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少年教授
一年级新生
在奔赴俄勒冈农学院前一个月的一篇日记中，鲍林写道：“我尽量不去想大学的事，因为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拼命超前学习呢？保罗·哈维要去俄勒冈农学院学习化学——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在他身边我黯然失色，毫不起眼。我毫无准备，对男子汉的行为方式一窍不通，怎么能够和他一样行为处事呢？我如此年轻，如此缺乏经验，我将无法适应各项课程。”
他只有16岁，当然有理由担心怎样才能赶上学院里那些“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同学们。“但是，”他无可奈何地加上一句，“即使我想退却，也为时已晚。”不过，实际上他并不真的想打退堂鼓。他渴望能够摆脱贝莉的控制，渴望能够学习更多的化学知识，渴望能够体验新的生活经历。
鲍林有一个表兄，也是他在康敦时的玩伴，名叫默文·斯蒂文森，在俄勒冈农学院机械系读三年级。默文到科瓦利斯火车站来迎接贝莉和莱纳斯。有斯蒂文森照顾儿子，这是促使贝莉决定让鲍林上大学的原因之一；鲍林将和表兄同住在离校不远的一间宿舍里。贝莉在那儿住了一晚。在确信儿子的食宿令人满意之后，她才启程返回波特兰。她一走，斯蒂文森简短地向这位新生提了几句忠告，从此就放任不管了。为了节省开支，鲍林搬出了宿舍，此后就很少在学校里再见过这位表兄了。
尽管鲍林读俄勒冈农学院是出于不得已——这是他唯一读得起的学校——事实却证明这是一个绝好的选择。在1917年，它是在政府赠地上建立的全国第二大学院，校园面积达349公顷，有四千多名学生，两百多名教师，而且在农业、商业、工程、矿产、家政、林业、音乐、医药和职业教育方面的课程相当完善。和大多数别的艺术和科学学科一样，化学被归人“服务系”中，本意是为未来的农民、药剂师和家庭主妇传授基本的化学知识。但是在鲍林入学时，正在转型的美国经济对受过良好培训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需求日益增长，因而俄勒冈农学院化学系的规模迅速扩大，重要性也迅速提高。
从鲍林出生到他进入俄勒冈农学院的16年，也是美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膨胀的阶段。国内原油产量增加了6倍；钢铁产量增加了5倍。汽车和航空工业呱呱坠地；电气化和流水线生产成为现实。随着规模越来越大，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工业越来越需要依赖科学研究来研制新的产品，改进旧的产品，并开发生产的新工艺。在20世纪早期，美国许多富有远见的工业家成为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识到基础研究的价值。他们意识到这些研究工作可以保持他们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在通用电器和贝尔电话公司的带动下，许多公司纷纷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据估算，在1890年美国只有4家工业研究实验室，而仅仅在一代人之后这一数目就已超过了500，而且以每年5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着。
不久，大学就发现，为了保证能够获得熟练的技术工人，私营企业十分乐意赞助教学。课程和校园建设。这些大学曾经被认为是贵族精英的象牙塔，现在它们增设了更多的实用课程，并对上升的中产阶级的子女敞开了大门。在鲍林进入俄勒冈农学院之前的30年中，美国大学的入学率几乎增加了3倍。这其中在政府赠地上建立起的院校一马当先，它们的使命是“向工业阶层普及普通教育和实用教育”。
化学是这一新秩序的一大受益者。在美国，工业化学的发展很慢，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金属加工业。这些工业需要化学师来测试和提炼矿石。（例如，俄勒冈农学院的化学工程课程就被归入矿产学校。）德国化学工业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使美国认识到需要更多——和更现代——的科学。德国的化学工业起步于19世纪中叶，那时有机化学家发现了合成染料的秘密，摧毁了天然染料市场，井为及时运用这一新技术的企业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到了世纪之交，德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的中心。坐落在柏林、哥廷根、慕尼黑、海德堡、波恩和莱比锡的著名德国学府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他们聚集到大师们的身边学习和研究：其中包括有机化学家费歇尔、拜耳、毕希纳和威尔士泰特；更不可缺少奥斯特瓦尔德、能斯脱、荷兰人范托夫和瑞典人阿雷尼乌斯。后几位科学家领导了一场革命，试图建立一门涵盖化学和物理的学科——物理化学。到1910年为止，前10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中就有5位来自德国——加上范托夫和阿雷尼乌斯，应该是7位，他们两人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德国进行的。
到1914年，德国染料的产量已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而且它在化学工业中的优势延伸到了许多重要的领域，如医药、炸药和农用化学品。美国对这些德国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封锁切断了供应。这使美国工业家认识到，需要在国内进行化学研究并建立化学工业——特别是现代战争可能需要高性能的化学炸药和毒气。战后当鲍林进入大学时，美国每三个工业研究岗位上就有一个是化学师，每十二个美国大学生中就有一个学的是化学专业。一夜之间，化学研究从绅士的游戏变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纯粹的美国理想，既实用，又爱国——而且有利可图。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做一个科学家……是从中下阶级通向中上阶级的一条捷径。”鲍林热切地希望能够爬上这一阶梯。
在俄勒冈农学院的前两年中，鲍林和矿产工程的学生上的是同样的课程，包括采矿业概论，炸药、锻造以及冶金方面的课程。他非常喜欢这些课程；他自小就对收集岩石很感兴趣，也曾在奥斯维加镇的废弃冶炼厂中进行过探索。他学会了使用锻铁炉，把烫得通红的铁块打造成马掌、钅朗头和小刀；学会了矿业化学师的技能，作吹管检测和火焰分析。他还到附近工厂作实地考察，与一同工作的工程师和化学师交谈。同矿产学校所有学生一样，鲍林是矿工俱乐部的成员。每两周一次，他参加俱乐部的聚会，一边喝着咖啡，吃着炸面圈，一边听专业人士的讲座。
