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当我说“大人物不知道罗沙拉摩斯的另一面”
时，我是实话实说。虽然在我的本行来说，今天我算是小有名气；但在当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事实上，刚加入曼哈顿计划时，我甚至连博士学位都还没拿到呢。
那时候，我还在普林斯顿念书。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工作，威尔逊（Bob ilson）跑进来，说他拿到一笔经费，要进行一项秘密研究，他又说，本来他是不应该跟任何人透露此事，但他还是要告诉我，因为他知道，一旦我听到他要进行的计划，必定会同意加入。接着他告诉我，他要研究的是，如何将铀的同位素分离出来，最终目的是制造一颗炸弹。那时候，他已经有一套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但这和后来正式采用的方法不同），想要进一步发展。然后他说：“有一个会议……”我说我不想参加。
他说：“好，好，会议在3点钟举行，我在那里等你。”
我说：“你把这机密告诉我没问题，我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我不要参加你的工作。”
我回头继续研究我的论文——大概做了３分钟，然后我就开始来回踱方步，想这件事：德国有个希特勒，而他们极有可能正在发展原子弹。如果他们赶在我们之前研制成功，那真是一件恐怖至极的事情。最后，我决定３点钟时还是去参加会议。
到了４点钟，我已经在一个小房间内，坐在他们替我安排的办公桌前进行计算，研究这个或那个方法会不会由于离子的电流不够而行不通。细节不用谈了，总之我坐在桌前拼命计算，好让那些建造仪器的人能当场做实验，进行测试。
当时的情形很像电影，还有套机器“波、波、波”地变大一般。每次我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又不一样了，那时，大伙都搁下手边的研究工作，全心投入原子弹的制作。
战争期间，除了在罗沙拉摩斯之外，其他地方的科学研究全都停顿下来了；可是那根本也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大部分只能算是工程建设罢了。
从各个研究小组运来的仪器全都组装在一起，成为一部崭新仪器——用以分离铀同位素的装置。我也把手头上的工作搁置下来；虽然不久之后，我请了６星期的假，刚好在往罗沙拉摩斯之前拿到博士学位——因此实际上，我在罗沙拉摩斯的地位，也不全然像我刚刚说的那般低。
刚加入这个计划时，有不少好玩的经历，其中之一是跟大人物接触。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当时有一个评估委员会从旁指导，最终目的在协助我们挑选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委员会中有康普顿（Arton）、托尔曼（Ricolman）、史迈斯（h. D.
SmytOppenheimer）这等人物。由于我很清楚分离同位素的相关理论，因此他们开会时我也经常列席，偶尔他们会问我问题，一起讨论。一般的讨论方式，是有人提出一个观点以后，另一人——比方说康普顿——提出另一种看法，说应该如何如何，听来也很合理。然后又有人说：“唔，也许吧，但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这些可能性纳入考虑才对。”
因此在会议桌上往往各有各的意见，互相分歧。最使我惊讶和纳闷的，是康普顿不会回过头去强调他刚刚提出的观点。最后，会议的主席托尔曼会说：“好，我们都听到了这许多意见，我想还是康普顿提出来的方法最好，让我们照着进行吧。”
这种场面太令我震惊了：这群人——提出一大堆想法，各自考虑不同的层面，却同时记得其他人说过些什么，到了最后，又能就哪个想法最佳，作出决定，并综合全体意见，不必什么都重复三遍！这些人实在很了不起。
最后的决定，却是不采用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来分离铀同位素。我们获得通知暂停一切，因为他们要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沙拉摩斯，实际展开原子弹的建造。我们全都要到那里参与工作，那里将会有许多实验或理论研究。我分到理论的部分，其他的人则被编派到实验部分。
问题是，现在该做什么呢？当时，罗沙拉摩斯还没有准备好让我们过去。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空档，威尔逊想出了许多主意，其中之一是派我去芝加哥，搜集一切有关原子弹原理或问题的资料。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可以开始装配某些设备或各种计量仪器，一到罗沙拉摩斯便可以立刻派上用场。因此我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我在芝加哥的任务，是跑到各个研究小组那里，跟他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让他们告诉我正在研究的题目，直到我充分了解相关的细节，能够独立研究下去为止，弄清楚一个题目之后，我便可以跑到另一个小组重新学习，那样我便会明白所有的细节。
这个主意很好，但我有点内疚；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力气为我说明问题，我却在明白以后转身而去，没帮上什么忙。不过我的运气往往很好，当他们向我解释碰到的困难时，我会冲口说出：“为什么不试试积分符号内取微分的方法？”在半小时后，他们忙了３个月的问题居然就这样解决了。因此，靠着我那与众不同的数学工具，我也作出小小的贡献。从芝加哥回来以后，我向大家报告：实验中释放出多少能量，原子弹将会是什么样子等等。
随后，跟我搭档研究的奥伦跑来跟我说：“如果以后他们拍关于制造原子弹的电影时，里面会有个小子从芝加哥回来，向普林斯顿的人报告原子弹的事情。但他肯定是西装革履、拿着公事包，神气十足。看看你这副模样，衣服袖口脏兮兮的、随随便便的，就在谈论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罗沙拉摩斯的进度仍然落后，威尔逊干脆跑去那边，看看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抵达之后，他发现建筑公司很费力地把戏院以及其他几个他们懂得如何盖的建筑先盖好，可是一直没有接到指示要怎么盖实验室，像需要多少煤气管、多少水管等等。威尔逊当机立断，决定应该怎样盖，好让他们立刻开始施工。
他回来时，我们早已万事俱备，随时可以动身，而且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最后，大家会商之后，决定不管罗沙拉摩斯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先过去再说。
顺便提一下，我们都是由奥本海默等人网罗来参加这项工作的，而奥本海默是个很有耐性的人，又很关心大家的个别问题。他很关心我那患了肺病的太太，担心罗沙拉摩斯附近有没有医院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作私人接触；他确实是个很难得的好人。
我们奉命事事都要格外谨慎，比方说，不要在普林斯顿买火车票。因为普林斯顿是个小车站，如果每个人都在这里买车票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就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大家会猜想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了。因此大伙都跑到别的地方买车票，除了我；因为我想：如果大家都去别的地方买车票，那么我就……我跑到火车站，说：“一张到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的车票。”售票员说：“噢，那么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啰！”
