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中央从报纸上发现陕北红军的消息——翻越六盘山——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陕北“肃反”的阴云——艰难的行军——徐海东会见毛泽东——党中央挽救刘志丹——红军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指挥东征——在陕北站住脚
俄界会议只开了半天便结束了。为了争取主动，赶在国民党军队围堵封锁之前进入汉族区域，毛泽东下令红军兼程北上。
从俄界向北是水深流急的白龙江。俄界到麻牙寺几十里间，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白龙江奔腾咆哮着在山间流过，沿着河边的石壁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一些险恶地段只有木板铺成的栈道悬空在水面上。红军小心翼翼地行进，工兵在前面修复损坏的栈道和木桥，以保证人马安全通过。如果不小心落入水中，就很难有生还的希望了。
通过白龙江栈道，红一军团先头部队4团在麻牙寺稍事修整，便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夺取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与岷县的交界处，是从川西北藏民区到甘肃的重要通道。沿腊子沟两边向北延伸的山头，在此仿佛合龙。由沟底仰望上去，山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都是绝壁。腊子河从沟底流过，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岸连接起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这一带是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地盘，在腊子口以南的康朵、黑扎一带驻扎着一个旅。当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向黑扎山头进攻时，在上边的敌军两个连胡乱放了几枪，扭头就跑。在康朵的敌旅长梁应奎和团长朱显荣联络不上，也摸不准到底来了多少红军，扔了部队和电台，沿着江边险路跌跌撞撞逃向腊子口。
在腊子口，桥东山脚的树林边有鲁大昌部预先修筑的工事，山口内突出一块巨石，高三四米，上面筑了一个碉堡。山口里面有一片谷地，沿山坡也有工事。这里有两个营的兵力，在桥头堡上配备了四挺重机枪。旅长梁应奎先跑到这里，当他看到朱显荣带着两个传令兵狼狈逃来，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口气训斥朱说：“你指挥五个营，没有打仗，自己就跑回来，如何向师长交代？”命令朱团长带领几十个退下来的残兵占领左侧山腰，掩护腊子口侧翼。朱团长接受命令后，夜间溜之大吉，一口气跑回了渭源，腿比兔子还快。梁旅长部署完后，也退到腊子口后面五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腊子口上就剩下国民党新编第14师1旅参谋长张觉僧和一个营的兵，还没见红军的面，就已经胆战心惊了。
打腊子口的任务，林彪交给了4团。他亲临前线观察后，命令团长王开湘带部队迂回敌后，团政委杨成武率一个营正面主攻。腊子口两岸的峭壁近百米高，几乎是直上直下，部队如何能爬上去迂回呢？正为难时，一位苗族小战士突然自告奋勇地说：他能爬上去。原来他在家时就经常爬上悬崖峭壁采药打柴，练就了一手攀岩的绝技。杨成武大喜过望，决定让他试一试。只见这个小战士手持竹竿和绳索，轻盈地在岩石缝中步步登高，如同在耍一场惊险杂技。下面的人都瞪大了眼，紧张得不敢喘气。终于，小战士爬到了顶端，拴好了绳索，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开辟出来了。可惜，这位为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立下头功的战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大家只知道他的外号叫“云贵川”。
1935年9月17日凌晨，王团长带两个连爬上山顶，向敌后迂回。白天平静地过去了。到夜里21时，估计迂回部队已经到了敌人阵地背后，杨成武率2营6连开始向腊子口守敌发起进攻。一时山谷里枪声大作，机枪向敌阵地轮番扫射，红军向小桥猛冲。桥头堡里的敌人也以机枪、手榴弹还击，封锁桥头道路。因道路狭窄，红军兵力无法展开，接连几次冲锋未能得手。又从桥上桥下分几路进攻。张觉僧和他手下从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红军，虽然仗着天险，心里却是虚的。18日凌晨2时，山背后突然升起一颗信号弹，这是王团长打来的。红军士气大振，又向桥头发起新的冲击。一个红军奋力冲到桥头堡前，用双手与敌人争夺机枪。听说背后来了红军，腊子口守敌军心动摇。张觉僧一再请求增援，梁旅长在后边向前方胡乱打炮，一个兵也不来。守桥头的敌营长向张觉僧喊：如不及早退却，天亮就撤不下来了！张下令撤退，桥头守敌拔腿便跑。红军一直追出好远，把敌人的后方仓库都占领了。天险腊子口就这样被红军攻克了。
一过腊子口，形势如同柳暗花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两个多月来，红军在川西北藏族区内爬雪山，过草地，穿森林，度荒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抵挡着藏族土司骑兵的袭击和追杀。见不到群众，得不到温暖，恶劣的环境和命运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当童小鹏与一军团直属队离开俄界北上时，藏族土司骑兵还跟在他们后面又放枪又吹号。等红军的后卫队最后离开时，他们才意识到红军要到汉人地区去了，于是朝天鸣枪欢呼着，跳跃着，呐喊着跑回去，与红军脱离了接触。
9月18日，红军攻克腊子口，向迭部与岷州交界的小镇哈达铺进发。当日到达该镇。童小鹏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今日要脱离藏人区域了，大家都异常兴奋，巴不得赶快到。早饭后即出发，爬一个二十里高的大拉山，至山顶上时，见前进路上即不同了，回头看后面是崇山峻岭，前面则是平地矮坡，这时真是脚踏两个世界。下山出沟约二十里，即见麦田屋宇，并且有牛羊鸡犬，尤其见到数月来未见过的群众在路旁微笑的欢迎着我们。这一下就大不同了，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一见即问路呀，谈话呀，弄得群众应付不来。在进十里到悬窝宿营（约五十里）。于是数月来没有的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复起来了，很久断绝了的交易生活也又做起来了，今天似乎是另出了一世！”日记的结尾，他感慨地写道：“回想自入夹金山藏人区至今三个月，过着的是非常的生活，见不到人，没有交易，没有土豪打，今日则完全相反。”
在哈达铺，饥饿的红军战士吃上了很久以来没有吃过的饭菜。馍馍是白面做的，还有香喷喷的肉炒菜。再也不用住草地里的窝棚和牛屎房子，而是坐在暖和的有火炕的房屋里。回到正常的生活，一切都那么新奇。军委纵队的萧锋和罗荣桓、邓小平、谭政等首长晚上在老乡家里改善生活，“坐在一起吃辣子炒鸡，怎么边吃边感到屁股上发热？老乡说：这是火炕啊！我这个南方佬第一次坐火炕，觉得很新奇。”
也有乐极生悲的事。总供给部长林伯渠筹到了许多粮食，再不用为无米之炊着急发愁了。20日宿营时，他的马夫让马敞开肚皮吃，饿久了的马一顿吃了十多斤麦子，结果胀死了。林老眼看和他共患难的坐骑死去，心里好一阵悲伤。
毛泽东和张闻天等领导人并没有沉浸在填饱肚子的满足中，在与世隔绝的藏民区待了三个月，外界的消息不通，现在又回到了汉族区域，需要立即了解情况。他们惊喜地获悉：在哈达铺这个偏僻小镇上，居然有个邮政代办所！原来这一带盛产当归等药材，往来客商很多。为了沟通信息和商务往来，商人们订了很多报纸。这种情况在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的甘肃是少见的。红军从邮电所里抱来了近几个月的报纸。毛泽东等领导人如获至宝，立即分头阅读起来。