当然也有普通化学的入门课程，上课地点在农学院最漂亮的大楼里。这是一幢三层带塔楼的花岗岩建筑，原本是给农学系的，但在鲍林入校的时候，迅速壮大的化学系已经几乎占满了整幢大楼。一楼的奶牛和牲畜检测区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化学教学实验室，装备着最好的仪器设备，四个区域同时可以容纳550名学生。定量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室也建造了起来。这座楼正式的名称是科学堂；到鲍林读书的时候，它已被称为“化学楼”。
主持化学楼工作的是约翰·弗尔顿教授，矮壮的个子，满头蓬乱的白发非常抢眼。和当时农学院化学系其他教师一样，他算不上是一个学者——他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甚至连他自称的哈佛硕士学位也是杜撰出来的，鲍林后来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约翰·弗尔顿对学生却非常热心。尽管鲍林怎么也想不起他曾经从弗尔顿那儿学到过什么东西，但他总记得这位系主任后来曾借给他的三百美元，让他进入研究生院深造。
学校也不乏好教师。由于不满足于指定给新生开设的化学，鲍林四处听课，最后发现了阮顿·柯克伍德·布罗迪。鲍林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十分出色、满怀热情的教师。”在第一年中，他一直上布罗迪的化学课，从而更加扎实地掌握了化学的基础知识。他也有幸找到了一位出色的数学老师。在到科瓦利斯的首次火车旅行中，鲍林遇到了俄勒冈农学院数学系主任查尔斯·约翰逊，并当即决定所约翰逊上的每一堂课。他的直觉完全正确：听约翰逊讲微积分成了一种精神的享受。
弗尔顿主管化学系，而弗洛依德·罗兰德在鲍林读完一年级之后负责更为专门的化学工程专业。鲍林说，他人“并不很聪明，但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罗兰德是俄勒冈农学院为数不多的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教授（而且是从依利诺伊大学相当不错的化学系获得的学位），同时还是研究生教育的大力倡导者。在罗兰德的鼓励下，和鲍林一同学习化学工程的12名学生中，有9人继续攻读研究生，这是闻所未闻的。
鲍林在开始时还有些担心，但不久就发现，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十分容易地掌握大学的课程，就像在高中时那样。他所有的化学课和数学课成绩都是A。“似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桌子前看一下书，根本不用仔细阅读，就能掌握书中的内容，”他的同班同学爱德华·拉森这样回忆说。
他对化学逐渐形成了个人的好恶。比如说，一年级时上的定性分析并不对他的胃口。“我讨厌无机定性分析，因为它几乎完全建立在经验之上，”他回忆说。“分解和测定不同金属的方法大多数取决于某些化合物的溶解性，而且这些差异完全没有理论的基础……我不喜欢定性分析，而喜欢精确的定量分析。”
鲍林不那么在意自然科学以外的课程，机械制图得了个D（他回忆说，他总是等不及让墨水完全干，常常把图纸弄得一塌糊涂），第一年第二学期的体操得了个F。体操课不及格，很能说明鲍林的特点，他根本就不想遵守有关的规定。在得知学校田径队队员不用上规定的体操课后，他就决定参加田径队。（从中学起他就想过要参加跨栏和跳高的比赛。）可惜的是，参加田径队的选拔赛变成了一场灾难：跨栏时他踢倒了一个栏架，能够跳过的高度又不足以引起教练的兴趣。尽管他参加了一次比赛，但未能入选田径队。结果，本想逃掉的体操课不及格，他也就此放弃了参加田径竞赛的念头。
在大多数方面，他是一个典型而又好动的低年级学生。作为一年级新生，鲍林戴着一顶绿色的无沿便帽，所有农学院的新生都要戴这种帽子。学校的田径队被人叫做“俄勒冈佬”，鲍林在日记中写道，不久他就萌生出“对俄勒冈佬的狂热”。他向高年级师兄致敬，为足球队加油，高唱队歌，玩桌球，还参加一年级新生“烟民”的聚会。他参加学生军训队，购置了一套制服，并参加操练和野外烹饪的培训（最终在四年级时升至上校一衔）。
与大多数大学男同学一样，他也在寻找可以恋爱的姑娘。在女孩子身边，鲍林仍感到局促不安。另外，他觉得自己长相不算好，因此他与女孩子相处更加缺乏信心了。他在一年级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越照镜子，就越觉得自己的五官长得奇怪。我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我的额头上已经有淡淡的横向皱纹，我的上嘴唇也过于向前突出。我一定要记住把上嘴唇收进来。”他对自己过于苛刻了：一张当时的照片展现了一个瘦削的男孩，满头赭色的头发，宽阔、生动的五官和坦诚、迷人的微笑；他还有一对明亮、深邃的蓝眼睛。不管怎样，他还年轻，完全有能力靠自己克服恐惧。鲍林的初吻对象是一个名叫关朵琳的女孩，就在离家上大学之前，慌乱、冲动。抵达科瓦利斯后不久，在砍柴挣钱的时候，他遇见了艾琳·丝帕克斯，一个17岁的女孩。她满头卷发，正在俄勒冈农学院进修商务课程。鲍林被她迷住了，马上请她出去看电影。“她正是我寻找的女孩，”电影散场后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最后一次他在日记中提到这个女孩。直到五年之后他才经历另一次恋情。
二年级时，鲍林获得了一个在化学系“溶液室”打工的机会。在那里，聪明能干的鲍林很快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被邀请参加一个叫做“伽托贝”的学生联谊会（他认为主要是为了提高联谊会的平均积分点）。鲍林一般总能受到联谊会兄弟们的欢迎，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别扭的绰号，并请他参加所有的联谊会活动。一个联谊会成员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有些男同学穿上了异性的服装，鲍林特别装扮成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伽托贝”要求年轻成员每星期找一个女孩约会。鲍林回忆说：“这对我很成问题，我怕羞，很难开口邀请女孩子跟我去看电影，而且我的钱不多，难以款待女孩子。”但是找不到女伴会受到惩罚：空手而归的成员要被抓到楼上，扔进灌满凉水的浴缸，按到水下几乎到淹死才松手。这个古怪的习俗据说源出于希腊，称之为“浸礼”。鲍林没有找到女孩子约会，而周末很快就到了，不过他早已想好了逃避惩罚的“小花招”。在被其他成员抓上楼梯的时候，他开始深呼吸，让血液中充满氧气。“然后我一动也不动，”他回忆道。“他们把我扔进浴缸，按在水底，而我就那样躺在那儿……躺在那儿……躺在那儿……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分钟过去了……他们把我拖出来，惊恐万分，叫喊，‘他心脏病发作了，不行了’，我当然‘苏醒’了过来。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电子的排列