原来我们将一箱箱的仪器从普林斯顿托运到阿布奎基，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了，还希望不要惹人注意呢！因此误打误撞的，我的出现反而替这些仪器找到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抵达时，发现很多建筑、宿舍等都还未完工，事实上甚至连实验室都还没有准备就绪。我们提早前来，把他们逼惨了，他们只好疯狂地把附近的牧场房屋全租下来给我们住。起初我们就住在一间牧场房屋里，早上开车到营区里。第一天清晨，路上的景色使我印象深刻，对于我这个很少出远门的东部人来说，景色之美实在令人心旷神怡。那里有你也许在照片中看过的雄伟峭壁。从低处一路往上攀爬，突然登上一个高耸台地时，会发现景象十分惊人。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一路上我都在说也许以前有印第安人在这里居住过，于是那个驾车的朋友就把车子停下来，带我绕过一个拐角，为我指出一些印第安人的洞穴。
刚抵达营地时，我注意到有一个以后将会用围墙围起来的工作区，此外还会有一个小镇，在这些区域外又会有一道更大的围墙，把整个小镇团团围住。不过那时，这些全都在施工当中，而我的数学家朋友奥伦——他也是我的助理——站在闸门口，手里拿着记事板，登记进出营区的卡车，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跑进实验室里，碰到的都是平日听说过、但从未见过面的人，许多名字只是在《物理评论》（PhysicaIReview）里读他们发表的论文时才看过。“这是威廉斯，”他们会这样介绍。然后又有个人从一张满是蓝图的桌子后面站起来，卷起衣袖，面对窗外大吼，指挥满载建筑材料的卡车应该开往哪里。换句话说，在房子盖好、仪器装置好之前，这些物理学家实在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干脆自己动手——或至少帮忙盖这些建筑。
至于理论物理学家呢，却可以马上投入工作。因此后来决定他们不须住在牧场里，全都可以搬到营区内；之后，我们便立刻开始研究工作。当时连黑板也缺，只有一块装有轮子的，可以推来推去；薛巴（RobertSerber）就用这块活动黑板为我们说明他们在伯克利大学所有想到过的原子弹及核子物理理论。我对这些所知不多，因为我一直都在研究别的东西，因此我必须拼命恶补。
每天我都在研究、阅读、研究、阅读，那真是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但我的运气也不错，除了贝特（he）之外，所有的科学巨擘刚巧都不在镇上。而贝特最需要的，却是谈话对象，因为他要找个人来唱唱反调，看看他的想法是否经得起考验。
这一天，他跑到办公室来，找上我这个小人物说明他的想法，而且争论起来。我说：“不，不，你疯了。应该是这样这样才对。”他便说：“等一下，”然后解释为什么不是他疯，我才疯了。我们就这样吵闹下去。要知道，每当我听到物理的一切时，我便只想到物理，甚至连交谈对象是谁都完全忘记，因此我会口不择言地说：“不，不，你错了，”或者“你疯了”之类的傻话。但没料到这刚好是他所期待的态度，因此我被擢升一级，成为贝特手下的小组长，负责督导四名研究人员。
前面提到，当我刚抵达罗沙拉摩斯时，宿舍还未完工，但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得住在营区。起初，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座旧男童校舍内。我们全挤在那里睡双层床，安排得很不好——因为另一名物理学家克利斯蒂（RobertCy）和他太太如果要用浴室时，必须先穿过我们的寝室，大家都很不方便。
宿舍终于盖好了。我跑去分配宿舍的办事处，他们跟我说，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房间。你猜我动了什么脑筋？
我跑去看女生宿舍的位置，然后挑了一间和她们正对面的房间。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房间的窗外正好有一棵树，视线全被挡住了！
他们告诉我，每个房间暂时住两个人，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浴室。寝室内设的都是双层床，可是我不想跟另一个人住在同一房间内。
搬进宿舍当晚，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决定独占那间寝室。当时我太太患了肺病，住在阿布奎基，她有好几箱衣物在我那里。我便拿出一件她的小睡衣，把上层床的被子掀开，将小睡衣不经意地丢在上面，又拿出一双拖鞋，在浴室地板上撒了一些粉，让房间看起来好像还有其他人住似的。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呢？按规定这是个男生宿舍；但是那天晚上我再回去时，发现我的睡衣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下铺的枕头下面，拖鞋则放在床底下。那件女睡衣也叠得好好的，放在上铺枕头之下。浴室里的香粉也已清理干净，上层床铺没有其他人睡。
第二天晚上，我重施故技，把上铺弄乱，女用睡衣随便丢在上面，浴室里撒些粉等等。一连４个晚上之后，大家都搬进来住定了，他们大概也不会安插一个人来跟我同住，危机于是解除了。在那几个晚上，都有人替我把地方收拾好，但事实上这是个男生宿舍。
那时我想也没想过，这件小小欺诈事件会把我卷进一场“政治纠纷”之中。很自然的，营区中出现各种派别：
主妇派、机械技工派、技术人员派等。好了，宿舍里的单身汉和单身女郎觉得他们也应该另组一派，原因正好是因为新近颁布的规定：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这实在是绝顶荒谬，毕竟我们全都是大人了，这是什么废话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大家针对此事进行辩论，然后我被推举为出席镇议会的宿舍代表。
大约一年半后，有一次我跟贝特聊天。那段期间，他一直都在管理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我告诉他，我利用太太的睡衣和拖鞋的诈术，他大笑起来。“原来你是这样被选进镇议会的！”他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宿舍的女清洁工打开房门，突然发现出了麻烦：有人在男生宿舍里过夜！她向女工领班报告，领班向中尉报告，中尉向少校报告；经过好几个将军，最后一路报告到管理委员会。
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要从长计议，就这样而已！
可是在此期间，他们要如何指示少校、少校要如何指示中尉、中尉要如何指示领班、领班又要如何指示女工？“就叫他们把东西放回原位，打扫干净，静观其变。”到了第二天，他们接到报告说，情况没变。一连４天，这些高层人物全都忧心如焚，不晓得该怎么办，最后他们颁布禁令：
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内！没想到这道禁令在基层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还要推举代表……
接下来我想谈谈罗沙拉摩斯的“保密防谍”。那时候他们实施了一项绝对是违法的作法，就是检查我们的往来信件——而他们实在没有干涉通信的权利。因此他们采用巧妙的方式，美其名为“自愿制度”：我们全都“自愿”
同意寄信时不封口，也同意他们可以随意拆开寄给我们的信。等他们觉得信件没问题，才替我们把信件封起来寄出。
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便会把信退回来给我们，附张小便条，说明哪一段违反了我们“协议”内的某条某款。
就这样，他们很巧妙地在我们这些偏向自由思想的科学家间，建立起一套名目繁多的检查制度。不过，我们可以批评当局的管理方式，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不满，我们也可以写信给自己州的参议员，表达不满。他们答应这样做如有不妥，会通知我们。
