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奈尔教书时，隔没多久我就回法洛克卫老家一趟。
有一回当我在家时，电话响起来：是加州打来的长途电话！
那时候长途电话代表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从加州这等神奇的地方打来的。
电话另一头的家伙说：“你是康奈尔大学的费曼教授吗？”
“没错。”
“这是×××飞机公司的×××。”那是加州一家很大的飞机公司，可惜我忘了它的名字。那人继续说：“我们计划设立一个研究核动力飞机的实验室。我们每年的预算有多少多少百万美元……”天文数字！
我说：“等一下，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我谈这些事情。”
“让我说，”他说：“先让我把事情说清楚，请让我用我的方式处理这件事。”于是他继续讲下去，说实验室将来会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博士级的研究人员……。
“对不起，先生，”我说：“但我想你找错人了。”
“你不是理查德·费曼吗？”
“对，没错，但你在……”
“请你让我先把话说完，然后我们再讨论。”
“好啦！”我坐下来，半闭着眼，听他说了一大堆所有关于这个计划的细节；但我还是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事情。
终于他解释完之后说：“我把计划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当实验室的所长？”
“你真的找对人吗？”我说：“我是教理论物理的教授。我不是火箭工程师，也不是飞机工程师。”
“我们很确定没找错人。”
“你们从哪里找到我的名字的？为什么会找我？”
“你是核动力火箭推进飞机的专利权拥有人，先生。”
“噢，”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我的名字会被登记为这项专利的拥有人。我告诉那个人：“对不起，我只想继续在康奈尔当教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战时在罗沙拉摩斯有个官方的专利办公室、负责人施密斯（Smith）上尉是个大好人。
有次他下了个通告给大家，大意是“专利办公室拟就各位正在研究的每一构想，以美国政府之名义申请专利。任何你估计大家都知道或不知道的，关于核能或其应用之构想，均请到专利办公室，告诉我们为荷。”
吃中饭时我碰到施密斯，我们一起回到技术区。在路上我告诉他：“你发出通告要我们告诉你每个构想，好像有点神经病。”
我们继续交换意见，不知不觉已走到他的办公室了。
我说，“关于核能的构想太多、太明显了，我跟你一整天也讲不完呢。”
“像什么呀？”
“没什么大不了！”我说：“例如：核反应堆……水底……水从这里进去……蒸气从那边出去……这就是潜水艇。或者：核反应堆……空气从前面涌进……核反应把它加热……从后面出去……穿过空气——这就成了飞机。或者：核反应堆……氢气通过去……隆！这是火箭。又或者：
核反应堆……不用一般的铀，而用加了氧化铍的铀，高温时效率提高……这是发电厂。随便就有几百万种构想啦！”
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办公室。
一切平静如常。
大约３个月后，施密斯打电话给我说：“费曼，潜水艇已有人认领了，但其他３项都是你的。”因此当加州那家飞机公司的人策划设计实验室时，他们要知道谁是火箭什么、推动什么的专家，他们便用这个简便的方法：“看看谁在这方面登记有专利！”
总之，施密斯要我签了一些文件，答应把那３项构想转交政府。这是些法律程序，但当你要将专利交给政府时，法律规定其中必须要有某些“交易”，否则文件便不生效。
因此我签的那份文件上写着：“我，理查德·费曼，愿以一块钱的代价，出让此项专利给政府……”
我签了这份文件。
“我的一块钱呢？”
“那只是形式，”他说：“我们没有编列这项预算。”
“你搞了老半天，要我为了一块钱来签这份东西，”
我说：“一块钱还我！”
“这太无聊了吧！”施密斯抗议说。
“不，这才不是无聊呢，”我说，“这是一份合法的文件。你要我签，我可是个正直的人呢，我是认真的！”
“好啦，好啦！”他气急败坏的说：“我自己掏腰包给你一块钱好了！”
“好呀。”
我拿了一块钱，想到个好主意。我跑到杂货店，买了一块钱的饼干糖果（那时候一块钱可买很多东西），跑回理论组请大家吃，我说：“我发大财啦，各位！请你们吃片饼干！我的专利卖了一块钱！专利卖了一块钱！”
每个有登记专利的人——很多人都签过文件——立刻跑到施密斯上尉那里：他们要拿那一块钱！
开始时他还从自己腰包掏钱出来付，但很快就发觉自己快要破产！他急疯了，拼命想办法找些经费回来付这些钱。我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把这件事摆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