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
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１站检查视力，第２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
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３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
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
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
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
“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
“奇异公司。”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
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
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
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１２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３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３去除１２，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４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
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
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
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
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
“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
“你会自言自语吗？”
“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
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
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
“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
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
“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
“我认为都一样。”
“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
“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病。”我老实回答。
“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
“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
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
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么？”
“医学。”
“这算是医学吗？”
“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２５分钟！别人才５分钟呢。”
“是呀。”
“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
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
“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
“对的。”
“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
“只有几幢。”
３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
“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啊。’
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
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
你都跟她说些什么？”
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
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
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
“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
“没错。”
“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
“好，我就那样叫它。”
“你相信心电感应吗？”
“不信。你呢？”
“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
“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
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
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
“64。”
“为什么你说64？”
“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
“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
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３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
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Ｎ’。其他的我都拿‘Ｎ’，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Ｎ’是正常（normal），“Ｄ”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
“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
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
觉得别人在谈论他。
觉得有人盯着他。
出现听觉催眠幻。
跟自己对话。
跟去世妻子对话。
姨母在精神疗养院。
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
“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
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
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
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Ｄ”，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
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
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着脑袋。
他说：“不会吧！”
“会呀！”
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
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
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
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
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
却得了个“Ｄ”——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
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
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
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
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
理查德·费曼谨上结果：“缓役，健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