一切都安排好了，保密防谍第一天：铃……铃！电话铃响！
我问：“什么事？”
“请你来一趟。”我跑去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父亲写来的信。”
“上面都是些什么？”
那是一张有横线的纸，线条上下有很多小点——四点在线下、一点在上、两点在下、一点在线的上方，点下又有点……“这些是什么？”
我说：“这是密码。”
他们说：“是呀，这是密码，但代表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们：“我不晓得。”
他们问：“解码呢？你怎么把它翻译出来？”
我回答：“哈，我不晓得。”
他们问：“这又是什么？”
我说：“这是我太太的来信，上面写着ＴＪＸＹＷＺＴＷＩＸ３。”
“那又是什么？”
我说：“另一组密码。”
“解码在哪里？”
“我不晓得。”
他们火了：“你收到一大堆密件，而你说不晓得解码？”
我说：“答对了。我们在玩游戏，我跟他们挑战，可以破解任何密码，明白了没？因此他们拼命编些密码寄来，但不告诉我解码是什么。”
检查制度中有一条是：他们不能更动来往的信件，因此他们说：“好，请你告诉他们，把解码跟信一起寄来。”
我说：“但我不想看到解码。”
他们说：“那么，到时我们把解码拿掉好了。”
终于达成协议。一切清楚了吧？第二天，我收到妻子寄来的信，信上说，“下笔很困难，因为我总觉……在监视我。”
当中那些字被修正液洗掉了，留下一块痕迹。
我跑到检查局去，说：“就算你们不喜欢信的内容，也不应去动它。信你们可以看，但不可以涂改。”
他们说：“别傻了。你以为检查员会用修正液？他们会干脆把字句剪掉。”
我说“好吧”，写信给妻子时我问：“信里有用修正液吗？”她回信说：“我没用过修正液，一定是（）……”纸上被剪了一个洞。
我去找负责这些事情的少校投诉。当然这蛮费时间，但我觉得有义务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少校跟我解释，这些人都是职业检查员，受的训练都是那一套，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新办法的执行方针。
然后，他说：“怎么啦，你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我说：“是。你是很有诚意，但你好像没有什么权力。”
事实上，他负责这工作已经三四天了。
他说：“你等着瞧！”他拿起电话筒，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他们再没剪我的信。
但是，还有其他的麻烦。例如，有一天我收到妻子的一封信，上面附了一张检查员的便条，说：“这封信内有些没有解码的密件，我们把这部分拿掉。”
当我跑去阿布奎基探望妻子时，她说：“咦，我要的东西呢？”
我说：“什么东西？”
她说：“氧化铅、甘油、热狗、干净衣服。”
我说：“慢着——那是张清单？”
她说：“是呀。”
“那就是密码了，”我说，“他们以为那是密码！”（她要氧化铅和甘油的目的，是要调黏合剂来修她的玛瑙首饰盒。）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才把问题摆平。有一天我在玩计算机，无意之中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事。
如果用１除以２４３，你会得到０．００４１１５２２６３３７……这很妙，再算下去，到５５９之后，不规则了，但不久又回复那漂亮的循环。我觉得那很好玩。
于是我把这些数字写在信里寄出，它被退回来，上面附了一个便条：参看第１７条款Ｂ部。１７条款Ｂ部说：“所有信件必须以英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或德文……写成。使用其他文字必须先取得书面许可。”然后是“不准使用密码”。
我把信再送出去，附了张纸条给检查员，说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密码，因为如果你用１除以２４３，你真的会得到那些数字，这些数字别无意义……它们就等于１／２４３——那并不算什么情报，因此我要求在信内使用阿拉伯数字。最后这封信顺利过关。
信件的往来总是免不了麻烦。比方我妻子就一再提到：
检查信件让她感觉不安，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监视着她。但按照规例，我们不能提及“检查信件”这回事。问题是，我们不能提，但他们怎样告诉她不要提呢？他们只好不断给我送便条：“你妻子又提到信件检查了。”当然她提到！最后他们给我一个便条说：“请告诉你妻子，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于是我在给她的信内，开头便说：“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你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这封信也被退回来了！于是我写：“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妻子不要提及信件检查的事。到底我该怎么办呢？而且为什么我要通知她不要提到检查信件的事？难道你们有什么隐瞒着我吗？”
这真是滑稽极了！检查员必须告诉我：告诉我妻子不要告诉我，她不能……不过他们也早有解答了。他们说，没错，他们正是担心信件从阿布奎基寄来半路上被偷了，有人因此发现了信件检查的事；因此她得帮个忙，表现得正常点。
到我下一次去阿布奎基时，我跟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提信件检查的事吧。”不过我们实在碰到太多麻烦了，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设计了一套密码——尽管这是非法的。如果我在签名后面加上一点，就表示我惹上麻烦，她便会采取下一步行动，虚构一些故事。她的病让她整天坐在那里，也因此想出很多主意来。她玩的最后一个花样，是剪下一幅广告寄给我，内容看来完全合法。广告上说：“给你的男朋友一封‘拼图信’吧！你可以跟我们买切割好的空白拼片，把信写在上面之后拆开，放在信封内寄给他。”我收到这张广告，上面附着的便条说：“我们没空玩游戏。请指示你妻子使用一般写信方式。”
我们原本还准备好采用加两点的密码，但他们“及时”
改进，我们这个主意使用不着了。我们的主意是，信的开头写：“我希望你开信时要小心，因为我将你要用来治胃病的药粉寄上。”想象中，检查室的人会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粉未洒满一地，他们会很气恼，还要把粉清干净……但我们不必使用那一招。
与检查员打过不少交道后，我很清楚什么信件能通过，什么过不了关——再没人比我了解他们了，我还因此跟别人打赌，而赢了点钱呢。
有一天，我发现有些住在营区外围的工人，早上上班时懒得兜个大圈从围墙的大门口进来，便取巧地把围墙的铁丝网剪开，从那里出入。于是我从大门走出去，从那个缺口回到营区，再从大门走出去，从缺口走回来；直到守在大门的宪兵开始注意到我，并且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家伙只走出去，却不见他从大门走进来？当然，他的直觉反应是报告队长，把我送进监房。我告诉他，围墙上有个洞。
你瞧，事实上我经常在帮别人改正错误。回到打赌的事情上，我跟别人打赌可以把围墙上有破洞这件事，写在信上寄出去，而我也真的赢了。我的写法是，“你应该来看看他们管理这地方的样子（这我们可以说），离开某某地方７１英尺的地方有个大洞，洞口有这么这么大，人也可以走过去呢……”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不能对我说那里没有洞。那里有洞是他们倒楣，他们应该做的，是把它修好。因此我的信便顺利通过检查了。
