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以后，物理学家经常被请到首府华盛顿，给各个政府单位提供意见；军方尤其重视我们的建议。我猜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科学家能够制造出像原子弹这么重要的武器，那么大概还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场。
我曾经被请去参加一个替陆军评估武器的委员会，而我回信说，我只是一名理论物理的学者，对那些武器实在一窍不通。
陆军居然回信说，根据过往经验，理论物理学家在协助他们做决策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可否请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写信回去，说我实在什么都不懂，怀疑自己到底能帮上些什么忙。
最后我收到陆军部长的信，建议一个折衷办法：请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先听听看，再考虑我能否协助他们，要不要继续参与其他活动。我当然说好吧，不然还能怎么样？
抵达华盛顿，第一件事是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跟大家见个面。会上有很多将军及军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场面很令人愉快。
有个身穿军服的家伙跑来，跟我说军方很高兴物理学家也来参与建言，因为他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坦克车油耗得很快，走不远，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一边走、一边加油。这位仁兄想到一个主意，物理学家既然有办法从铀里取得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么坦克车只要在车底上装个小铲，一边走一边把泥沙弄起来当燃料就行了！他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细节设计出来便好了。于是我以为，第二天开会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类问题。
到了会场，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会里，介绍我认识一大堆人的家伙就坐在我旁边。看来他是军方派来随时盯着我的，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个以前听说过的大将军。
在第一节会议中，他们讨论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我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会议快结束时，他们开始讨论跟后勤有关的问题，这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懂了。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要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各个据点要存多少东西。虽然我拼命不开口，但当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时，就算你真的什么也不懂，你还是不能不讲话的。因此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也发表了些意见。
休息喝咖啡时，负责跟着我的家伙说：“我很佩服你刚才在会议上说的东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停下来想我对后勤问题的“贡献”，觉得连梅西百货（Macys）公司负责采购圣诞货物的职员，都要比我清楚怎样处理那些问题。因此我下了结论：（一）如果我真有什么贡献，那纯属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贡献，但大多数人会比我更强；（三）这些甜言蜜语应该足以让我醒过来，看清楚自己没能力作什么贡献的事实。
接下来，他们就在会议上决定，与其讨论特定的技术事项，不如讨论如何组织科学研究的问题（例如，科学研究到底应该隶属于工兵团，还是军需处？）。我却觉得，如果我还希望能有什么真正贡献的话，就只有在讨论一些特定技术事项上，而不是陆军组织研究。
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会议主席——也就是最初坚持要请我来的大人物——察觉我对这些状况的感觉。当我们各自收拾公事包、准备离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
“那么，你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了……”
“不，我不会。”他的脸突然变了，他很意外我在“贡献”了那么多之后，说不。
到了６０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还在担任政府的顾问，而我完全不觉得在这方面有任何社会责任。我尽力抗拒华府方面的邀请，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真需要一点勇气！
那时候，我教大学一年级的物理课。有一次下课后，我的助理哈维说：“你应该看看小学数学课本的样子！我女儿带回家的东西和想法，实在荒谬！”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帕沙迪纳一位很有名的律师诺里斯（Norris）先生。那时，他是加州州政府课程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替加州挑选新的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由加州教育部来挑选；于是他们设立起委员会，帮忙看书以及提供意见，好让他们决定要挑哪些书。
刚好在那时候，许多教科书都在使用一种新方法来教算术，他们称之为“新数学”。由于平常帮忙看书的都是学校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因此他们觉得这次应该找些平常将数学应用在科学上的、知道学数学到底能做什么的人，来帮忙评估课本。
