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北上实施松潘战役计划——藏族上层贵族煽动反对红军——筹粮困难——红军四出寻找粮食——藏民与红军的冲突——后卫部队遭到藏民和国民党军的夹击——松潘战役进展不利——红军在川西北陷入困境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决议，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在一起迅速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于1935年6月29日下达到一、四方面军各部队。
战役部署是：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林彪、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十六个团为左路军；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陈昌浩率八个团为右路军。三军分路并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川西北军事重镇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9军军长何畏分别率岷江支队、懋功支队掩护红军后方的安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率各警备部队负责中央和方面军总部机关驻地卓克基、阿坝等地的保卫工作。
红军刚刚开始行动，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厄运就降临了。它们不是来自国民党和四川军阀，而是来自川西北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藏族土著居民。
川西北地区的自然地貌十分复杂，松、理、茂地区的岷山、邛崃山、大雪山高耸入云，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今天这里美丽的自然风景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在当时却给长征的红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山高路险，部队行进十分艰难。由于地处海拔3500～4000米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粮食作物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这个荒凉地区现在一下来了十万红军，他们吃什么，到哪里去找寻足够的粮食和给养，立刻成了严重的问题。
这一地区世世代代居住着藏族人。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当时，他们的祖先吐蕃人从青藏高原迁徙到这里，为了争夺成都平原的财富与唐朝军队进行多次交锋。唐朝宰相李德裕修筑的姜维城遗址，至今还雄踞在茂汶境内的半山腰上。民国以来，四川军阀对川西藏民横征暴敛，滥施淫威，激起了藏民对汉人的仇恨心理。封闭和愚昧使土司和活佛成为贫苦藏民至高无上的主宰，这里的社会还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时代。红军突然来到这里，打破了山间的沉寂。但他们给藏民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
红四方面军刚到这里不久，徐向前就敏锐地感觉到：“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反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行动，是当地藏族土司和宗教上层人士共同策划的。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因崇山峻岭、交通及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困难，无力派大军追剿，于是便利用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地方土司，向藏族群众作反动宣传。当时青海、川西的宗教领袖和土司虽然与国民党军阀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立场是一致的。1935年6月9日，蒋介石在成都召见流亡的昌都诺那活佛，封他为“西康宣慰使”。此举被当地记者讥为“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而诺那本人却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6月22日，诺那发表《告康藏民众文》，咒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劫掠奸淫，对于一切宗教，无不毁灭净尽”。要藏族僧众“俱宜一心一德，以与残匪作殊死战，无论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这些宣传对于那些信奉喇嘛教的藏族民众，无疑有着很大的欺骗性和号召力。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一部在傅钟带领下向卓克基东北的马塘、康猫寺地区进发，在康猫寺与日头喇嘛率领的僧众骑兵遭遇，双方激烈交火。傅钟抓来两个俘虏审问，了解情况后，立即给张国焘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日头喇嘛现率反动多人，已经跑往草地去了。现只留少数匿迹康猫寺左山老林中，企图继续扰乱。……据捉获反动所供，他们是听说黑水蛮子来了，如有不跑者，即被杀戮，所以他们才跑的。这完全是反动借群众口气，掩盖自己的一种说话。否则他们不会严阵以待，公然开枪与我打仗。总之，前日杂谷脑事件，完全是该地喇嘛寺早与芦花、黑水反动及叩山沟之番族土官头人均有整个密谋勾结者。故前日我们政治部同独立二师一路去大小沟、木村沟打反动时，曾捕获三个番人，是从杂谷脑送信到黑水和左耳沟的反动回来的。”傅钟向总部发出信息：藏族宗教上层和土司策划的有组织的反对红军的活动已经开始了。