在另一封信中，我谈到我的小组中一个叫凯莫尼（JohnKemeny）的小伙子，如何被军方的笨蛋在半夜里叫起来审问，只因为他们发现，他父亲好像是共产党或什么其他小事。凯莫尼今天已是大大有名的人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事。跟围墙上的“洞口事件”一样，我总喜欢用间接的方式指出其中问题。其中之一是，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机密信息。我们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关于炸弹的及铀的都有；所有资料全放在一些木头档案柜内，柜子只用一般的小挂锁锁上，顶多是由技工加造一条横闩，最后还是只用一个小锁锁上。如此连锁也不必打开，就可以把文件拿出来了！你只要把档案柜往后斜放，最下面的抽屉有一根小铁棒，棒上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也有一个长长宽宽的洞，一伸手就可以从木柜下面把文件抽出来。
我经常偷偷把锁拨开，也告诉他们这是多么容易的事。
每次开会时，我都会站起来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机密，放在这么差劲的柜子里，也需要更好的锁。有一天，泰勒（Edeller）在会议中回答我说： “我没有把最重要的机密文件放在档案柜里，我都把它们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那样是不是比较好？”
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你的办公桌抽屉是什么样子。”
他坐在会场的前排，我则坐在较后方。于是当会议继续进行时，我就偷溜出去，跑去看他的抽屉。一看，我就知道连抽屉的锁都不用打开——你只要把手伸到抽屉背后，就可以把抽屉里的文件，像抽卫生纸一样全都拿出来。我拿出来一张、又拿一张，一直把整个抽屉都掏光。我把文件全堆在旁边，然后跑回会场去。
会议刚好要结束，大家鱼贯离开会议室。我挤进人堆里，追上泰勒，问他：“唉，对了，顺便让我看看你的抽屉吧。”
“好啊。”他说，带我到他的桌子旁。
我看了它一眼，说：“这看来很保险嘛。让我们看看你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我很乐意让你看，”他说，一边用钥匙把抽屉打开。
“如果，”他说，“你还没有偷看过的话。”想捉弄像泰勒那么聪明的人的麻烦是，从他发现有异状，到他弄清楚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时间之短，让你还来不及得意一下！
我在罗沙拉摩斯碰过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跟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 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有关。罗沙拉摩斯是负责制造及装置原子弹的地方，但橡树岭则负责将铀238及铀235（会爆炸的那种）分离开来。那时他们才刚开始从实验中提取出一点点的铀235，同时加紧摸索和练习相关的化学程序。将来他们会建一座大工厂储存铀；此外，他们也会将已提炼过的铀拿来再提炼，供进一步加工。因此他们一方面练习，一方面从实验中取得微量的铀235，学习分析方法，以断定样品中铀235的含量。而虽然我们已经把步骤说明送去，他们仍没法把握住要领。
最后沙格瑞（Emil Segre）说，唯一办法是让他跑去橡树岭看看实际状况。军方人员说：“不行，我们的政策是罗沙拉摩斯的资料，必须留在罗沙拉摩斯。”
橡树岭的人根本不晓得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那里的高层人士当然知道他们在分离铀，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炸弹的威力有多大，或者是它的实际运作原理；而底下的人呢，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军方人员也很想维持现状，因此两地之间根本没有信息的流通。可是沙格瑞坚持说，橡树岭的人老是没把分析做对，再这样下去整个计划都会泡汤。终于他获准跑去橡树岭，去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形。在那里，他看见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推着一大桶绿色的水走来走去，那是硝酸铀溶液。
他问：“呃，这些溶液经过再提炼之后，你们也是这样推来推去吗？”
他们说：“当然是这样搬，为什么不可以？”
“它不会爆炸吗？”
“嗯？爆炸？”
于是军方人员说：“你看！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信息泄露出去！现在他们全都不高兴了！”
实际的情形是，军方的确了解造一个原子弹需要多少材料——20公斤左右；不过他们觉得，在厂房内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经过提炼的铀原料，因此绝不会有危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水中中子运行速度较慢，但“效力”更加强大。在水里，只要１／１０——不，１％的原料，就足以引起反应，造成辐射，危害周围的人。这绝对是很危险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相关的安全问题。
奥本海默迅速以电报给沙格瑞下令：“检查全厂。按照他们的工作程序，注意材料集中之处。同时我们会计算可以把多少材料放在一起，而不致引起危险。”
两组人立刻展开计算。克利斯蒂那一组计算水溶液，我的小组则计算材料制成粉末及装箱后的情形。按照原来的计划，克利斯蒂会跑到橡树岭告诉他们情形如何。现在情势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派人过去了。我把计算所得的数据全交给克利斯蒂，轻松愉快地跟他说：“数据都齐全了，去吧。”但克利斯蒂却突然得了肺炎。结果变成我去。
我从来没坐过飞机，另一件新鲜事，是他们把机密藏在一个小东西里绑在我背上！那时候的飞机有点像公车，只不过这站跟下一站离得比较远而已，偶尔飞机会“停站”
等候。
在等飞机时，有个家伙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条链子晃来晃去，一边唠唠叨叨：“这些日子，没有优先权的人大概都拿不到机位。”我忍不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有优先权的人。”
过了一会，他又来了。“有些将军要来坐飞机，我们大概会被放到第三顺位了。”
“没关系，”我说，“我是第二顺位。”
我经常想，那家伙后来大概写信给他的众议员——如果他本身不是众议员的话——说：“战争期间，他们干嘛给这个小孩第二顺位？”
总之，我安全抵达橡树岭。到达的第一件事，我要他们带我去厂房看看，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拼命地看。我发现情况比沙格瑞所报告的还要严重，因为尽管他注意到某个房间内堆了很多箱子，但他没注意到在隔壁房内——即同一面墙的另一边——也堆了很多箱子，但这样一来，箱子还是放得太近，到了某一个量时，便会发生危险。
我仔细检查了工厂的每个角落。我的记忆力并不算好，但当我全神贯注工作时，我的短暂记忆倒是很好，因此我记下来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例如编号 90——207的建筑等。
当天晚上，我在寝室里检讨整件事情，弄清楚哪里是危险地带，应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事实上那并不困难，只要在水溶液中加进镉，把中子吸收掉便可以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按照某些规定，让箱子不要放得太密集，便不会有危险。第二天，我们将举行一个庞大会议，讨论相关事项。
在我离开罗沙拉摩斯之前，奥本海默对我说：“在橡树岭那边，韦伯以及某某、某某都是深切了解技术问题的人。举行会议之前，你必须确定这些人全部列席，这样当你告诉他们如何确保安全时，橡树岭的人才不会搞错。”