贫穷影响的并不仅仅是鲍林的社交生活。在整个大学时代，他都得不停地打工；一年级时他伐过木，擦洗厨房，为女生宿舍切牛腿，每个月要干一百个小时以挣25美元。他回忆说：“为了干活……不耽误学习，我白天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也由此养成了工作的习惯。”每天长时间地刻苦工作成了他日后工作的常规。
1918年初夏，在读完一年级之后，鲍林和默文·斯蒂文森，以及农学院其他几个学生军训队员被送往旧金山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强化军官训练。在剩下的假期里，鲍林和斯蒂文森在俄勒冈海岸的一家船厂帮忙建造木制货轮。不管后来鲍林对待战争的态度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完全赞成政府的行动。斯蒂文森回忆说，鲍林是战争的坚定支持者，“百分之百地支持。”
二年级时，鲍林获得了一份化学系储藏室的工作，配置标准溶液，并分发给学生。这份工作使他得以维持生活，但也差点害死了他。一天，在把氨水分装进小瓶时，鲍林设想可以通过虹吸管更加快捷地完成任务。“我往橡皮里吹气，积聚足够的压力以开始虹吸，然后张开嘴，完全忘了氨水在压力作用下会喷进我的嘴，”他回忆道。“我吐掉嘴里掉下的粘膜，跑到学生医疗中心。这次经历使我认识到，光解决一个问题不应该感到满足，应该深入思考并解决由此而产生的新问题。”二年级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鲍林得到了一份送牛奶的活，从晚上8点干到早上4点。这活实在太累，他干了一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然后他在一位承包商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个承包商受雇于州政府，测试新建造的横贯俄勒冈州的高速公路路面材料。路面监测的工作收入不错，他也很高兴有机会到偏僻的地方，像什么狼溪、坟溪，在野外和筑路工人在帐篷中一住就是几个星期。他喜欢和那里的工人们作伴，他们对这个聪明的小伙子有股兄长般的关心。他测试沥青路面，帮着摆放测链，驾驶蒸汽压路机，甚至还跳上跳下的。（鲍林一直到进入研究生院才学会开车。）这份工作还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化学。在休息的时候，他躺在帐篷里的小床上，仔细阅读一本化学手册。能够了解化合物不同的特性使他十分高兴，就像收集岩石时整理不同矿石的特性那样。他甚至尝试创造一些理论，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绞尽脑汁地想在磁性物质和元素周期表之间建立一种逻辑关系。他把挣到的钱全都寄给了贝莉，让她将一部分存人银行准备来年的学费，多余的则用来补贴家需。
然而，当他即将开始三年级的学习时，贝莉给了他一个打击：她对鲍林说，不准拿回存在银行的钱，她需要用这笔钱来养家糊口。鲍林得休学一年，找一份正规的工作好挣钱继续他的学业。
鲍林在其他方面可以自作主张，但他终究还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想和贝莉一起住，但对母亲几乎有求必应。前一个暑假，为了能让母亲和几个朋友参加东星妇女联合会，他甚至答应她的要求参加了共济会俱乐部。（不过在母亲参加联合会之后，他就再也不到俱乐部去了。）他默默地强忍失望，告诫自己应该尽职地帮助母亲，因为母亲并没有义务一定要送他读大学。他计划继续干高速公路监测的活。正在这时，他收到了俄勒冈农学院一个不同寻常的提议。鲍林在化学课程方面展示了非凡的天才，每门化学课程的得分都在A之上，二年级冬季的学期更是拿到了完美的4.0平均积分点。化学系不想失去这位大有前途的学生；同时确实也需要有帮手来给越来越多的学生教授化学的入门课程。解决办法相当简单：系里请18岁的鲍林上定量化学课，而他在一年前刚学完这一门课程。
尽管每个月上课的收入只有100美金——比检测高速公路的活少了20美金——鲍林并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更适合于做学问，而非搞实业，而且也认识到了获得一些实际教学经验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学生，他对教学艺术已经有相当深入的认识，知道如何在课堂上抓住学生的心，而且他在二年级时的化学知识已经与大多数教授们不相上下了。在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之后，他喜欢上了教学，学生们对他也相当满意。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后，矿产系的学生联名向系里提出让鲍林上定量化学课，而系领导乐得把其他几门课也一起交给他，包括家政系的化学课。一位鲍林农学院时代的同学回忆说：“那时，学生们常常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嗬，真棒！他知道得比教授们还多，课也比他们上得好。’反正那时他就被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了。”
这一年的教书生涯使鲍林获得了急需的金钱、上课的自信，并让他有时间赶上化学领域内最新的研究进展。系里在化学系小图书馆秘书旁边给他安排了一张桌子，在那儿他学会了打字的指法，并在课间埋头翻阅各种各样的化学期刊。
阅读期刊非常重要。在俄勒冈农学院，化学教授们不光自己极少搞科研，也很少向学生们介绍本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并不把化学课程放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之下，讲授领域内最新的研究趋势，因而无法激发起学生们追求知识的热情。鲍林只有靠自己阅读期刊来满足自己求知的欲望了。
有一篇论文引起了他特别的兴趣。论文的作者是朗缪尔①，通用电器实验室的一位化学家。朗缪尔为自己带来了显赫声名——同时也为通用电器公司创造了一大笔财富——他发现了一种能够大大延长灯泡寿命的方法。他思维活跃，又有一家实力超群的大公司作后盾，日后他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业化学家。
①朗缪尔（Irving Langmuir，1881—1957），美国物理化学家，研究固体、液体表面分子膜，获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提出原子结构和化学键理论，引用共价这一术语发展了真空泵，原子氢喷灯等。