红军原来的打算是：按照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的拥护。然后筹粮筹款，准备北上的物资。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红军战士迷惑不解，所到之处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都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战士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红军总政治部6月25日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其中规定：“甲、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乙、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丙、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戊、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的粮食一定要找得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价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一个星期过后，总政治部发现原订的政策根本行不通。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坚壁清野。如果还按老政策办，红军很快就会绝粮，乃至饿死。严重的情况来得如此之快，迫使总政治部在7月3日下达严厉的训令。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是具有严重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估计到前进路上粮食的更形困难，和胡敌在松潘附近已经把粮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坚壁清野，更必须决心用大力来克服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
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土地上，一场为粮食、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开始了。
红军在藏区搜集粮食的具体过程，一、四方面军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记载。红二方面军长征结束后，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给中央写了一个详细的《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谈到在藏区筹粮时的情况和对策，他说：
在番区解决给养，我们感觉番区粮食的缺乏，和群众的藏匿粮食，以及群众的逃匿山中，使我们在给养上感觉很大的威胁。搜索粮食我们所采取的办法如下：
——搜山：群众和土司头人喇嘛的粮食，大部早已匿藏山上，牛羊亦早已迁避。我们为着解决给养问题，不能不实行搜山。自然我们在搜山原则上是要调查土司头人的粮食或牛场，而征发其一部分，尽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但实际上在山上是万难见到群众，无从调查与分别清楚，有时番民武装掩护这些粮食或牛场，经我们射击，即已逃散一空，也弄不清是谁的，所以实际上在搜山时是侵犯了群众利益的。
——挖窖：番区粮食有许多是埋在房子里、土里、夹墙中与偏僻的地方，我们因粮食困难，一到宿营地即实行挖窖，搜得了不少粮食。
——借贷券：我们在搜山、挖窖所得的粮食是完全不知是谁人的，给钱无法交给谁手。我们才入番区时，如群众未在家吃了他的粮食，有的将钱放在经堂内，写一个条子给该主人，有的交给当地某一喇嘛。结果部队先行后进，有的番民乘前梯队走后，即乘机乱搜。事实上这些钱不知落在该家主人没有，因此我们由供给部印发一种借贷券（内容是：因取粮食时主人已逃，钱不便交与谁人，特按所吃粮食定出价格，说明以后如遇任何红军，即可持此券去接钱），在搜山与挖窖获得粮食如无主人时留下此券。
——购买：如群众或喇嘛在家，我们对他们的粮食一般的是用钱购买的。我们在噶多寺首先得守家喇嘛的许可，在寺内进行清查，并召集喇嘛开会，经过通事说明向他们购买的理由，取得其同意，动员他们帮助集中，按价给钱。
——乐捐：经过通事向喇嘛寺鼓动，结果喇嘛寺有自动乐捐的。（如中甸、白玉、噶多寺）