我大概是因为长期拒绝跟政府合作，而产生罪恶感——我居然答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说的都是“很高兴知道您是委员之一，我们确实希望委员会内有真正的科学家……”，以及“委员会网罗到真正的科学家，实在太好了，因为敝公司的书都是十分科学的……”。可是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能跟您说明敝公司出版的教科书的内容……”和“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协助，以方便您审核敝公司的课本……”——我觉得那有点神经病。我是个讲求客观的科学家，而由于到最后，学校的学生得到的只是课本（老师得到的是老师手册，我也会审核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说明都只会混淆视听而已。所以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谈话，而总是回答说：“你不需要说明了，我相信你们的课本就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事实上，我代表的是某个区域，包括了洛杉矶地区的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矶市本身。代表洛杉矶市的是一位很亲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怀特豪斯太太，她来自洛城的学校体系。诺里斯先生要我跟她会晤，了解一下委员会做过些什么以及如何运作。
怀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中将要讨论的事情（他们早已开过一次会了，我是后来才被选进委员会的）。“他们将要讨论数数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称为整数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有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于是打从一开始，我就有麻烦了。
她告诉我，其他委员通常是怎样评核新课本的。他们每种书都拿很多样本，送给自己区域的老师以及行政人员，然后搜集大家对这些书本的意见。由于我不认识什么中小学老师或行政人员，再加上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判断课本到底好还是不好，因此我决定自己来看所有的书。另一方面，在我那区，有些人预期会被邀请参与评书工作以及提供意见。怀特豪斯太太提议将这些人的意见跟她的报告一起送上去，好让他们觉得舒服点，那样我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不满和抱怨。他们对这个作法确实很满意，我也没惹什么麻烦。
几天之后，负责课本收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说：“费曼先生，我们已准备好把书送过来给你了，一共是 300磅重的书。”我吓了一大跳。
“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书。”
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那么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么能找人代你看书？我在地下室书房里弄了个书柜，专门用来放这些课本（书叠起来有17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准备下次开会时讨论。我们将会从小学课本开始讨论。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赴。后来我太太说，这段时间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顶上一般。安静一阵之后，突然会“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发了。
火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书都太糟了。它们全都是败絮其中，急就章印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想力求严谨些，却用了些“差不多”正确的例子（像用路上车子来介绍“集”
的观念），然而其实那牵涉到许多蛮奥妙的想法。此外，定义不够精确，所有东西都有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他们根本不够聪明，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严谨”。他们都在骗人，都在教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对那些小孩来说，学来也没什么用。
我很清楚他们的意图。那时候，自从苏联发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之后， 很多人觉得我们科技落后了，于是就请数学家提供意见，看怎样用些有趣、近代的数学观念来教数学。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觉得数学枯燥无味的学生提高兴趣。
让我举个例子：他们讨论数字的不同进位法——五进法、六进位制等——介绍各种可能。如果学生已经明白十进位的话，那么讨论其他进位法还说得过去，这可让他脑袋轻松一下。可是在这些课本里，他们把这转变成每个小孩都要学会的进位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类令人望而生畏的习题：“把这些以７为基底的数字改写为以５为基底的数字”。把数字从一种进位制转换到另一种进位制，是完完全全没用的事情。如果你会转换，也许还蛮好玩的；如果不会，没关系，因为那一点也代表不了什么。
总之，我在看这些书——所有这些书，居然没有一本提到算术在科学上的应用。如果它们真提及算术的任何应用，他们举的例子也不过是买邮票之类。大多数的时候，它们讨论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数学废话。
最后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数学在科学上的用途有多方面。我们举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星球的科学。”