朗缪尔对电以及电对金属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开始思考作为电的基本单位，电子在原子和分子结构中所起的作用。鲍林阅读的这篇论文长达66页，题目是“原子和分子中电子的排列”。朗缪尔谦让地提到，他的论文是对另一位美国化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系主任路易斯①——战前提出的思考所作的进一步发挥。鲍林阅读了朗缪尔的文章，又查阅了路易斯的论文。此时，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化学了。
①路易斯（Gilbert Newton Lewis，1875—1946），美国物理学家，研究热力学、原子结构、光化学、酸碱理论等，首次分离氢的同位素氛，并制备重水的纯样品。
路易斯和朗缪尔的论文试图在化学家与物理学家在原子结构中所发现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原子结构正是当时的热点问题。两千年来，原子被认为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单位，至微至小的物质。（原子这一名称本身的原意即为“不可分”。）约翰·道尔顿在1808年以“化学哲学的新制度”一文将19世纪的化学牢固地建立在原子理论的基石之上。在文中，他令人信服地辩称，不可分的原子以整数倍的关系与别的原子结合成化合物：一个碳原子与两个氧原子构成二氧化碳；一个碳原子与一个氧原子构成一氧化碳；一个氧原子与一个氢原子构成水（这里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道尔顿的理论开始出现了问题，无法解释新发现的一些奇怪现象，比如互射线和放射性等。1897年，原子不可分的理论被汤姆逊①底推翻。这位英国物理学家，著名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发现了比最小的原子还要小一千倍的粒子，从而震惊了整个科学界。汤姆逊称这种粒子为“微粒”。不久之后，这种微粒被发现是电的基本单位，从而被命名为“电子”。
①汤姆逊（Sir Josephomson，1856—1940），英国物理学家，发现电于及同位素，因气体导体研究获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人们第一次窥视到亚原子的世界。这一发现把人们对科学的观念一下子颠倒了过来。汤姆逊对电子的发现造成了科学认识的危机，迫使物理学和化学理论作出重大的修改——在世纪之交，这一事件的影响也许比任何别的事件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电子看上去是原子的自然组成部分。既然原子是由更小的粒子组成的，那么原子到底是什么呢？汤姆逊发现，电子带负电。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原子并不带任何电荷；因此一定存在一些带正电的物质来中和电子的负电。汤姆逊认为电子也许稳定在一个正电场中，就像布了蛋糕里的葡萄干。不久之后，他从前的一位学生，新西兰人卢瑟福①翻了他的理论。卢瑟福是动手做实验的天才，他在1911年宣布，他发现原子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他设计了一种精密的实验，显示出在原子中央是一个很小、密度很大且带正电的原子核。原子的其余部分除了电子以外空空荡荡。如果把原子放大到足球场大小，卢瑟福的原子核就会像放在五十码线上的一颗米粒，而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电子则围绕外层看台在转圈。
①卢瑟福（Emest Rutherford，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生于新西兰，因对元素衰变的研究获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通过阿尔法粒子散射试验发现原子核，并据此提出核型原子模型。
这一发现与汤姆逊发现电子同样地令人吃惊。原子不是实心的球，而是一张精巧的丝网。实心的物质实际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卢瑟福的发现引发了另一轮理论探讨。如果原子核真的那么小且带正电，而电子真的高原子核那么远且带负电，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异性相吸，为什么电子不会一头栽进原子核中去呢？
物理学家对运动的物体和力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牛顿理论以及后来科学家的研究使他们能够仅仅凭几个地球上的试验就能预测天体的运动。同样，这一套久经考验的自然规律——后来被称之为古典物理学——也可以用来解释原子的运动。卢瑟福自己就提出，原子结构有可能像一个小型的太阳系，电子绕原子核运动就如同行星绕太阳运动。电子运行的速度可能抵消了原子核的吸引力。同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他认为电子是高速运动的；卢瑟福的原子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但他的理论不能成立。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在传统理论下，任何运动的物体都会失去能量。就拿电子来说，这意味着卢瑟福的原子会像一块上了发条的表，发条松了之后，电子就会盘旋着掉进原子中去。
如果原子不像太阳系，那像什么呢？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内，这个问题的答案像圣杯①一样吸引了几代孜孜以求的物理学家。
①圣杯，传说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用的餐具之一。
在寻找圣杯的旅途中物理学家并不是独行者。在引起鲍林关注的那篇论文中朗缪尔写道：“原子结构这一问题主要是由物理学家来研究的，而他们很少考虑那些最终必须由原子结构理论来解释的化学特性。有关物质的化学性质和关系，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归纳出了元素周期表。相对于用纯粹物理方法进行试验得到的数据而言，丰富得多的化学资料是建立原子模型的更好基础。”
这儿涉及到一些化学与物理学科之间的竞争。前者是19世纪科学之王，而后者将是20世纪科技的霸主。路易斯和朗缪尔都熟悉并欣赏物理学——两人都在德国与物理化学的先驱们共同学习过，路易斯还是美国最早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批学者之——但他们打心底里说还是化学家。
朗缪尔指出，化学的核心是元素周期表，这也是化学家破解大自然语言的罗赛塔石碑。①元素周期表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成形。几位化学家发现，当他们按照原子重量从小到大排列各种元素时，某些化学性质——熔点、沸点、化学活性——似乎大致按照一定的周期上升、下降、再上升。从惰性气体氦这种自然界中最不具活性的物质之一开始。在周期表中后移8位是另一种惰性气体氖，再后移8位又是一种惰性气体氩。活跃的碱性金属同样如此：锂离开钠8位，而钠与同样离开8位的钾的性质又十分相似。