——赔偿价格：收集粮食后有些群众，有自动回来的，有因宣传回来的。群众回来后即召集茶话会，经通事向之宣传鼓动，并赔偿其一部分钱，这样群众是欢喜的。（如在党村、中咱）
——要求赔偿：我们在仁波寺时该寺喇嘛的顽强抵抗，我们死伤数人要求其赔偿（多少粮食），结果他送来了一些。
应该指出，红二方面军是最后经过藏区的，此时藏民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对红军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在藏区筹粮时，采取的方式与二方面军大体相似。但是他们与藏民的冲突却要激烈得多。从当年各方面的记录和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四方面军在那里的遭遇。
林伯渠，当时的红军总供给部长，负责着全军的粮食征集、发放工作。1935年6月18日到达懋功后，立即领导开展筹粮。第一天，6月19日筹集17万斤。第二天筹到41万斤。然而好景犹如昙花一现，这一带有限的存粮很快被收光。6月24日林老的账上仅收麦30斤、猪1只；25日收粮280斤、大米8斤。此后整整一个月，林老的日记上居然没有粮食的入账！（有可能是各部队都在自行筹粮）在7月31日的日记上，林老焦虑地写道：“筹粮与分粮，到极紧张时。”
粮食筹不够，但人是要天天吃饭的。十万红军面临严重的饥饿威胁。谁也不愿坐以待毙，各部队都行动起来，投入搜索粮食的战斗。
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萧锋是军团直属队的党总支书记，6月26日他们刚开始北进，部队就缺粮了。“战士、干部都吃不饱，腿没有劲。”6月29日，部队行军到了梭磨。“这里的村子较大，有二百多户居民，青稞麦的长势较好。部队原地休息、筹粮。”但是“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为此，大家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搞粮食。炮兵连司务长率战士挖到一个地窖，找到了上百斤腊肉和许多粮食。主人不在，留了借条”。消息传开，各连队纷纷仿效。7月2日到康猫寺宿营后，“各单位分头筹粮。工兵连挖地窖，搞到一千多斤粮食”。
村庄里的粮食很快被搜罗一尽，红军战士又分头四下活动，寻找藏匿在野外的藏民和粮食。在婆罗子，一天，萧锋带着警卫连到几十里外的青山找粮。“途中，在半山坡，忽然看到山洞里跑出四个大人一个小孩，黑乎乎的拼命往山下跑。我们走到洞里一看，留下四袋青稞麦。我们打了张借条：你藏的四袋青稞麦，红军借用一下，等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借走了人民的粮食，心里真难过，可是又没有别的法子。”
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亦念住了十几天，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很有限，不够红军几天吃的。当时任11团团长的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作。”
德国顾问李德当时随红一方面军行动。他在回忆录中描述道：“至于我们和当地民众的关系，比起从泸定到懋功的行军途中还要恶劣。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在懋功以南还偶尔能遇到一些居民，虽然几乎都是川西人，那么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
红四方面军战士们的眼睛盯着藏族土司的碉楼和喇嘛庙。这些金碧辉煌的巨大建筑物与荒野中贫民的破烂小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藏民眼里，土司宫和喇嘛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而在红军战士看来，那里的财富都是剥削来的，都属于该打的土豪。一路上，这些土司宫和喇嘛庙给红军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房子大，可以给几千红军当宿营地；二是粮食财产多，可以补充给养。
萧永正，当年的红30军供给部粮秣科长，曾有过一次传奇经历。部队快要到达毛儿盖时，总供给部长林伯渠开了一张60万斤的领粮条，让他带一个运输队去某地领粮。他带着各师的运粮队共2000人马，兴冲冲地到了指定地点，没想到粮食已经被先头部队领完了。萧永正顿时着急上火，这关系到一个军的生存，责任重大啊。他们被一方面军的同志领到一座巨大的土司住宅里休息，这座依山建造的高大石楼，足够容纳几千人。萧永正还在为粮食发愁，突然，奇迹出现了。他回忆：“正当我上楼的时候，给我管马的小鬼急急忙忙从楼下跑上来对我说：楼下发现了一个洞，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底，好象是个无底洞。我跟小鬼下楼一看，原来是石头砌的墙壁和石板地之间塌了一个口，一眼看去，漆黑一片，深不见底。我点着火把，踩着梯子朝下走，走下去几丈深的地方，我很敏感地嗅到谷物气味。心里猜想，这里准是个很大的粮窖。倒是小鬼眼尖，看清了里边的东西，他惊呼起来：‘粮食！粮食！这么多粮食！’我们将火把举起一照，果然是金黄一片，都是上好的青稞麦。小鬼高兴地在‘麦海’上翻身打滚。穿过‘麦海’又出现了一间地窖，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整只整只的腊猪、腊羊及整块整块的腌猪肉和牛油，而且还有不少布匹。”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如同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藏。于是，土司的全部储藏，统统被红军搬了个干净。
