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6年初，袁世凯在政治失败了，同时也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希望能顺利登基，却双重失败，他3月正式宣告支持共和以保住总统位子，却在6月自然而且突然地死去。
虽然袁世凯之死结束了中国西南的分裂，却也使从辛亥革命以来维持着的全国统一分崩离析。他的继任黎元洪也是重要的政治家，他将对抗各派军阀，这些人过去伏在袁世凯这位成为共和国总统的将军的阴影里，一直等着现在争夺遗产的时刻。这一阶段从袁的死亡开始，儒勒所说的“十年后也许会好些”的希望落空。中国中央权力分散到各地豪强之手，那此豪强就是军阀。
中国的混乱前景也不能用法国的消息来宽解。父亲阿尔弗雷德的消息似乎把儒勒打垮。儒勒只能说一句话：“对于迪南我不能说什么，因为什么也不敢说。”至于白热化的战争消息，也不能让他释怀，凡尔登几乎陷落了。
儒勒写到“北京的人们继续玩乐，就像欧洲什么也没发生”，是在华欧洲人对欧洲战场消息表面的无所谓，还是英雄主义的渴望使他们这样？他要求去前线，不顾北京的人的劝阻，不顾在法国驻华公使孔蒂先生赏识下刚得到的升迁。他在汉口就引起公使的关注。虽然他此时承认“并没有超脱自己所期待的此世的虚荣和财富”，他不忘记顾念他的中国教子们（他做了第九个教子的教父），并试图为他们谋求职位。
北京，1915年1月19日
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在“忠心”的中国，恐怖的统治让人想起法国革命93年的可怕岁月，动辄逮捕和枪毙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但无论人们怎样讲，袁世凯似乎仍然是惟一能够维持这虫蛀的摇摇欲坠的大厦的人。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民众！
北京，1916年3月5日
我花时间去试着安置一些人，有些成果，特别是为自己教子皮埃尔找到个小差事。我刚在公使馆创造出一个岗位，准备给阿尔方斯。如果公使愿意用他，我会向汉口警局推荐一个名额。
北京，1916年4月5日
亲爱的妈妈：
我随信寄上一位很高兴的先生的照片。这位先生得到确切消息，2月28日任命他为口译员，这会给他提供许多好处。他可以让人叫他副领事，袖口有漂亮刺绣，加薪2000法郎。口译员发现自己并没有超脱所期待的虚荣和财富，虽然天已晚，当着仆从马约尔的面，他仍然来了一段快步舞。马约尔已经习惯上司的古怪。
北京，1916年5月3日
我今天一早带着一封寄往巴黎的信前来，要求在第二位翻译回来之后，去欧洲参战。孔蒂先生和夫人都不要我走。尽管他们的挽留很可亲，但是我还是着手准备。如果巴黎拒绝，就没人能在战后埋怨我；如果巴黎接受，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去会合或顶替我的那些参战的好朋友：如果我错过了第一幕，还可能赶上高潮！
北京，1916年6月25日
上周一，共和国的新总统接见了外交使团。使团分成三批：协约国、中立国和德奥集团。黎元洪不是特别专注。接见过程由几个发言，无数的问候，然后和总统与每个部长的简短交谈组成。仪式专门选在总统府进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把椅子都搬走了。尸体将在周三离开他的宫殿，被运往他的家乡。
我第九次成为另一个教子的教父。这个教子其实就是马约尔先生，我的仆人。他非常热衷于天主教教义的学习，如今已是这方面的专家。
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北京，1916年8月1日
我收到你上周告诉我凡尔顿陷落的消息那封信了。自从我读到信的那天起，人们只在谈论俄国人的胜利，从人到城市的胜利。日本，印度支那和美国的联合努力，加上俄国自己的，最终组织和武装起俄国那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去年德国在我们的盟国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弹药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而我怀疑他们这次再也不行了。
内战，抢劫和火灾还在各省继续：前天，有人放火烧了汉口城里的整整一个区。损失达到好几万元。我的朋友尤，因此而飞快地离开这里赶回了武汉。看来我才是革命者的牺牲品。
我不谈论迪南，因为我不敢谈。
这两场在地球两端的战争毫无关联之处。在法国，是人们几个世纪以来就熟悉的战争形式：野蛮，非人，这次由一种“工业”战争而削弱了这些特征。而中国的战争没有这一切。从1916到1928年的军阀混战是一连串地方战争，制造它们的是半匪半军的地方势力。这些私人军队可以由一个退伍军人，甚至一个有野心的平民来召集。它们募招穷苦农民，创造一套方式来对征来的农民进行粗糙的军事训练。这些军队中的大部分，只满足于占领一个省，然后用苛捐杂税来剥削那里的居民。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有政治野心的军队，他们和别的军队作战，以达到攻占北京的目的。
职业生涯稳定了，儒勒剩下的阴影就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玛利亚从法国写信建议他寻找“爱人”。儒勒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一种消解此类话题的天才。比如他曾经对这样的关心回应道：“我同意，现在可能正是时候，要考虑我是否继续做一个世俗人，还是干脆不做”。 （注：意指投身神职做教士，这样就没有婚姻问题了）。
虽然绝没有放弃激情，儒勒的关于此类题目的谈话显得更加遵从理性……
北京，1916年9月13日
放在我桌上的大量的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让我读起来可不轻松。哎，在读这么多美妙的东西的时候，我比从前更加感受到我们这里离战争有多远。最生动的描写也丝毫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战争的概念。终此一生，我们都要蔑视那些在战争年代没有投身战斗，没有参与到公众英雄主义的人。他们把那些最谦逊的法国孩子向自己习惯的平庸性上引领。你知道，他们甚至没有回答我关于回国参战的信，只能听之任之。
北京，1916年12月27日
发了钱就开路。从任何方面来说，1916年都不是人类历史上幸福的年头。最后剩下的，只有希望来年更好一些……
我圣诞节那天收到你11月24日从巴黎寄来的信，让我知道甚至在巴黎，生活也不总是玫瑰色的。可我不愿意你放弃你那简单可爱的美味“公鸡蛋”，还有就点心的茶。如果这些涨了价，那就多花点钱吧。我和你说过无数遍，你完全有权力去银行提款。你严肃地答应过我会记得。可是我知道你被剥夺了必需品的时候非常不满意——舒适就是必需品。如果我远离法国，而且时间很长，你就最好乘此机会享受一下经济方面的补偿。因为在你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收入了，所以要比我在法国的时候过得更好。你不这样的话，我们当初就应该继续捉襟见肘地生活，（我不要离开），那样至少我们会一在起。
1917年冬天的严寒侵袭了法国和中国北方，暗示着这两个国家政治的严峻。法国几乎被三年多的战争拖垮，中国又沉浸在无政府的黑暗中。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才能辨识冰雪下被盼望已久的花苞。
当时，这两个国家情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在法国，军事溃退严重损害士气，士兵组织的反抗越来越多，而平民开始对和平的期待多于胜利。人们仍相信美国会参战，俄国革命最初的波折似乎昭示着协约国的厄运，他们害怕因此失去俄国的支持。
中国的军阀割据比以往更严重，他们随意管理自己控制的省份。共和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刚刚结束，军阀张勋进入北京，试图复辟帝制。
虽然法国和中国的乱子不同，但历史的嘲弄再次将两者命运交织在一起，如同儒勒告诉母亲的，中国向德国宣战，加入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