①罗塞塔石碑系1799年在埃及罗塞塔镇附近发现的古埃及石碑，其碑文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以及希腊文字刻成。该碑的发现为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线索。后来被人们借用来比喻有助于理解疑难问题的事物。
但是人们尚不清楚为什么总是8这个神奇的数字。在1913年左右，大家接受了一种新的观点，即周期表内每一个新增的元素不仅在质量上增加，而且要比前一个元素多一个电子。电子数量有规律地增加一定与元素周期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路易斯在19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解释了这种现象。他写道，惰性气体不活跃，是因为其电子排列特别稳定。惰性气体之间相差8位意味着增加了8个电子；不管电子是如何稳定地排列的，8个电子为一个单位。以前也有人提议过所谓的“八位法”，但在用这一法则解释化学时，路易斯比别人更进了一步。他由此出发，建立了一个新的原子模型。他的模型不同于物理学家的小太阳系模型。他把电子与原子核放在三维立体的空间中，彼此之间的距离相等，然后把它们联结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包含原子核的立方体，在8个角上各有一个电子。在元素周期表上每上升一位就增加一个电子，在里层立方体外就形成一个新的立方体，就像大盒子里套着小盒子一样。
路易斯的立方体原子模型不仅能用来解释八位法，还能用来解释物理学家的小太阳系模型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例如一个原子是如何与别的原子组成稳定分子的。按照路易斯和朗缪尔的理论，元素具有一种形成有8个电子的完整立方体的自然倾向。一个原子如果比完整立方体多出4个电子——比如碳——它会与另一些能够提供4个电子的原子结合，以形成稳定的、具有8个电子的完整立方体。路易斯写道，完整的立方体可以通过与别的原子分享电子来实现。根据这一理论，这一过程是通过每次分享立方体一边的一对电子实现的。举例来说，4个氢原子逐个与碳原子外壳的4个电子分享其单个电子，形成了稳定的甲烷分子Ch4，其外层立方体相当于有了8个电子。路易斯和朗缪尔写道，电子对的分享是把分子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
原子的立方体模型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有效，至少可以初步解释惰性气体的性质、元素周期表、化合价，以及为什么某些元素能与一定数量的其他元素更稳定地结合，这是人们早已知晓却无法解释的问题。
此外，路易斯和朗缪尔的模型有一个物理学家的模型所不及的方面：它符合化学家对分子形状的认识。化学家知道，分子决不是一些原子随心所欲的排列；它们有特定的形状。就甲烷而言，四个氢原子与碳原子形成的是一个正四面体，就像一座三面的金字塔。用太阳系模型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甲烷具有这一种形状，但用立方体模型就能容易地看到，立方体的原子通过在每一边分享电子就形成了自然界中存在的这种形状。
路易斯1916年的论文是一篇突破性的文章，鲍林认为这篇论文完全应该为他赢得诺贝尔奖。如同许多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一样，它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它将化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电子上来，并进一步巩固了人们日益接受的一种观念，即化学总的来说扎根于电子的排列。强调结构——“研究一种化学现象，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原子的结构和安排，”路易斯这样写道——对化学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它确立了化学家在研究原子结构中的地位，直接向物理学家的太阳系模型提出了挑战，因为后者无法解释化合价或分子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化学键是由电子对形成的。
然而，路易斯的立方体原子模型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与物理学家“动态”模型相对应，他的模型很快被称为原子的“静态”模型，因为路易斯要求电子相对静止地呆在立方体角点上。物理学家争论说，静态的电子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带负电的粒子是无法在一个带正电的粒子附近保持静止的——静电作用会把它们拉到一起。路易斯典型的大胆回答是，他的模型可能是正确的，而牛顿定律是错误的。他在1916年写道：“如果我们发觉有必要修改近距离带电粒子相互作用法则的话。这在科学史上也不是绝无仅有的。随着观察领域的拓展，往往需要对以前小范围观察得出的推论作出相应的调整。”
后来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争论就被搁置在一边了。路易斯开始研究在毒气战中保护战士的方法，而卢瑟福则专攻放射性。原子结构的问题要等到战后新一代的年轻物理学家来继续下去了。在化学家方面，直到朗缪尔在1919年介绍并推进了路易斯的思想之后，它们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在读到路易斯和朗缪尔的论文之前，鲍林在授课时仍然沿用古希腊原始的化学键理论。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每个原子都有几个钩子和针眼，可以与别的原子扣在一起。比如说，钠有一个针眼；氯有一个钩子，因此很容易组成氯化钠，而两个氯原子的钩子扣在一起可以形成Cl2。两个钠原子则不能结合在一起。鲍林刚开始学习这种理论时，感到这样的解释还是可以令人满意的，但它毕竟无法说明钩子和针眼到底是什么，因而也无法说明把原子结合成稳定化合物的力量的实质。
而路易斯和朗缪尔的理论却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分享电子对的概念把化学和原子物理学结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来讨论某些化学现象为什么发生，而不仅仅是描述发生了什么。
鲍林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思考分子的结构。在读材料和冶金学课程时，讨论把铁炼成钢和金属的延展性时就需要涉及简单的原子模型。他记得在课上学到的一个概念是，当金属被拉伸时，原子平面会发生滑移，不同层的原子被重叠到了一起。他自鸣得意地想象着原子彼此碰撞，以此作为思考金属性质的基础。
