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零零～一九零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零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请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
“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此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零四零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瑞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下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lt;尔汝篇gt;、lt;吾我篇gt;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颐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
4.2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
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y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lt;讨武瞾（则天）檄gt;，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街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减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零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
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末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巨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她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三十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弒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
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的“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那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一九九六）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克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她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人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皇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Rice C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 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欣）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 ttle of 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亮明，尚恳不另麈教也。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铤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lt;宣战诏书gt;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 of poition of China）。
笔者在前撰有关庚子联军诸篇曾点明，西太后并不那么胡涂。她分明知道中国与列强之一的英、法、日对垒，尚且一败涂地。庚子之役，她如何胡涂到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呢？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从心理学出发，说她歇斯底里什么的。——这个老太婆，的确是个泼妇，但是她也头脑细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泼”的对象只是满汉臣工。因为她当国四十年，对儿皇帝和满汉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气，她就泼你一下，看你怎样？任凭你是怎样的齐天大圣，谅你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的。
可是这老太婆不通夷务。洋人在圆明园一把火把她吓惨了。她对操纵洋人毫无把握；对洋人的喜怒哀乐、外交方针、政治行为也毫无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绝不敢对洋人“放泼”。但是她这次为什么忽然对十一国宣战呢？那也不是在死到临头，舍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扶清灭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对十一国宣战前夕，她还要勒令解散义和团呢！
但是老太婆为何突然对十一国宣战呢？
答曰：那是受一桩“假情报”刺激的结果。在一九零零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项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宗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记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
这是西后最怕的一着，如今竞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
这一哭一闹，乃把二十四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
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一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记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的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作“人质”（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借口（这和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小将如出一辙），“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
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记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其后包括孙、袁、蒋、毛、邓）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这也证明，个人或一党专政的政体，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意蒂牢结的实验报告。
【附注】 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炉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搞下去就结束，谁知又一搞十年，死人亿万。——毛曾一再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谁知纵是毛泽东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时，六个月就变成十年了。同胞们，我们如今也受够了吧！言之可叹。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就这方面来说，那位读破《通鉴》的毛老大，就比叶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鸿章”（周恩来）侮辱得不成个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广州当代理书记（李鸿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你得替我分析情报！周恩来也乖，比李鸿章更乖。李老头还倚老卖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时还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说成什么“妇人孺子”。这老妇人（武则天！）倒颇有度量。谗言、特务虽然报告了，她也不生气。她的原则是，只要你对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动反对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动”的结果），你老混帐，狗嘴不长象牙，讲点脏话，老娘不在乎。——周恩来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辈子小媳妇，绝不敢说半句“脏话”。他把个尼克松、季辛吉，玩弄于股掌之上，倒头来还“遵循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随尼大总统之后，回大陆探母，颇受礼遇。从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这十四个字，听了好几百遍。老实说，作为一个倒霉的历史家，听了心头直是嘀咕，还是我们合肥那个倚老卖老的“汉奸李二先生”，比周恩来那个小媳妇更有“宰相之风”！当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两个远甚须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装腔作势，反而不如两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
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lt;辛丑条约gt;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
