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零零）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澧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固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颛顶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人之初，性本恶。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二叩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哪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的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C字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回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e 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Q，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瞳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强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和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敦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间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减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古董了。——不把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台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到了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零），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零一～？）、甲三（一八零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零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零）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土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等等。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ed by Ar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2 volReprinted by SMC Publis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其后保恒五十二；保龄四十八；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它“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无神大导师毛泽东，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关本题，就不用多说了。
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至于李登辉总统最近所号召的“新中原”的远景若何，笔者就无从逆料了。还是静观其变再说吧！
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见上表），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打了个小胜仗，故取名世凯。保中也是个秀才，生子六人。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侧室（姨太太）之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做“庶出”。——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已扶正），于项城祖茔“正穴”，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侯宜杰，都认为是宗法礼教中的“嫡庶之争”，实非也。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儆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子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阳市）——此是后话。因诸家颇有异辞，故于此顺补一笔耳。
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捐班秀才”。却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举人大老爷”袁保庆，则年近不惑（四十），膝下犹虚。经过家庭会议，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民国名人传》，卷四，页七九（Biograpionary of Republican Ced by y Press, 1971. vol.4 p.79.）〕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保庆宦途不恶，最后官至江苏“盐法道”任职南京。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随父在任的小世凯，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衙内”。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袁氏两代显宦，虽然不愁衣食，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稚。反袁的作家，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儿去呢？
十五岁以后的袁世凯，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继续其科举教育的“帖括之学”（习作八股文）。在亲丧“服阙”（三年）之后，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显然是以“监生”（捐来的秀才）身分回开封参加“乡试”而落第。三年后再考，还是落第。——保恒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励其侄再接再厉，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在此期间，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就永别科闱，另寻出路了。
后世之论袁者，每说他是执袴子，不用功，故两试不第。在下却不以为然也。盖当年科举考试，谁能期其必中？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岭南名士，一代大儒，文瞻梁启超的业师，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然康某考举人，五试不售，困于考场者十八年。可算是十分惨烈也。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末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前节已言之，当年科举时代，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说了，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一病四十日不醒。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说来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笔者这一辈老华人，系出旧中原，去古未远，幼年时听到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十八岁的胡传（一八四一～一八九五，胡适之父）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澂（一八三五～一九零二）；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一八三四～一八八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六）。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从此便一帆风顺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一八八二）兵变”
一八八二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屡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乱”
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
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热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傅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下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2.6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us Assumes 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
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着，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开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着，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零～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大和香港；美国的波乡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园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干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e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melting pool），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践。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erest），以至保让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着。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墓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零零）……，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瀓（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詧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又没“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
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竞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