我说：“假如他们没有列席呢？我能怎么办？”
他说：“那么你就说：‘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的安全问题，除非……！’”
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小人物理查德，跑到那边说除非……？”
他说：“是的，小理查德，你就那样做。”我长得真快呢！
到达会场时，没错，工厂的大人物和我希望列席的技术人员都在场了，甚至许多将军以及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人也来了。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如果没人关心这些问题，厂房到最后会爆炸的。
负责照顾我的是一名中尉森瓦特。他告诉我，上校说我不应该告诉大家，中子如何运作等细节——因为他们要把一切分得清清楚楚，以便管理——因此只要指示他们如何确保安全，便够了。
我说：“我认为，除非他们明白一切如何运作，否则单要他们服从一堆规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唯一可行的作法，是告诉他们细节。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的安全问题，除非他们充分了解一切如何运作！”
这句话有效极了。中尉把我带去见上校，重复了我的话。上校说：“给我５分钟。”然后走到窗口，站在那里沉思。那是他们最在行的事情了——做决定。我觉得，像原子弹如何运作的资料，应不应该在橡树岭内流传之类的大事，居然要在５分钟内、而且也能够在５分钟内做出决定，实在是非常了不起。我对这些军方人士佩服万分，因为不管有多少时间，我还是无法做任何重大决定。５分钟后，他说：“好吧，费曼先生，讲吧。”
会议开始，我告诉他们一切关于中子的详情，这里有太多中子了，你们必须把东西分隔开，镉可以吸收中子，慢中子比快中子作用更大……等等。这些在罗沙拉摩斯全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但这些人从未听过；因此在他们心目中，我竟然成了天才！
结果是，他们立刻成立各种小组，进行计算和练习怎么做。他们重新设计厂房内部，把原来设计厂房的建筑师、相关的营造商、工程师以及化学工程师全都找来，一起设计新厂房，把材料分隔开来。
他们要我数月后再跑一趟。因此当工程师完成厂房设计后，我再到橡树岭——这次是看看重新设计好的厂房。
可是，工厂还没盖呢，我要怎么个看法？我不知道。在橡树岭，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他们的人陪伴在旁。这次，森瓦特中尉带我去一个大办公室，里面有两位工程师以及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上面铺满了设计好的厂房蓝图。
我在中学时学过机械绘图，但看蓝图我并不在行。他们把蓝图摊开来、向我逐步说明，以为我真的是个天才。
事实上，他们需要避免的是材料过量堆积。例如，有蒸发器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蒸发器会积存材料，如果它的阀门卡住了或别的地方出了毛病，材料累积大多，就会爆炸。这两位工程师向我说明，在新设计里，任何一个阀门卡住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各部分起码都有两个阀门。
接着他们说明整个运作原理：四氯化碳从这里进来，硝酸铀从这里流到这里，往上，往下，沿着管道跑到上面的楼层，咕噜咕噜——走过一整叠的蓝图，上——下——上——下；他们说得飞快，解释的又是十分复杂的化学工厂。
听得我头都昏了。更糟的是，我又看不懂蓝图上的符号究竟代表什么！有个正方形、中央有个小十字的符号，在蓝图上随处可见，起先我以为它代表了窗口，但它不可能是个窗户，因为，它都不是位在建筑物的边缘。我很想问他们：这到底是什么？
你大概也曾陷进过这种没有适时发问的窘境之中吧！
如果一开始就发问，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现在他们说的已经多了那么一点点，我也犹豫太久了。如果你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会说：“为什么不早问？白白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也许它真的是个阀门呢。
我指着第３页蓝图上其中一个神秘的十字符号，说：“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预期他们会说：
“这不是阀门，先生，这是个窗口。”
他们之中的一人看着另一人，说：“嗯，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了……”对着蓝图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另一个工程师也从上看到下，从后面看到前面；然后他们互相对看，转过头来向着我，嘴巴张开，好像两条惊吓过度的鱼般，说：“你说的完全正确，先生。”
于是他们卷起蓝图离开，我们一起走出房间。一直在旁的森瓦特说：“你真是个天才。上次你在厂房内走一趟，第二天早上随口提起第90—207号建筑的C—21号蒸发器，我就觉得你是个天才了，”他说，“刚刚你的表现是那么的杰出，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我要做的是弄清楚那是不是阀门。
我曾经着手研究过另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要处理很多计算，而我们使用的是玛灿特计算机。让我顺便谈谈那时罗沙拉摩斯的景况：玛灿特计算机是手摇式的。你用力摇，它就能加减乘除——当然没有现在的计算机那么方便。
它们全是机械装置，经常发生故障，坏了要送回原厂修理；而隔没多久，所有计算机都在厂里，我们就无机可用了。
于是我们有些人便开始把机盖掀开，自己动手修理。按照规定这是不行的，他们说：“自行掀开机盖者，后果概不负责……”但我们自行把机盖掀开，而且还学会了怎样修理这些计算机，修得愈多，手艺愈精。碰到一些太复杂的状况时，我们才把计算机送回原厂去，一切计算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最后我发现，所有计算机都是我在修；负责机械修理的那位仁兄，只修打字机。
总之，后来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准确算出原子弹爆发时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从而知道释出多少能量等等——所需要的计算工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有个名叫弗兰科（Stanley Frankel）的聪明小伙子想到， 也许可以使用ＩＢＭ计算机来进行这方面的计算。那时ＩＢＭ制造了用在商业上的计算机，像把数字加起来并列出总和的“加数机”，或者是从你插入的资料卡片上，读出其中两个数字来相乘的“乘数机”；此外还有“校勘机”和“分类机”等。
弗兰科想出一套很好的方案：我们可以在同一房间内放很多这类机器，然后让卡片逐一通过这些机器。今天，任何需要做数字计算的人，都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在当时这还是很新的想法，还没几个人想到用机器做大量计算。
之前我们试过利用加数机做过类似的计算，例如放一堆加数机在那里，加完一些数字后传到另一个加数机那里，进行下一步的计算，所有事情都自己来。
但新方案是首先你走到加数机那里，再走到乘数机，再用加数机……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于是弗兰科设计好整套程序，跟ＩＢＭ订了机器。
这些机器经常需要维修，军方也会派专人来修理机器。
但他们总是姗姗来迟，而我们永远是急急忙忙，每件事都十万火急，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已经设计好所有计算程序，乘这数，然后这样，再减那个数等，也弄清楚需要哪些工具，但我们没有任何机器来测试这些想法。终于，我们找了一些女孩子来帮忙。我们给她们一人一部玛灿特计算机：