在川西北这片广阔荒凉的藏民区，粮食就是生命。埃德加·斯诺描写道：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靠枪才能得到食物，红军被迫为几头牲畜而打仗。毛泽东告诉我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买一头羊要搭上一条人命。’他们从藏人的地里割青稞、收甜菜、萝卜等蔬菜。他们就是在这样极其缺乏给养的情况下过了大草地。‘这是我们欠下的唯一外债，’毛泽东幽默地说：‘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那些东西。’”
红军筹粮的行动，使本来就很紧张的民族关系急剧恶化，冲突和矛盾上升为武装的对抗和战争。在诺那活佛和土司头人的鼓动和指挥下，藏民采取各种方式进攻、袭击红军。有的组成骑兵队伍，在草原上流动作战；有的隐匿山林，向红军打冷枪；有的专门捕捉杀害红军的伤员和掉队者。
7月2日，童小鹏跟随红一军团从卓克基向松潘进发。行军首先要找向导，但所到之处，村庄空无一人。只好沿着先头部队的脚印往前走。忽然，“见大片雪山拥于眼前。至见先头部队从雪中踏过时，大家都奇怪地说：为什么以前爬小雪山都很早知道，今天爬大雪山都不晓得？原来是因为这一带藏民都逃避一空，无从调查路线”。艰难地翻过雪山，原定到一个叫岔嘎的村庄宿营。“因前面桥梁为藏民破坏，中途遇先头师折回绕路，我们也折回上山，在仓德宿营。”（当地的河都不宽，但水流湍急冰冷，徒涉很快就会冻僵被水冲走，所以没有桥就无法过——作者注）这一天只走了30里。
7月3日，他们从毛儿盖向波罗子前进。“出发还未走十里，藏人在途中捣乱了，只得停止对付他，约战一时余，才将其击退，被其击伤几人，马两匹。前面部队还没到波罗子，因波罗子附近之桥被藏人拆断，正在搭桥，只好在途中宿营起来。渴望着的波罗子又未到。”这样的行军真够让人恼火的。
萧锋所在部队6月30日从梭磨出发。“这一带山路两旁都是原始森林，看不到藏民，只听到森林里‘呀罗，呀罗！’（杀汉人的意思）的叫喊声。通讯连一个班长和两个战士外出架线时，被藏族头人的反动武装杀害。”“沿途土司头人的反动武装，经常躲在树林里打冷枪，袭击、捕捉我们掉队和执行任务的零星人员。据统计，仅直属队就有二十几人被捕杀。”藏民武装袭击的规模越搞越大，8月3日在毛儿盖地区，一军团3团7连“在上打古山峡放连哨，被地方反动武装偷袭，除一通讯员逃出外，其余65名同志都被杀害了”。从遵义走到这里，一方面军还很少吃过这么大的亏。萧锋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危险，8月5日，“午睡时起床到屋后解手，突然有三个藏民打扮的人从小树林里拼命跑来抓我，我急得提着裤子就跑。我的老天，差一点被他们杀了”。
在红军与藏民的对抗中，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一天，王平率11团进至一处藏民院子，“房子里的年青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院子。围墙和门都很厚实，谁靠近院子，他就在围墙上打石头。他不懂汉语，我们喊话也没有用。部队再也找不到别的房子，都很着急”。王平对彭德怀说：“给他一枪算了。”彭德怀不让打。王平用手枪开了一枪，想吓唬吓唬，老头动也不动。邓团长用步枪一枪打中了老头，没想到“这位老人从墙上爬下来，把门打开了。还竖着大拇指，意思是称赞团长枪打得准，他佩服”。大家这才明白，藏民“喜欢强悍，鄙视懦弱；只有你武艺比他高，本领比他强，他才服你，听你的”。
最困难的是陈伯钧所在的红五军团，他们与四方面军的9军共同担任后卫，驻守懋功，掩护红军总部的安全。在藏族骑兵的袭扰下，几乎无日不战。与藏军相持数日，到7月11日，懋功城内部队的粮食只够七天之用，再等下去就要挨饿。陈伯钧命令部队四出搜索粮食，打击顽抗之敌。18日，一支采粮队在部队掩护下前往三岔沟，在丹巴路上遭藏民武装袭击。部队负责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大受损失。陈伯钧闻讯，“当即命39团首长率2营前往增援。事后检查，失掉长短枪近40支，伤亡40人”。
几天后，五军团和9军移驻抚边。军委电令他们坚守抚边、八角一线，保障红军后方的安全。但是藏族武装紧跟在后，让人不得安宁。7月29日早晨，陈伯钧派两个连兵力去石观音一带筹粮，“归来时只弄到少许菜蔬，并失人枪各一”。晚间传来消息，9军“79团受夷匪及少数白军袭击，于夜21时失去八角阵地，退至木坡”。第二天查明情况后，陈伯钧命令79团派主力收复八角。但该团指挥员顾虑畏缩，迟迟不动。第二天才派出部队去八角。结果因指挥不当，八角得而复失。79团又败了回来。红军连续失利，说明藏族武装确实剽悍善战。后查明，进攻抚边的是藏族头人金刚钻的部落。
8月8日，敌情更加严重。四川军阀部队也从懋功过来了。抚边周围的木坡、石观音、潘家山一线发生激烈战斗。尽管红军反复冲锋，终因兵力太少，寡不敌众，被迫放弃抚边，撤退到两河口。
就在红军后卫部队屡受藏民武装和国民党军袭击骚扰，且战且走的同时，在前面执行进攻松潘计划的先头部队，进展也不顺利。6月29日，指挥左路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下达前进命令，以陈赓、朱瑞率红1师的5团、6团为先头部队，由康猫寺向壤口（今红原县境内）进发，准备迂回到松潘。当部队到达中壤口时，与麦桑土官杨俊扎西率领的千余藏族骑兵遭遇，展开了激烈拼杀。这一带地势开阔，藏族骑兵往来冲杀，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损失较大。红军作战失利，被迫退回康猫寺。事后，陈赓、朱瑞致电朱德、林彪，检讨失败的原因说：“此战斗原因是首长指挥失当，敌之力量优势我一倍以上，加之指挥战斗员三日游击，饥饿疲劳及未与骑兵作过战，情绪受很大威胁，不能够应战。”电报最后说：“根据地形、敌情、道路、群众、粮食等条件，依我现在兵力，由此道迂回松潘及松潘以北是不可能。”