翻过一页，它说：“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的温度是五千度……”——到目前为止，还好。继续看下去：“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个很大的数字）。”事实上，根本没有绿色或紫色的星球，但关于其他星球的数据大致上还算正确。这算是含混过关的正确，但麻烦已出现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样：都是由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鬼话的人写出来的，因此里头总会有些小错误，总是会有错误！我真不明白，用这些书来教育小孩怎么可能教得好？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这些书差劲透了，全糟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因为这是第一本举例说明算术应用在科学上的书。当我读到星球温度的部分时，我是有点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为至少它大致上是对了——作者只不过是举错例子而已。
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直没希望！
然后，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其他委员给某些书打了分数，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评分；而我打的分数跟他们的，经常差异很大。他们便问：“你为什么给那本书那样低的分数？”
我就回答说，那本书的问题出在某某页的这个和那个——我全做了笔记。他们立刻发现我是个大金矿：我能够详细告诉他们每本书的优缺点，我打的分数全都有根有据的。
我也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的分数打得那么高，他们会说：“让我们先听听你对某某书的看法。”我总是问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评分。相反地，他们不断地问我的想法。
谈到其中一本书时，他们又问我的想法了。这本书是一套３本的其中一本，属于辅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
我说：“收发部的人没送这本书给我，但其余两本很不错。”
另外还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说过，他们没送这本书给我，因此我还没什么可说的。”
收发部的人刚好在那儿，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我可以解释清楚。我没给你送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还没编好。依照规定，他们必须在某某天之前把书送到我们那里，而那位出版商的书要晚好几天才能好，因此他们先把封面送过来，里面都是白纸。他们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３本书都能被列入考虑，虽然说第三本会晚一点才出书。”
最后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委员给这本空白的假书打上了分数！而由于这本书有人评分，他们难以置信这会是本空白的书。事实上，这本不存在的书得到的分数，比另外两本的分数还要高一点点呢。
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流程上出了问题：当你把书送到这些人手上之后，由于他们都很忙、或者漫不经心，“反正这本书一定有许多人会看，不差我一个。”然后随便给它填个分数——至少是某些人，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当你收到各委员的报告时，你也不会晓得：为什么这本书收回来的报告比其他书收到的报告少——换句话说，也许某本书收回来10份报告，但这本书只有6 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把有报告的分数平均，而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回来的报告，结果还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个把什么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会忽略了有些书只有封皮、内里什么都没有的事实！
我这个理论，是在看到课程委员会发生的情形而想到的。以那本空白书为例，每10人中有6 人交回报告，而在其他的书来说，10人中有8、9人交报告。当他们就 6个数字取平均时，这跟其他从8、9个数字求得的平均值没什么两样。当然，发现自己给那本书打分数的时候，他们都很尴尬，但这却让我信心略增。原来其他委员花了很多工夫在书籍送审以及报告回收之上，并且参加书商举办的说明会——在自己还没亲自看那本书之前，就听别人宣扬书的内容；整个委员会中，大概只有我读完所有的书，而且是除了撷取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没去听取其他信息的人。
像我那样仔细评核课本，相对于搜集很多漫不经心的报告来取平均值，是两种极端的作法。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老谜题：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无缘得见。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于是有人走遍全中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家认为皇帝鼻子有多长，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于他平均了这么多人的数字，大家就相信这答案很“准确”了。但这是什么烂方法嘛，当你搜集很多从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没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一开始时，我们都不能谈论课本的价钱。他们只告诉我们可以挑多少本书，因此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中，有很多都是辅助教材，这是因为每本新课本都有缺点。最严重的失败，是那些“新数学”教科书：它们不提东西学了有什么用处，习题也不够多。不错，这些书都没有以卖邮票为例子，它们反而谈太多抽象的数字概念、太少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加、减、乘或除吗？我们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作为课外读物——每班一二种。经过许多讨论之后，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都能互补长短，相辅相成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辛苦得来的推荐书单提报教育局，他们却说：可用经费没有预期中那么多，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把书本的价钱考虑在内，进行删减。这样一来，原本四平八稳的课程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原本设计的重点，是老师可以从中找到各种例子。但现在我们再也没法安排出一个良好的课程来。再经过加州上议院预算委员的审查后，这些课程被删得更惨，简直糟透了！后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请我在州议员面前列席备询，但我拒绝了；那时候，我已为这些事情跟别人争辩太多，觉得疲乏万分。