这个负责乘数，下一个是加数，另一个负责立方——她的工作就是算出卡片上数字的三次方，再交给下一个女孩。
我们把整套程序从头到尾一遍一遍地演练，直到正确无误。结果发现，这种分工计算的方法：要比单独一个人从头算到尾的方式快了不知多少倍！而我们这套作业方式的速度，等于使用IBM机器的速度了，唯一的分别是，IBM机器不会疲倦，一天能连续三班不停工作，可是我们雇来的女孩没多久就全累倒了。
总之，我们用这方法把作业系统内的缺点，全纠正过来；最后机器也送到了，但维修工人还是没有出现。这些机器属于当时的最新科技，结构十分复杂，体积庞大，是拆开分件装箱送来的，还附了很多电线和说明如何安装的蓝图。弗兰科、我以及另外一个家伙，一起把它装起来，其中碰到不少困难，但最大的困难，是那些大人物不停地跑进来说：“你们会把它弄坏！”
我们继续把机件装置好，它们有时操作良好，有时候却因为什么弄错了，而出问题。后来当我在弄一部乘数机时，注意到里面有一个零件弯了，但我不敢把它弄直，因为害怕把它弄断——而他们一直都在唠叨，说我们早晚会把什么东西搞砸。终于，维修工人出现了，立刻把我们没有弄对的机件一一装妥，一切就都运作良好。除了那部我一直没法弄好的乘数机，三天之后，他还在跟那最后一部机器挣扎奋斗。
我跑去看他，说：“哦，对了，我注意到这里有点弯曲。”
他说。“噢，当然，就是它了！”他用力一扭，机器全好了，就那么简单。
至于弗兰科呢，这个“程序”是他发明的，但这时候他却跟所有后来的电脑使用者一样，患上了电脑病。这是种很严重的病，甚至干扰到正常工作的进行了。电脑的麻烦，在于你会跟它“玩”。它们是那么的有趣——所有的按钮都在你掌握之中，你这样弄得到某个双数，那样弄就是单数。不久之后，只要你够聪明，能计算的东西便愈来愈多。
可是不久之后，我们的系统也崩溃下来了，因为弗兰科无法专心工作，更没用心督导其他人。计算系统运行得很慢很慢，他却坐在房间内，思索如何能让列表机自动算出角度的反正切值。好了，列表机开始动作，画出一行行的线，发出“嗖！嗖！嗖！”的声音，一边画一边计算积分值，然后把所有角度的反正切值列出来，一次完成。
这绝对是没用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有反正切函数表了。但如果你用过计算机，你就会充分了解这种病——发现自己有多能干的喜悦。这是他第一次感染上这种病症，好笑的是，那套系统却刚好是这个可怜虫创造出来的！
终于，他们要我停下手边工作，负起督导IBM小组的责任，我很小心不让自己染上那种病。虽然９个月以来，他们只解决了３个问题，小组成员的素质却很高。真正的问题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任何事。军方透过称为“特遣工程师”的计划，从全美各地挑出具有工程才能的高中生，送到罗沙拉摩斯来，安排他们住在营房里，却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这些青年就这样开始上班了，他们的工作呢，却是在这些IBM机器的卡片上打洞， 计算一些他们不知所谓何来的数字；因此他们的进度非常慢。当下我建议，这些技术人员必须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于是奥本海默跑去跟安全人员商讨，获得特别许可，我便给他们好好上了一堂课。
他们全都兴奋极了：“原来我们在参加作战！我们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现在这些数字对他们都别具意义了。
如果计算出来的压力值较高，那么被释出的能量也相应增加……等。他们充分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
他们简直是脱胎换骨了！大家开始发明新方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改良了整个系统。他们更自动自发，晚上加班，完全不需要任何监督：事实上，现在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明白一切，后来还发明了几套很有用的程序。
这批小伙子真的变得很了不起。而从头到尾，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告诉他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虽然前面他们花了9个月，才完成3个问题； 我们后来却在3个月内解决了9个题目，效率几乎提升了10倍之多！
不过，我们有很多秘密武器，其中之一是利用不同颜色的卡片。我们的作业方式，是一大叠卡片需要绕场一周。
先加、再乘，就那样走遍房间内的每一部机器，一圈又一圈地绕，很慢。因此我们想到，将另一组不同颜色的卡片放进计算循环中，但这组卡片跑的比前面一组稍为慢一点。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两三项计算。
不过这也带来了麻烦。举个例子，战争接近尾声，就在原子弹在阿布奎基正式试爆之前，大家面对的问题是：
究竟爆炸时会释放出多少能量？不错，我们计算过各种不同设计所释出的能量，可是从来没有就最后采用的那种设计，计算到底会有多少能量释放出来。克利斯蒂跑来跟我说：“我们要知道这东西会怎样爆发，希望能在一个月内拿到计算结果。”——确切的时限记不得了，也许是3周，总之是很短的时间。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看，现在你们一个月差不多交出一两个问题。
那等于说两三星期便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啦。”
我回答说：“我知道。不过我们实际花在一个题目上的时间，没有那么短，只不过我们用平行的运算方式而已。
整个操作过程很费时，我们没办法跑得更快了。”
他离去后我开始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加快运算速度呢？
假如我们全力处理一个问题，所有机器不受其他干扰，结果会怎样？我在黑板上写“我们做得到吗？”向这些小孩下挑战书。他们开始高喊：“可以，我们多轮一班，我们加班工作！”他们不停地叫：“我们要试！我们接受挑战！”
于是我们约法三章：其他计算一概暂停，我们全力以赴，只处理这个题目。大家立刻开始行动！
那时候，我太太阿琳正患了肺病，病情实在严重，看起来随时会出什么状况。因此我预先跟宿舍里的一个朋友商量好，有急需时便借用他的车，好能够迅速赶到阿布奎基去看阿琳。那位朋友名叫福斯，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一名间谍。他就是用他的车子把罗沙拉摩斯的原子弹机密带到圣塔菲（Santa Fe）去，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事。
紧急情况发生了。我开了福斯的车，路上还载了两个搭便车的，以防途中车子出了什么问题，也可有个帮手。
果然，我们才开到圣塔菲时，一个轮胎就破了，他们两人帮我一起把备胎换上。而当我们要离开圣塔菲时，另一个轮胎也破了，我们只好把车子推到附近的加油站。
加油站的人正在修理另一辆车，看来要等很久才会轮到我们。我根本没想到要说些什么，但这两位乘客跑去跟加油站的人说明了我的状况。很快地，他就替我换上新轮胎。但我们再没有备胎了——在战时，车胎是稀有物资，取得不易。
离阿布奎基还有30英里，第3个轮胎也爆了。 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大家一起拦便车到目的地。我又打电话给修车厂，请他们把车子拖去修理，一方面赶去医院看阿琳。
在我抵达医院数小时后，阿琳去世了。护士进病房来填写死亡证明书，然后离开。我陪着阿琳又过了一会儿，无意中看到我送给她的闹钟。那是７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才刚感染上肺病。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数字钟算是很精巧的东西，它利用机械原理，能够显示数字。由于它结构极为精巧，因此很容易故障，隔不多久我便须动手修理一下；但多年来我还是没把它丢掉。这次它又停摆了——停在９点２２分上，刚巧是死亡证明书上记下的时间！