这里最有价值的报纸是天津《大公报》，经常刊登一些比较客观的消息。张闻天边看边做摘录。他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都抄下来，还写了读报笔记。他们特别关心各地红军活动的消息。在当年7、8月间的《大公报》上，反映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有十几条，其中又以陕北红军的消息居多。
毛泽东也很关注《大公报》，他看到8月1日的《大公报》的一条消息：“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毛泽东看到这些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作出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中央只知道西北地区有红军的武装在活动，但具体情况如何，有多少人，在哪里建立的根据地，则缺乏准确的情报。现在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哈达铺，毛泽东正在为下一步把红军带向何处而费心思索。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曾作了最坏的打算：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去，求得苏联的支援，使他领导的这些饥饿疲劳的红军战士能得到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这个消息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急切地想要了解陕北的情况，立刻叫人把贾拓夫找来。贾拓夫原来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奉命到江西汇报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对刘志丹的情况略知一二。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让贾拓夫与他同行，边走边聊。从那时起，一个会合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干部会议。他对红军干部们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究竟哪个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要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鼓励大家：同志们，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会后，大家饱餐了一顿红烧肉。
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彭德怀担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在离开红三军团的时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讲话时非常激动，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他说：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大家批评和谅解。彭德怀的告别讲话，使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
第二天，完成改编的红军陕甘支队按新编队开始东进。他们以部分兵力佯攻天水，吸引敌人。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则向北急进，在山丹镇一带渡过渭河，27日占领榜罗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掌握的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等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确认要在陕北扩大苏区，并部署了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军事行动。
会后，中央率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在敌军尚未封堵前迅速通过了西兰公路，来到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脚下。这里是回民区，在川西北受够了藏民的袭击，红军一到少数民族区就心情紧张。出人意料，回民见到红军，非常热情，不仅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还帮助红军烧水买东西，令童小鹏等大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群众热情是出藏人区以来的第一次。”他们从群众口中又获得一个喜讯：前不久红25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下曾路过此地，现在也在陕北。25军纪律很好，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红军的同志们更高兴了。陕北红军力量这样强大，他们到陕北就一定能站住脚了。
10月7日，红军翻越六盘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了。站在山顶上一眼望去，它好似一条天然分界线。山南是一色黄坡，到处是麦田。山北则如同不毛之地，到处是荒山秃岭，只有黄土，没有树林。这几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极目远眺，心胸顿觉开阔。想到一年来的艰难险阻，如今终于胜利在望。此刻的心情，正如他后来所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中所述：
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越过六盘山后，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悲剧。一夜之间红军竟然死了300多人。当时保卫局以为是反革命谋害，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没审出结果。半个世纪后才揭开谜底。原来红军下山后饥渴难忍，见到清澈的泉水就喝起来。没想到这里的泉水含有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喝过量的人便毫无知觉地死去，这是一个惨痛的损失。
就在毛泽东正沉浸在会师前的喜悦中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蒙受一场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灾难，红色根据地笼罩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中。
提起1935年秋季陕北发生的这场悲剧，需要从头回顾一下陕北党和红军的历史。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被派往陕西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战争。他奔走于陕甘边界地区，争取军阀和土匪武装，扎根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和谢子长、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组建为红26军。但是在北方局派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的瞎指挥下，1933年7月红26军又遭到失败，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有人主张“革命不成，回家务农”。有的主张分开行动，各干各的。面对这种情况，刘志丹表现坚定，重新收拾局面，组织游击队，在陕北横山地区的七八个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半年后，红旗又在陕北举起来了。