我觉得，我们已把结果提交教育局，接下来像提报州政府等工作，都应该由他们去处理了。但这在法理上来说，虽是完全正确，但就政治运作层面来说，却大错特错了。
也许我不应该那么快便放弃，但花了那么多工夫，经过那么多的讨论，才拟出一个还不错的课程，到头来却被删改，那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如果把作业流程倒过来做，即从书本的价钱开始考量，再买你买得起的书，那么整件事便可能改观，不必浪费那么多的力气。
然而，让我决定辞掉委员会工作的原因，是第二年讨论科学教科书的经验。起先我想，也许科学书的情况会不一样，于是我仔细看了几本。
历史重演了：有些东西粗看很不错，事实上却令人发指。例如，有一本书列了４张图：第１张是一个上满发条的玩具，第２张是一辆汽车，再来是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等等。在每张图片下面，它问：“是什么使它运作？”
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想讨论机械、弹簧如何运作；讨论化学、介绍汽车机器的原理；以及生物学方面，肌肉如何作用。”
这是我爸爸会跟我谈的一类题目：“是什么使得它动？
每样东西之所以会动，皆因为太阳在照射。”然后好玩的部分来了，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
“不，玩具动的原因是发条上紧了，”我会说。
“发条为什么会上紧了？”他又会问。
“我把它转紧的。”
“你为什么能动？”
“因为我吃东西。”
“太阳在照射，食物才长出来。因此由于太阳照射，这些东西才会动。”那样我就会明白，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太阳能量的转换而已。
翻到下一页，课本的答案是——关于上了发条的玩具——“能量使它动。”至于在脚踏车上的小孩，“能量使它动。”每个图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动。”
那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随便说，用“瓦卡力斯”代替能量的位置。那么“瓦卡力斯使它动”就成了我们的新定律了，这句话没包含半点知识在内。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它只不过是个字而已！
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学生看看玩具的内部，看看里头的发条，学学齿轮，不要管什么“能量”了。往后，当这小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运作，他们就可以讨论较为普遍的能量定律了。
事实上，甚至连“能量使它动”这句话也不对。因为如果它停下来，你也可以说“能量使它停下来。”书里说的其实是指“浓缩状态”的能量被转化为“稀释状态”，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呢。在这些例子中，能量不会增加或减少，它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当物件停止时，能量就转变为热，回归混沌之中。
可是每本书都同一个样子，它们说的都是些毫无用处、错乱不堪、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我无法想像有谁能从这些课本学到任何科学——因为它们教的根本不是科学！
看到这些科学课本有着数学课本的同样毛病之后，我的火山又爆发了。看了那么多的数学课本却只有无力感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于是辞职了。
后来我听说那本“能量使它动”的书被委员会挑中，将呈教育局，便决定再作最后尝试。委员会每次开会，公众都可以参与评论，于是我也在会中挺身而出，说出为什么我觉得那本书不好。
接替我委员位置的人说：“某某飞机公司的65个工程师都投了赞成票呢！”
我毫不怀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师，但65个工程师的意见是范围很广的意见——其中也一定有些学艺不精的家伙！于是再一次，又沦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者是替空白书打分数的问题。如果先由这家公司决定哪些工程师较为优秀，由他们来评书，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说我比65个人都聪明，但跟平均65个人比，我当然赢定了！
他无法理解我的论点，教育局后来通过使用那本书。
当我还在委员会时，我要到旧金山参加好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马费。
“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
“晤，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
“你有没有保留机票？”
我刚好保留着机票。
“停车费的收据呢？”
“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
“但我们必须看收据。”
“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
结果是一场争辩。很不幸，我太习惯在私人公司或大学里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讲授课了。我太习惯的是：“花费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请你点收，费曼先生。”
当下我决定，从此不再给他们任何收据。
开完第二次会，他们又问我拿机票和收据。
“我没有留。”
“你不能老这样，费曼先生。”
“当我接受委员会的职位时，你们告诉我会负担所有花费。”
“但我们预期你会提供收据，以证明你花的钱。”