记得在麻省理工念书时，有一天在兄弟会宿舍里，无缘无故地心电感应，觉得祖母去世了。紧接着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不过电话不是打给我的，祖母还健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经常惦着也许有一天，别人会告诉我结局相反的故事。我想那也很可能碰巧发生，毕竟那时祖母已经很老了。当然，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很多人会认为是种超自然的现象。
阿琳生病期间，一直把那只钟放在床边，它却刚好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顿。我明白，那些对这类事情疑信参半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立刻去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会认定没人碰过那时钟，事情无法解释；而钟确实停了，确实可以算是一件惊人的超自然案例。
不过我注意到房间的灯光很暗，我甚至记得护士曾经拿起钟来，迎着光以看清楚一点，那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
我到外面走了一会。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感觉。我并不愉快，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也许那是因为７年来已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我不晓得如何面对罗沙拉摩斯的朋友。我不想别人愁眉苦脸地跟我谈这件事。回去之后——路上又爆了一个轮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过世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他们立刻明白，我不想镇日沉埋在哀伤里。很明显，我对自己做了心理建设：正视现实是那么重要——我必须慢慢厘清发生在阿琳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以致于一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哭出来。那时我在橡树岭，刚巧路过一家百货公司，看到橱窗内的洋装，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其中一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等我重新投入计算工作时，发现情况一团糟。那里有白色的、黄色及蓝色的卡片。我说：“你们不是应该只做一个题目吗？只能做一个题目！”他们说：“出去，出去。
等一下，让我们说明一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卡片通过机器时，它们有时会出错，又或者数字打错了。从前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都得重来一遍。可是他们发现，在某一轮的计算中出的错误，只会影响到邻近的数字，但下一轮计算中它会影响到某些数字，以此类推，例如，你一共要处理50张卡片，第38张发生错误，而影响到第37、38及39这3张卡片。到了下一循环，受影响的卡片是第36、37、38、39及40等5张。然后，错误就像瘟疫般蔓延开来。
有一次他们发现前面出了错误，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只重新处理在错误前后的10张卡片。10张卡片通过机器所需的时间，要比50张少多了，因此当那有“病”的50张卡片还在跑的同时，他们让这10张快速通过，然后再把正确的卡片插回去，一切便回复正常了。十分聪明。
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加快速度。事实上也别无他法了，如果他们碰到错误就停下来补救，进度一定落后。当然，你知道就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蓝色的一叠卡片内发现有错，因此他们加进去一叠黄色的卡片，它们比蓝色的一叠运行快多了。而在紧要关头——弄完这个错误他们还要处理白色的卡片——我这当主管的跑进来了。
“不要来烦我们，”他们说，我再也没去烦他们。一切顺利，我们如期缴出答案。
刚开始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后来我当了小组长，因此见过一些伟大人物。一生之中最令我振奋的经验之一，就是碰到这些光芒四射的物理学家。
当然，其中包括了费米（Enrico Fermi）。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南下；那时我在研究一个题目，也得到了一些结果。可是牵涉到的计算十分复杂困难。通常我是这方面的高手：我总是能预测答案会是什么，又或者解释为什么会得到某些答案。可是这个题目太复杂了，我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得到那样的答案。
我们举行了会议，告诉费米我的困难，然后开始描述我得到的结果。他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答案之前，让我先想想。它应该是如此这般（他对了），然后因为这样跟这样，答案便变成这样这样，最明显的解释是……”
他做的就是我最在行的事，但他比我高明十倍。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课！
还有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冯诺曼。我们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通常在附近的峡谷中，同行的还有贝特及巴查，那是很愉快的经验。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会过面。那时候，由于受到德国纳粹的威胁，他化名为贝克，跟他一起的是儿子吉姆·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 他们从丹麦跑来，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伟大。
他第一次来时，我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想一睹伟大波耳的风采，因此很多人都来了，我们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面的某个角落。他开过会后又走了，而我从头到尾都只能在众多脑袋瓜的缝隙间看到一点点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来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费曼吗？”
“我就是。”
“我是吉姆·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没错了。８点钟可不可以？”
于是，就在早上８点，大家都还没起床之际，我跑去跟他们会面。我们跑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令原子弹威力更大，我们想到这些这些。”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没有效……哗啦哗啦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跟这呢？”
我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样，但这里头包含了这个笨主意呢。”