在化学学习中，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享受。作为学生，鲍林能够阅读到大量的资料，其中描述了各种物质的属性——分子式、分子量、密度、颜色、晶体结构、熔点、沸点、溶解性、活性、折射率——然而没有一段文字是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属性的：为什么水和甲烷的冰点不同？为什么石墨和钻石的硬度相差这么大？为什么氖气不同任何别的物质发生反应，而在周期表上仅与其相差一位的氯气却能和几乎所有的物质发生反应？现在，通过应用路易斯和朗缪尔的思想，鲍林学会了用一种更成熟、更能说明问题的方式来看待分子。他写道：“那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了解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与其原子和分子结构之间的关系。”
鲍林不仅被路易斯的思想所打动，也为其风格所吸引。路易斯的科学态度——大胆、理论、结构——将成为鲍林的榜样。这完全不同于他以前熟知的化学。这是理论化学，通过几个简单、概括的概念来解释、整理头绪纷繁的现象。路易斯试图用他的电子立方体来解释所有的化学现象，这让鲍林异常激动。他也开始用一种概括的思维进行思考，比以前的思维方式提高了一个层次。
鲍林希望与别人分享他的激动。与其他成熟的高等学府不同的是，俄勒冈农学院化学系并不经常组织研讨会，教师和学生们极少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在鲍林任教的一年中，唯一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是关于捕捞冷冻加工的。鲍林尽管不到20岁，但决心提高学院学术交流的层次。为此他精心准备了一次研讨会以交流他的学习心得，而实际上那时他刚读完二年级。他向教授们介绍了化学最重大的进展：化学反应的“电子”理论。
米勒小姐
在教学之余的空闲时间里，鲍林还广泛涉猎了科学以外的知识。每隔几天，他就会到学校图书馆去，兴致所至，随意地翻阅一两本书。他发现了萧伯纳，阅读了他所有的戏剧，包括序言和介绍。他通读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以及他终身为乐的通俗文学。只要口袋里还有余钱，他每周都要购买《周末晚报》，读上面的短篇小说，特别是神秘和惊险小说。他开始喜欢上了科幻小说，只要是带有科幻味道的读物，他都要读一读。
他思考着未来的道路。对于俄勒冈农学院强调实用培训的教学方针，他日益感到不满。他对化学的兴趣越来越带有学术性质；路易斯和朗缪尔帮助他转向物理化学，特别是运用理论的方法。鲍林向弗尔顿表达了他的忧虑。这位系主任给他看了一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斯洛普理工专科学校的宣传资料，说鲍林可能会感兴趣。从几个因考试不及格而转学到俄勒冈农学院来的学生那里，鲍林对这个学校已经有所耳闻：斯洛普理工专科学校化学系主任是化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A·A·诺伊斯，就是他创建了麻省理工学院辉煌的物理化学系。斯洛普理工专科学校很小，但是课程很紧，对数学和物理的要求极高。一切听上去不错，鲍林写信给诺伊斯本人，表达了自己进理工专科学校本科的意愿，请他提些建议。然而学校一位行政管理人员的回信令鲍林大失所望——他根本负担不起那笔高昂的学费——他决定还是留在农学院。
鲍林又在高速公路上干了一个暑假的活。1920年他进入了化学系三年级。教学的成功增加了他的自信；现在他的年龄和同学们相差无几，对联谊会的活动也适应了，可以以高年级的身份来享受大学生活了。他轻易地在所有课程里获得了最高的分数，甚至体育课也得到了渴望已久的A。他给学校力学系教授当助教，计算材料的强度并上一些课，这样挣了一些钱。他受邀申请罗兹奖学金，参加工程和军事荣誉社团，并被选为化学系荣誉社团主席。
他被视作校园里最聪明的小伙子，这种声誉与日俱增。他的冶金课教授记得鲍林在上课时向他提出一大堆“关于物质最终结构的难以回答的问题”。一次，鲍林被要求详细描述金属成像的方法。他对此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就给教授写了张条子：“由于金属成像的技巧与别的成像技巧十分类似，我觉得毫无必要详加描述。不过，为了避免被别人说成偷懒，我将花几分钟宝贵的时间来简要地说明一下……”如果他喜欢某个教授，他会打趣说：“我试图尽量运用单音节的宇，以避免造成紧张。”这就是他在给另一位教师的字条上写的话。
“他有些自负，”保罗·埃米特回忆说。埃米特是鲍林在化学系时的同学与好朋友，最终成了鲍林的妹夫（他后来娶了鲍林的妹妹波琳。）“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新来的物理化学老师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说，‘好，既然莱纳斯·鲍林和我的结论相同，既然两个权威的看法一致，那么肯定是正确的了。’莱纳斯盯着他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说，‘另一个权威是谁？’”
鲍林对物理化学课深感失望；上课的教授是个新手，缺乏自信，教材很差，运用的方法缺乏理论依据。鲍林对把数字代人别人的公式感到十分无聊，特别厌烦那些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公式。他对二年级上的有机化学课也抱着同样的态度，在他离开俄勒冈农学院时对这两门课程都非常反感。
不过他对演讲的兴趣倒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年级时，他作为班级的代表参加了全校的一次演讲比赛。尽管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讲已经十分拿手，他还是希望能够赢得比赛。有一位前部长在农学院教授英语，鲍林请他指导演讲的措辞和仪态。鲍林参赛的题目是“黎明的孩子”，这是他写的一篇科学理性主义的赞美诗：
我的肉体昏睡。我的思想翱翔。在只有思想才可企及的无穷远处，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我看到了太阳系——太阳，一个无数侏儒般大小的恒星中的小诛儒，一个黯淡的、发射出微弱光芒的小点——我们的地球正围绕着太阳旋转，在其他行星的包围中难以辨认。此时此刻，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不过是这一伟大设计中不足挂齿的一小部分。”
我凝视着，沉思着，忽然地球周围的水汽凝聚了起来，海洋孕育而生。
又不知过了多少岁月，出现了植物和动物，最初十分简单，然后越来越复杂……达尔文的天才照亮了世界，现在我们都相信人类是进化的结果，我们的血缘可以追溯到生命的最低级形式。但是尽管我们知道人类比最初的生物要高级数万倍，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将要到来的神奇变化，将要进行的辉煌改造。