林彪接到报告，迅速修改了计划，放弃由壤口迂回松潘的决定，命令部队改由黑水、芦花一线向毛儿盖进军。7月9日，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30军88师主力到达毛儿盖。这里是攻打松潘和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有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一个营把守。他们占据一座喇嘛庙，企图顽抗。红军扫清外围，包围了喇嘛庙。守敌营长李日基被红军打得没办法，请胡宗南增援。胡宗南回电命令：“电到后该营即刻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10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20元。”李日基慌乱之下，电报刚译出“将电台砸毁”就没再往下译，砸了电台，趁夜深雾浓单身逃跑。毛儿盖守敌全部被歼。李日基逃回松潘，副官处叫他领赏，他还不知领什么赏。
红军占领毛儿盖，即向松潘前进。松潘自清朝以来，就是川西北高原的军事重镇，控扼通向陕西甘肃的主要通道。松潘城小而坚，城内多是汉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胡宗南部奉命进驻松潘，堵截红军北上。阿坝的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人员说：“从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于是胡宗南在红军来到后，迅速收缩兵力集中在松潘城内外，决心死守松潘。
此时，徐向前率领红军的中路军，正艰难地向松潘前进。他回忆说：“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31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控扼，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战事的发展证实，徐向前的担忧不是没道理的。
7月下旬，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4军、30军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守敌发起进攻，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松潘。但是胡宗南部队顽固抵抗。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红一军团与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战一天，敌军凭借碉堡工事和优势的火力，使红军难以前进，只好撤回卡龙。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4军猛冲猛打，给胡宗南的丁德隆旅以沉重的打击，推进到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胡宗南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硬着头皮顶住不逃跑。他把指挥部移到前线山上，亲自坐镇。招呼后续部队，迅速向松潘靠拢。
红军攻打了十天，没取得多大进展。一些阵地来回拉锯，得而复失。由于缺粮，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还怎么打仗呢？再有，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都丢光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就无计可施。强行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松潘，将部队撤回毛儿盖。原订的松潘作战计划实际上不再实施了。
其实，胡宗南的日子也并不比红军好过。他的部队到松潘后，多数人水土不服，吃青稞就泻肚，只好从四百里外的江油雇挑夫向松潘运粮。道路艰险，要越过海拔5568米的雪宝顶。今天这里是风景如画的黄龙旅游胜地，当时对挑夫来说却是死亡之路，单身爬山尚且吃力，何况背负百斤呢？靠人力运到松潘的粮食相当有限，根本填不饱这支大军的肚子。胡宗南下命令说：“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于是全军勒紧裤腰带（当然，胡宗南不会真的挨饿，他有饼干、罐头吃）。当红军到来时，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宗南也是心惊胆战，没有把握。想不到抵抗了几天，红军居然主动撤离了。胡部上下自然是庆幸万分，松了一口大气。
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四川军阀阻塞。看来只剩一条路——去走那荒凉神秘的松潘草地。在面临困境的局面下，红军中大多数人都盼望尽快离开，选择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路。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