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摸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胡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念咒”。
至于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时代就已领教过了。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秋九月，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就被英法联军赶出圆明园。据当年西方的传说，她逃得如此惊恐和仓卒，连她最爱的一只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牠们被奉命前来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
此一故事或为西方媒体的渲染。但是“狮子狗”这个可爱的小宠物（现在纽约市价至少每只五百美元），和许多东方的珍禽异兽，后为西人所宠爱者，每多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末被烧死的“烈士遗族”。笔者早年留美，在纽约动物园中，就见过源出圆明园的“四不像”。
那时矫贵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夫秋猎北狩。青年丈夫一气殉国。读者们看过大陆演员刘晓庆扮演的美丽的小寡妇吗？她多么可怜。夫仇国恨未报，守节抚孤四十年，到如今还要受老仇人的鸟气。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内心的畏葸，也就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现在已堕入她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亲贵四人帮的包围圈中，而谋主无人。更不幸的则是正当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乱的情况之下，忽然晴空霹雳，收到一封“蒋干”偷来的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痛哭之余，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拚”掉算了——这是一记上“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才使老太后决心攻打使馆区，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详，还得从她于六月九日自颐和园还宫说起。
慈禧在颐和园长住时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数百人的贴身卫队。他们使用的也是当时最新式的后膛钢枪。但是这几百个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和御园之内，担任警卫，他们如是生理无亏的健壮青年，那就太危险了（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显然也有相同的苦恼）。所以这支卫队是由太监组成的。太监怎能持枪作战呢？因此慈禧一旦还宫，她就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入北京内城，作为她内城的宫廷警卫。
这时担任北京九门城防的禁卫军和在街头日夜巡逻的义和团大刀队，均在端王、庄王的掌握之中。纵是太后想制止“幸匪”在北京一带烧杀抢劫，已渐觉力下从心。——虽然“拳匪”一辞，仍随时见于“上谕”（用皇帝名义）和“懿旨”（用太后名义）。
甘军是有实地战场经验和赫赫战功的劲旅，非义和团和九门禁军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见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证，他既能“杀外人”，也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不用说，甘军就是慈禧的一张王牌了。谁知甘军入城的第一天就错杀了（东）洋人而使太后无能为力。原来董福祥的“甘军”也是西北一支纪律最差的土匪军，视杀人放火如儿戏。如今拱街京师，独承天眷，那就更肆无忌惮了。因此当甘军于六月十一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奉命开入永定门时，适值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出门公干。双方相遇于途。董军营官乃喝问：“何人？”杉山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以报。谁知他碰到的却是一支无知的土匪军。未待他说完，这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杀掉丫。残酷的士兵一拥上前，不但把杉山尸体支解，并剖腹去其脏腑而实以马矢，弃之道旁。（见柴萼《庚辛纪事》）
杉山之死立刻成了国际新闻。驻北京各国使馆人员和各教堂内的传教士，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中国教民一向被拳民呼为“二毛子”，其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杉山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世界名都中各大报刊的报导，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的，如今《马关条约》墨汁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八三四一部队”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下了了之。
据说福祥与戴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翘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奸汉。（见《清史?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二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
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着。因此六月十五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
百年回看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车”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江大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害呢！一九三六年冬，张少帅发了一顿小小的少爷脾气，不是把我们五万万同胞，朋友，包括你和我的命运，彻底的改变了方向，以至于今日？
就在西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六月十六），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四五。）
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论颁下不及二十四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
原来就在当天的午夜，朝中接到一通绝密的情报，说洋公使已决定合力扶植光绪而赶掉慈禧——这是戊戌以后慈禧最怕的一着，如今这最怕的一着就要成为事实，怎能下令老太婆魂飞天外呢？情报的来源是这样的：