人类身体的变化是其生存环境变化的结果。自然的目标是提高效率。
随着地球自然条件的变化，生命形式也发生着变化，人这一动物之灵，将会达到体质的完美。
同样，人类精神的变化是其心理环境变化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比欧几里得更了解几何，比牛顿更了解微积分……在过去几千年中思想上发生的巨大进步，今天不仍在继续吗？……我们还不是盛开的文明之花。我们不过是一个尚未成熟的文明的蓓蕾。
我们是黎明的孩子，期待着白昼的到来。我们沐浴在冉冉上升的朝日晨曦中，尽管毫无经验，但知道辉煌即将来临；因为伟大源自我们自己，太阳将永不下沉。
文中洋溢的乐观精神是鲍林特有的。但是他的达尔文革新论也许令评委觉得太过分了，最后他与一位二年级同学并列第二名。（另一位讲述的是移民的危险，题目是“关紧我们的国门”。）第一名是一位四年级学生，题目是“各自为政的家庭”。（在全州的比赛中，那人获得了第二名，题目是“我们摇摇欲坠的文明”。）
二年级结束后的那个暑假，鲍林一边仍旧干他的铺路材料测试，一边申请罗兹奖学金。像做其他事情一样，他全力以赴。在申请信中，他说，自打一年前得知罗兹奖学金之后，“我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上牛津大学作准备。”有趣的是，鲍林询问了用这笔奖学金跟一位英国冶金学教授学习的可能性。他从俄勒冈农学院老师那里获得了七封推荐信，信中都写明了他留给老师们的印象。化学系工程专业的导师弗洛伊德·罗兰德特别提到了鲍林的口才，并说这个20岁的年轻人“具有我所见过的同龄人中最出众的头脑，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鲍林的演讲课教授也对他印象深刻。“他总是不愿意接受现成的结论，他具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在得到结果之前，他喜欢深入挖掘事实。”
鲍林的德语教授路易·巴赫对他的性格作了最仔细的概括。“就我看来，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感兴趣的有趣的学生，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不唯命是从而又顾全大局……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教师，上他的课没人会打瞌睡。他的记忆力超群，具有很强的判断力和扎实的分析综合能力：聪颖过人。他喜欢讨论问题，在讨论中显示出罕见的创意。”巴赫这样写道。接下去他提出了一个真诚的善意批评：“他现在倾向于过早下结论。然而这完全是由于缺乏经验所致，在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中这不可避免。”有人会说，急于下结论是这个年轻人常犯的毛病，鲍林带着这个毛病度过了一生。
一切赞誉都无济于事。尽管鲍林成为俄勒冈农学院罗兹奖学金的候选人之一（另一个名额给了埃米特），他落选了。得知这个坏消息是在鲍林四年级第二个学期的时候，但这一消息对他自尊心的打击并不大，因为那时他已陷入爱河。
在去波特兰度圣诞节时，鲍林在科瓦利斯火车站碰到了弗雷德·艾伦，他那年的物理化学课教授。艾伦不堪课程重负，急切地希望有人来替他教授下学期家政专业一年级新生的化学课。他在上物理化学课时对鲍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彻头彻尾的化学家后来回忆说，“鲍林和班上其他同学的差距就如同钻石和金刚砂在硬度上的差异一样”——而且他清楚鲍林的教学经历。他请鲍林上家政专业的化学课程。鲍林以前上过这门课，而且他需要钱，因此他也乐于效劳了。
1922年1月6日，冬天学期的第一天，鲍林走进了俄勒冈农学院的课堂，面对的是一教室25名女孩。她们看着这位年轻得让人吃惊的教授，审视着他的长相（现在足有六英尺高，身材瘦削，衣着整齐）和举止（很有架式，稍嫌生硬，也许努力装出比实际年龄大的样子来）。鲍林在女孩身边总显得不够自然。不过以前他教过家政系化学课；他知道避免窃窃私语“少年教授”的最好办法是直奔正题。这是三学期课程的第二学期，他决定首先测试一下学生们的基础知识。“请告诉我你对氢氧化镇的了解，……”他顺着手指在学生名册上找到一个不会读错的名字。“米勒小姐？”他抬起头来，正好对上爱娃·海伦·米勒的视线。她身材娇小，五官精致，黑发披肩，看上去异常漂亮。她还不到18岁，风姿绰约，鲍林发现，她对氢氧化接是相当熟悉的。
爱娃·海伦在兄弟姐妹12人中排行第十。她在俄勒冈州小镇比弗克里克一个160英亩的农场上长大。父亲是德国移民，一个体态精瘦、带着一副贵族派头的中学教师。爱娃的母亲是他班上的一个学生。政治是这个家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爱娃的母亲是妇女参政论者，父亲是自由派民主党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在她12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爱娃的母亲一手抚养起爱娃以及她的兄弟姐妹们；在餐桌旁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以及母亲自强榜样的熏陶下，爱娃形成了一生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她坚信妇女只要下决心，就能够做到任何事情。在13岁时，她来到俄勒冈首府塞勒姆，与在俄勒冈最高法院工作的姐姐住在一起。在那里，她在三年中轻松地学完了所有的中学课程。她的母亲坚信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子女上大学，她花费了几乎所有的积蓄。
爱娃进入了俄勒冈农学院。她性情开朗，充满活力，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她也喜欢和男孩子们交往。因为她的家庭“对教师这一行有着崇高的敬意”，她后来说，她特别留意那些“看上去知识渊博，说起来滔滔不绝的人”。年轻的教授给她和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回忆道，“我们觉得他中分的黑色卷发十分有趣。我们想这位新老师会给我们班带来许多乐趣……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结了婚。我们很想知道这一点。”
她很快从一个联谊会朋友那儿把鲍林的情况打听得清清楚楚，这进一步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开始在化学实验室里花很长的时间，仔细记录化学反应的生成物和这位化学教授的反应。鲍林呢，他认为爱娃极其聪明——“是我遇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他后来说。爱娃喜欢戏弄他。家政系的实验室在底楼，有窗子可以自由出入。在一次实验课上，鲍林看着爱娃接待了好几位越窗而入的男性朋友。课后，鲍林忍不住问她：“今天你到底做了些什么？”爱娃回答说：“当然，你没瞧见有这么多人来帮我吗？”