我们反复检讨很多想法，反复争论。伟大的波耳不断点他的烟斗——它却不断熄灭。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咕哝咕哝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讲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后说，一边又在点烟斗，“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请进来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来，一起讨论。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
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
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在这方面我总是笨笨的。我总是忘记在跟谁说话，而一味担心物理上的问题。如果对方的想法差劲，我就告诉他那很差劲。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说很好。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那样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的计算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试爆了。那时候阿琳刚去世不久，我请了个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婴儿便要出生……”
我立刻坐飞机回去，抵达营区时，巴士正要离开，于是我直接跟大家到离试爆地点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们有一具无线电，而理论上他们会告诉我们，原子弹将在什么时候爆炸。可是无线电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就在试爆前数分钟，对讲机又好了，他们说对我们这些离得较远的人来说，大约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们每人发了一副墨镜，以供观测试爆之用。墨镜？
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镜能看到什么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会伤害眼睛的，唯一能伤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线。我坐在卡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觉得这样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顾安全；因为紫外线是穿不过玻璃的。
时间到了，远处出现的强大闪光亮得我立刻躲下来，在卡车的地板上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不对，这只是眼睛内出现的视觉暂留现象。”再度抬起头来，看到一道白光转变成黄光，又再变成橘光，在冲击波的压缩及膨胀作用下，云状物形成又散去。
最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橘色球，它的中心是那么的亮，以致成了橘色，边缘却有点黑的，慢慢上升翻腾。突然我明白，这是一大团的烟，充满了闪光，火焰的热力则不断往外冒出。
前后大约过了一分钟。
这个从极亮变成黑暗的过程，我全都看见了。我大概是唯一真正看着那鬼东西——后来称为三一角试爆——的人。其他人都戴上墨镜，而在距离６英里处的人根本什么都没看，因为他们都依指示趴在地上。我大概是唯一用肉眼直接看着那次试爆的人。
大约一分半钟以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打雷般的隆隆声。那声巨响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讲半句话，大家只默默地观看，可是这些声音使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特别是我，因为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厚实，证明它已完全成功。
站在我身旁的人问：“那是什么？”我说：“那就是原子弹了。”
这个人名叫劳伦斯（illiam Laurence），他的目的是要写文章报导整件事情。按照原定的安排，我要带他四周参观，可是许多东西对他来说都太技术性了。后来史迈斯来访，我便改当他的向导。我们曾经跑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瘦瘦长长的支架，上面陈列了一个镀银的小球。把手放在上面，你会感觉到一阵暖意，事实上它具有放射性，是个钚球。我们站在房门口聊天，谈论这个小球的意义。
这是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新元素，之前在地球上从没出现过，顶多在地球刚形成时出现过一下子——而眼前就有完全分离出来、具备辐射等特性的钚。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它可说是个无价之宝。
我们一边谈话时，下意识会做一些动作。当时他无意间轻踢门垫（防止门猛然撞上墙壁的衬垫），我就说：“是呀！这个门垫跟这扇门实在很配。”门垫是个直径10英寸的黄色金属半球——事实上，这是纯金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了解中子打到不同物质上后，有多少会被反射回来。我们测试过许多材料，像白金、锌、黄铜，也测试过黄金。实验结束后留下了好些碎金块，也不知是谁出的聪明主意，把碎金合成一个大金球，做为钚球陈列室的门垫！
试爆成功以后，罗沙拉摩斯充满了兴奋的气氛，到处都有聚会，大家跑来跑去。我还坐在吉普车后座，一边打鼓。但只有威尔逊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我说：“你干吗这么忧郁？”
他说：“我们造出来的怪物太可怕了。”
我说：“但这都是你开的头，你还把我们拖下水呢。”
你看，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开始时，我们都有极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参与这工作，然后拼命努力完成使命。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刺激，你会停止思考，明白吗？
很单纯地不去想其他事情。在那一刻，只有威尔逊在思考整件事情的冲击。
以后不久，我又回到文明世界，在康奈尔大学教书。
刚开始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但当时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坐在纽约一家餐馆里，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就开始想：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炸毁的半径有多大……从餐馆到34街又有多远？那么多的建筑，全都化为灰烬——不停地想。在路上走着时，看到有人在盖桥、筑路，我又想：他们都是神经病，什么都不懂，干嘛还要盖新的东西？一切都是白费工夫而已。
而白费工夫的日子又继续了差不多40年了，对不对？
事实上我的想法错了，盖桥并不是白费工夫的事，我很高兴这些人有此远见，继续往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