原来就在这天午夜，忽有人私叩荣禄之门，说有机密要事告急。荣禄接见后才知是他的心腹，时任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乃父之命亲来告密者。这情报透露各国公使已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得此情报之后，顿时如雷贯顶。他知道在“戊戌政变”中，他当慈禧鹰犬时所做的好事。如今十一国列强勒令太后归政，拥戴光绪复出。光绪复出，荣禄还有脑袋吗？所以荣禄得报，彷徨终夜，绕室而行，知道是大祸临头。天方亮他就入宫觐见，把情报递给慈禧。太后览报，自然更是热泪横流，悲愤交集。
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四十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后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投缳自尽之前，她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泼，和洋人拚命了。
3.4 “政治家”退化成“女人家”
西后显然与荣禄计议之后，便立刻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她在会中讲话时首先叫“诸大臣”；在激动之下，她又口称“诸公”。在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中，皇帝与太后向无称群臣为“诸公”者；骄傲跋扈如叶赫那拉氏者，自然更是前所未有，足见其方寸已乱、手足无措之激动情况。当她连哭带说把“四条情报”宣布时，全场惊愕，不知所措。端王以下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在激动之下，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一切与洋人一拚。太后也说洋人既已决定开战，大清亡在目前。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四八～四九。《史事要录》所节诸书亦足参考，见页二六八～一七八。）
这样一哭一闹，老太后也就把前一日的对义和团下勒令解散……严加管束”的上谕一笔勾销。主和派的光绪、立山、联元、袁昶、徐用仪、许景澄，同遭申斥，齐靠边站，朝廷就决议重用义和团对十一国列强不惜一战了；主和五大臣，其后也相继被杀。
六月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因此也就变成了中国的御前动员会议。刚毅、戴勋、载濂、戴漪、戴澜乃奉命统率义和团。载勋旋即代替祟礼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从此九门大开，四郊义和团乃大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见《庚于纪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沽炮台也于此日被七国联军所攻占。（大沽之战时，美国海军拒绝参加，详见下篇。）
北京情势既如此紧张，十一国公使自然也日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第一目标当然还希望中国政府剿匪睦邻。在六月二十日清晨集会时，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teler）乃主张与会公使集体行动，联袂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各使不愿偕往，克林德乃单独行动，乘了他那豪华的绿呢大轿，带了一个乘小轿的翻译官柯达士（herr Cordes）前往总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载澜毫下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小队长）恩海一枪打死了。轿夫大恐乃摔轿而逃。当时坐在小轿中的柯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捧成重伤。（据《景善日记》所载，克林德的死尸是袁昶收的，而戴澜则要戴漪下令，把死尸斩首，悬于东安门示众。史家或疑《景善日记》为荣禄伪作。然纵系伪作，书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参见《庚子大事记》及摩尔斯前书。）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东交民巷，就变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档案史料续编》页六一五～六一八。）
六月二十一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四十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冶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tting o any position from noates man in the woman……见摩著前书，卷三，页二一九。）
【附注】 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间。便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一般的当时和后世的观察家、政谕家和历史家，都认为她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歇斯底理的失去了理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此说，但亦另有解释。那便是西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这绝望情况之下，以义和团小将为幌子，对十国公使（德公使已死），来个“绑票勒索”。她的“赎金”或“释放条件”便是十一国改变对华政策，不要她“归政”。否则义和团“绑匪”，就要“撕票”，大家同归于尽！西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的，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笔者作此“大胆假设”，虽难于“小心求证”，但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叶赫那拉老太太这一记轰炸“珍珠港”的行为，可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弄惨了。最后闹掉十几万条人命，还赔上北京宫廷和市民千万件无价的珍宝，加上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诸位华裔读者们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时都各赔一两呢！说来难信，慈禧老太这个“珍珠港事变”从头到尾是从蒋干先生自作聪明偷来一件假情报搞起的。殊不知当时驻华十一国公使，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妒，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不要说提出有关中国内政的“四大要求”了。这四项要求中如真能实现太后归政、光绪复位这一条，对当时中国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国的起死回生，关他们十一个帝国主义的屁事？他们才不会提出这项要求呢！等到事后中国方面发现列强并无此项要求时，大家乃怀疑这情报为端王载漪所伪造，来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实端王那一伙哪有周瑜之才？他们才造不出这样高明的假情报呢！这个假情报来源实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报社中华裔职工所获悉，辗转为罗嘉杰粮道所闻。他乃根据情报人员的谎报或误译，也或许是他自己为邀功而改头换面、加油加醋，译成汉文，便向荣中堂告密了。——这位粮道先生开了我们价值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和千万条人命的一个大玩笑。我们如把一百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两纹银在那时的市场价值，折合成今日的物价，该值目前美金现钞几十万万元，我们“罗蒋干”先生这项乌龙，实在摆得太大了。