尽管爱娃风情万种——或者正是由于这一点，鲍林尽量显得不为所动。她觉得他在回避她的目光；在巡视教室时故意绕开她的桌子。不久，爱娃在鲍林批改的家庭作业中发现了一张简短的条子。条子是她年轻的教授写的，告诉她几年前农学院的一位教师因为对一个学生特别偏爱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鲍林写道，这绝不会在他的身上发生。课后，爱娃怒气冲冲地找到了鲍林。“我说，你是我的化学教师，所以当然我指望你教授我一些化学知识，但除此之外，我并不希望你来教训我什么。”说完又怒气冲冲地走了。
鲍林的防线被彻底摧毁了。几个星期后，爱娃又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次是邀请她到校园里散步。
首次散步，鲍林有些战战兢兢。在扶爱娃跨过一条小溪时，鲍林的胳膊不小心碰到了爱娃的鼻子。鲍林惶恐不安，而爱娃觉得很好玩，最初的尴尬就此烟消云散。她很快就开始带好吃的东西给鲍林（她后来说，“我的丈夫说我用海泡糖引诱了他”），并在长时间的散步过程中认真地听鲍林谈论化学——和他自己。“他是第一个在我面前谈论自己的人，”她回忆道。“男孩们总是对我说，我有漂亮的眼睛，我的舞跳得好，而莱纳斯对这些并不十分在意。他满脑子都是梦想。他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听起来都令人激动。”
在考虑了几个星期之后，鲍林认定，他俩应该是四年级老生和新生的关系，而非教授和学生的关系。学期结束的春末，就在给她评定最后分数的时候，鲍林向爱娃求婚。爱娃答应了。然后他把她的成绩降低了一分，免得给别人造成偏心的印象。
鲍林对爱娃说了不少令人激动的事，其中有许多是关于他想更多地获得在俄勒冈农学院得不到的教育。一方面出于自己的直觉和抱负，一方面由于罗兰德的竭力劝说，鲍林决定上研究生院。他向几所开设高级化学课程的顶尖学校提出了申请，包括哈佛大学、依利诺伊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时他再次写信给最近更名为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斯洛普理工专科学校。
加州伯克利分校特别有吸引力。原子间分享电子对的发现者路易斯正是该校化学系主任，而且该校被认为是全国学习物理化学最好的地方。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是美国第一位（那时也是唯一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兹①，课程扎实，广受尊敬；罗兰德的母校，依利诺伊大学注重有机化学，但物理化学课程也相当出色。鲍林仍然钟情加州理工学院，但带有一丝赌博的味道：这是最年轻、最小的一所学校，刚刚开始建立其国内声誉，使其在短期内有可能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科研中心。
①理查兹（theodore illiam Riochards，1868amp;1928），美国化学家，因精确测定60种元素的原子量并证明同位素的存在获1914年诺贝尔化学奖。
时机帮助鲍林作出了决定。哈佛大学很快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但加州理工学院的条件更为优厚，它提供的奖学金不但包括鲍林的学费，而且还有作为助教每个月领取350美元的津贴。加州理工学院还同时录取了鲍林的朋友埃米特。伯克利的通知来得太晚。性急的鲍林等不及了。他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拒绝了哈佛，收回了别的申请。
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他先从叔父吉姆·坎贝尔那里借了一千美元给母亲，省得在研读研究生课程时还要操心给她寄钱。然后他得安排爱娃。他第一个念头是立刻结婚，把新娘带到加利福尼亚去，但是贝莉和爱娃的母亲都力劝他打消这个主意。爱娃的母亲认定女儿一定要受大学教育，她的话特别有说服力。最终，鲍林和爱娃的理智战胜了情感，同意暂时分开。爱娃继续在俄勒冈农学院的学业，而鲍林则等拿到博士学位后再来娶未婚妻。
分开并不容易。即使在求爱的时候，鲍林也诚实地对爱娃说，“如果我不得不在你和科学之间取舍的话，我不敢肯定我会选择你。”她早已习惯鲍林这种实话实说的方式，但这句话还是伤害了她——这句话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回答时说了只要她还在选择之列就没什么大不了之类的话。她还要继续努力，好让鲍林在加利福尼亚不要忘了她。
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从鲍林四年级末涂鸦在农学院教材扉页的一首诗中，我们可以窥见鲍林的内心情感：
1922年4月11日
整整21周岁，
无怨无悔。
让我们期盼，
前程一帆风顺。
生活离奇，
我把眼光放远，
我真地高兴；但我祈祷
我的烦恼不要将我困扰。
为什么amo(爱，拉丁语）跳入我的脑海？
te amo（我爱你，拉丁语）
Je t aime（我爱你，法语）
Ich liebe dich．（我爱你，德语）
几星期后，鲍林代表全体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他在对进步的乐观信仰里加入了对社会动乱的理解和对他人义务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的技术带来的恐怖激发起人们对科学的强烈批评。科学使战争更具有杀伤力，使工厂丧失人性。技术进步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科学成为社会中新的神明，但这个神明不讲道德。
与那时许多著名科学家一样，鲍林对此问题的反应是强调社会问题的技术本质，并要求科学家站到前沿，直面问题。他对毕业生说，问题的答案是信奉为他人服务：
各州和全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数量众多，且异常复杂。进步和增长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研究和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受到扭曲，工业、政治和教育问题层出不穷。国家呼唤解决所有这些难题，并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受过教育的人来完成这一重任。这正是我们可以报答俄勒冈农学院的方式——服务……我们跨入这个世界，下定决心奉献出我们的服务。我们渴望向母校表达我们的爱，热切地希望通过对同胞的服务来感谢母校对我们的辛勤培养。
1922年夏末，鲍林满怀着这种信念，踏上南去的火车，奔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