对昔日所受的伤害和痛苦的记忆；它必然将“旧日时光”变成“美好的旧日时光”，并且赠予过去的岁月“金色年华”的尊称。
当一个人成为思乡病的牺牲者时，他拒绝新家中一切好的东西。他的新邻居远不如旧邻居(即使事实上他总是与旧邻居在争吵)；新城市是一个差劲儿的、下等的小村庄(虽然比他从前的老村子大十倍，优异二十倍)；而新的气候也只适合于野蛮人和原始人。
简言之，所有旧的东西突然都变成了好的，就像所有新的东西却正是不好的、恶劣的和要不得的。
一个世纪以后，当流亡者被允许返回耶路撒冷时，却很少有人利用这个机会。他们在巴比伦呆得时间越长，巴勒斯坦就越是成为他们失去的乐园，这种态度影响到他们口口相传及所记载下来的每一件事。
一般来说，犹太人这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是单调乏味、没有值得称作是重大事件的过程，流亡者每日处理他们的日常事物，同时他们也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