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二贝世凯便以四十二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就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
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
袁世凯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若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周恩来一一人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失之软弱。辅助阿斗，周可为诸葛亮；屈居毛下，有时就助纣为虐了。试看他连个孤雏义女孙维世，被奸被杀，都不敢置一辞，这个宰相也就很难比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恶，亦宰相愔弱之过也。李鸿章这个翰林，也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适那样地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周二人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
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一九零一年冬，至一九零七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黯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她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零七）、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阳历九月四日）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在他的“二五计画”（且借用一个五十年后的名词）中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
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纪录吧！
第一是军事。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六千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三十六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附注】 抗战前夕，国府军委会曾着手编练三十六个“整编师”。数目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为张本的。
三十六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
其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市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虽然他也做了些整补的工作。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科举从汉朝的公交车举士开始及隋唐改为考试以还，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一制度，第一是牵涉到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兴敦育以各级考试督导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为政府官员遴选候补人、接班人的培训机构。舍此则政府官制将陷于混乱（例如后来国、共二党所搞的有欠公平的“入党做官”的办法，则比老科举制度不逮远矣）。科举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牵涉深远，实验可行的“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现代政治科学家也公认“民主”是个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这一制度陈腐了、过时了、不适用了，要加以废除。但它的作用牵涉太广，不可说废就废。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匕鬯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一九零六）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吾人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王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用句五十年后蒋经国的名词，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磺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根据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借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舆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有此人才（老实说，纵是今日的人民共和国也人才不多啊）。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叙其详情，四百页大书也。读者如欲稍稍深入，则参阅上引吾友陈志让教授著《紫袍加身》（页八六～九零），当可略知其详。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亦多有创建与改革。笔者手头史料盈筐，抄录不尽也。前引侯宜杰敦授大着中，亦颇有征引（见该书页一一一～一一五）。侯君一反袁作家也。然对袁氏之建设，亦多有肯定之辞。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它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时代之孔、宋，共产党今日之陈希同、王宝森……，以及无数高干子弟（包括周北方），甚至邓朴方、质方兄弟一样。——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
读者贤达，您批览拙著至此，千万别大惊小怪！说句意蒂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陆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还不是叫做“百万富翁俱乐部”？——有权不用，过时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还有啥经济奇迹呢？——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访台的大陆敦授们讪笑台湾的立法院“动不动就打架”！我这个在电视中观战吶喊助阵的“归国华侨”，倒要为气呼呼的立法诸公辩护，而告诉我的北京朋友们说：“等到你们的人大代表也开始打架，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帐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二虽可敌国！
“袁世凯还是个清官呢！”——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
4.6 立宪自治落空，革命保皇合流
有的历史家便不认为，康有为被放逐以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而说推动者另有其人。本来一个文化运动或政治社会运动，便很难说谁是老祖宗。白话文白话诗，始自胡适？实验主义的开山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写历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谁为首要。清末日俄战后，国人咸以“立宪”的日本打垮了“专制”的俄国，而一窝蜂要学日本搞“君主立宪”。袁是目光敏锐的“宰相”。他自觉在这桩极时髦的大救亡运动中，他应顺理成章的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时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见北伐之前的联俄容共时，连那杀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蒋介石，还不是在日记中写着，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质，万物始于一元”。——这时袁世凯要领导“立宪运动”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时的政治权力与地位，朝野亦无异议。连他的老政敌张謇状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领导。并在各省试办“地方自治”。
一九零五年俄军在我东北溃败之后，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也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无法阻止。西后终被袁世凯说服，批准十二年行宪之议，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出国被刺，再出国，那桩闹剧，毋烦赘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游欧美，欧美媒体，记载弥详。他们看电影，听歌剧，看勇士斗牛、舞女大腿……，宪法何从考察起呢？——事近一个世纪了。历史还在不断的重演呢！吾侪华侨，亦阅人多矣。思之可笑。
但是这五位长辫子、挂朝珠、之乎也者的大官僚，对宪法虽一无所知。回国之后，总得写篇“考察报告”。他们自知不能写，因此在出国公费旅游之前，就早在寻觅捉刀人。——那时的留学生也没几个能执笔啊！谁知最后的撰写人，竟是大叛国犯粱启超，和小投机客杨度，岂不可笑哉？
推开窗子说亮话。粱启超和杨度又知道多少“宪法”呢？但这一来，倒把康、梁流亡的老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重心的新立宪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后一死（一九零八），老袁再度魂飞天外，然终免一死而被“开缺回籍”之后，无知而好权的满族亲贵把持了朝政，开明派、立宪派一致靠边站。亲贵不但一党专制，而且是个极右派专权（和今日北京朝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戏了。
迨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群起响应。咨议诸公为何许人？孙文大总统和同盟会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洹上钓叟”收起钓竿，拿起枪杆，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民国政局，就“非袁不可”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