“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而我到这些地方开会。你以为我用什么鬼方法到这些地方？”
他们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觉得当你处在那种处境之下，而选择了不后退的话，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很甘心，始终都没有领回我的车马费。
这是我经常玩的游戏之一。他们想要收据？我一张收据也不要给他们。那么你就拿不到钱了。好，那么我就不拿这笔钱。他们不相信我？见他的鬼吧，他们不必付我钱。
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我也知道这是政府作风，那么去他的政府吧！我觉得人应该把人当人看待。而直到我被当人看待之前，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觉得难受吗？我也觉得难受呀！就那样算了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人”，但请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纳税人到底受到怎么样的保护。
经过冗长的讨论后，有两本书一直还是无法定论，它们得票都很接近；于是我们把决定权留给教育局。现在他们已将价钱也考虑在内了，而由于两本书不相上下，教育局决定公开招标，价低者得。有人提出问题：“学校将会在平常的时间收到书，还是可以早一点在开学前就收到书呢？”
得标出版商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我们投的标；我们一定在开学前就可以送书到学校。”
输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里，他站起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比较晚的期限来投标，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有一次机会，以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开学之前出书。”
罗礼士先生问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书早一点送来，价钱是多少呢？”
那人说了个数字：居然较为便宜！
第一家的人站起来：“如果他更改他们的标，我也有权利更改我们的标！”——他的更加便宜了！
罗礼士问：“嗯，怎么会那样？早点拿到书价钱还更便宜？”
“不错，”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平常不会用的印刷方法……”——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比较便宜。
另一个人同意：“当你生产加快时，成本更便宜！”
那真是令人震惊。结果便宜了两百万美元！诺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的怒火中烧。
实际的情形，当然是交货期限提早，让这些人有借口重新投标。一般来说，当价钱不是考虑因素时，他们不必降低价钱，出版商想把价钱定在哪里都可以，降低价钱对于竞争并没有好处。他们竞争的诀窍，只是让课程委员会的人印象深刻而已。
噢，顺带一提，每次委员会开会，总有出版商招待委员会的人，请委员吃午餐，介绍他们的书。我从来都没参加过。
现在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了，但当时我还搞不清情况。
有一天我收到“西联公司”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果之类，还有一封信说：“祝感恩节快乐——巴米里奥与家人。”
这是长岛的一家人寄来的，但我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
看来有人要寄东西给朋友而搞错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我打电话到西联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
“哈罗，我叫费曼。我收到一个邮包……”
“噢，哈罗，费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奥。”他是那么的友善，让我以为我应该认识他！而我确实经常忘记很多人是谁。
于是我说，“对不起，巴米里奥先生，但我不大记得你是谁……”
原来他是其中一个出版商的代表，他们的书在我的审核名单内。
“我明白了。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
“这纯粹是我们家送给你们家的小礼物而已。”
“不错，但我正在审核你们的书，许多人可能会误解你的好意呢！”我那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我假装是个百分之百的傻瓜。
另外有一次，某个出版商送了一个真皮的公事包给我，上面用烫金刻上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我不能收下，我在审核你们的书，你好像不明白这点！”
有一个在委员会待了很久的委员说：“我从来不接受那些礼物；那令我很生气，但这些事还是不断发生。”
我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当时我脑筋动得够快，就会很好玩了。那次抵达旧金山的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会议在第二天举行，我便决定到市中心逛逛，吃点东西。刚从电梯出来，两个坐在旅馆会客厅的家伙跳起来说：“晚安，费曼先生。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们带你看看旧金山？”他们是一家出版商派来的，我完全不想跟他们搅和。
“我要出去吃些东西。”
“我们可以带你去吃晚餐。”
“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
“这样吧，不管你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帮得上忙。”
我忍不住要逗逗他们，说：“晤，我想出去找麻烦。”
“那我们也帮得上忙呢。”
“不，我会自己想办法。”然后我想：“错了！我应该任他们搞，把一切记录下来，好让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这些出版商到底有多过分！”但等我目睹那两百万美元的差额之后，只有天晓得什么叫人情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