在这篇社论里，作者的确提到“太后和她的帮”愚蠢地蓄意与“全部列强开战”，并强调这个帮如不自动毁灭，就应被赶出北京。我们希望能使光绪皇帝复位。我们应向中国人民确切表示，目前这一战争全为西太后所发动。吾人只是与北京的窃权政府作战，而非与中国为敌也”。
这只是一篇报纸的社论。以光绪复位代替慈禧甚或有违于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呢！至于代收钱粮，共管军事，全为情报人员所妄加。此时英美两国为防俄德等国搞瓜分勾当，对己不利。他们但愿使中国这个最无能的政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庶几利益均沾，维持现状。英国当时掌握了中国外贸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进出口航运近百分之九十；美国斯时在中国无半寸殖民地可向外发展，所以“维持现况”（maintaining status quo）——是所谓“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对他英美两国最有利也。
事实上，八国联军之后，美英二国协力维持首要战犯慈禧太后权力于下坠，其居心与二次大战后，美英联合维持日本首要战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实如出一辙。老太后为一项假情报弄得方寸大乱，实在是知识不够，朝中无人，有以致之。那时李鸿章如仍居相位，叫他底下的洋员李提摩太（timot ）或丁韪良等到使馆一问，一切不就豁然冰释？哪要老太后去上吊寻死呢，
那时中国的南方督抚都雇有“洋员”，在涉外事件中以备咨询，以供跑腿，所以情报比较灵通，交涉亦能抓着要点。这些洋员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为雇主实心办事，在中国官场中极获好评。这种洋员所提供的服务，到民国初年就逐渐被留学归国的“博士帮”所代替了。在民初军阀时代，诸大军头们从穿西服、乘汽车、打网球到买军火、订条约都少下了他们。接着而来的国、共两党原多是以归国的留学生为骨干的，涉外事件就少烦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变”中，还不是有个端纳跑来跑去？等到毛泽东登台，自恃天纵英明，一切恢复土法炼钢，在对美、苏左右开弓之余，伟大的盟友，就只剩一个阿尔巴尼亚（Albania）了。嗣后江（青）太后登台，“海外关系”简直就是“里通外国”。江老太后和她的四人帮如真的掌权了，她说不定也会搞个“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呢！江婆娘的泼辣与无知岂在叶赫那拉氏之下？
这番话当然是离题太远，但是在历史剧不断重演的近代中国大舞台中，偶把演懿贵妃的刘晓庆和演赛金花的王莹，排排坐、比较比较，可能也不算是浪费笔墨。——毛主席和他的四人帮与西太后和她的载字辈四人帮，土法炼钢的所作所为，真是如出一辙啊。
再者，西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政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其手法与七十年后毛泽东之利用红卫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瑞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借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 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借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坟，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下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on）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选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万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Robert C. Forsy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3.9 拿“二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二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欣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闱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桩“弒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俊，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很，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戴漪、戴勋、戴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只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下受”等借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下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贵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教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
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跑”。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足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干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传士学位典礼中的宾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
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伙；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着，赫德回亿录，R. C. Forsytram L. Simpson而化名B. L. Putham eale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五十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地不愿告人的动机——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尸体狼藉的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辞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皇帝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上昌路德老师与其它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页二八〇。）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的闹到八月十四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五十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