193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又派代表来到陕北，担任陕北党和红军的负责人。他继续执行左倾路线，指责陕北党组织是“富农路线”，诬蔑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还要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他们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指挥，陕北的同志们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不久，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25军原来是鄂豫皖苏区的部队，红四方面军长征后，25军受到敌人重兵围剿，在鄂豫皖难以继续坚持下去。1934年11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战千里，进入陕西终南山区。1935年7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历尽艰险，从西安出来找到了25军，带来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在行军途中他们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松潘。大家高兴万分，决定向甘肃进军，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吴焕先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汇报25军长征的情况，派人送往川西北（遗憾的是联络员没有找到中央）。25军翻山越岭，进至甘肃天水附近。吴焕先政委对徐海东军长说：“快见到毛主席了，咱们还不认识他呢。”因为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络，敌人四面围攻。25军领导人决定转向陕北，去会合刘志丹。不幸，在六盘山下的一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
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双方领导人开了联席会议，红25军、26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合并后的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陕北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十五军团成立后，于10月1日在甘泉县的劳山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徐海东和刘志丹得到确切消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徐海东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徐海东、刘志丹给后方的程子华写信，建议十五军团到关中去迎接中央红军。程子华表示：“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后方领导都同意程政委意见，并通知了前方指挥员。十五军团暂时没有动，等待中央更确切的消息。
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陕北党的个别负责人给刘志丹等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26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后，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发展到怀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主要负责人和26军营以上干部。
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自信忠诚革命，心里没鬼，有什么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与刘志丹等人关押在瓦窑堡城内一家旧当铺里。每天挨个被拉出去提审。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刘志丹的妻子女儿得不到刘志丹的消息，四处寻找，都被保卫局的人拒之门外。她们看到有人在瓦窑堡城门外挖了一个可容几十人的大坑，听人们说，有一批犯人将在这里被活埋。她们伤心地认为，刘志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
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难熬的。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还有的被“土豪婆”（其实只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招了女婿。《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还有一些“左”的行为造成部队人心浮动。王平上将回忆：“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特别是在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纵队（即原红三军团）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
“红三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份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烧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关却认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这是原因之一。”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形成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外单位调来的人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同志也看不惯，有时在下边议论，讲几句怪话。这样就被一些领导抓住不放，成了要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的一个理由。这些本来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却看成是丧失革命信心的表现，说什么原来红三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后来，彭德怀同志听到这些话，非常气愤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可是，中革军委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还是决定在第二纵队整顿纪律，并派罗迈（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来了解情况以后，在一起行军时他对我说：‘反映的情况不大对头。’他给原红三军团的干部都逐一作了结论，认为三军团的干部年轻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
“那时保卫局把跟不上队或讲几句怪话，说成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除了强调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以至处死的办法来处理。这就使第二纵队的干部们一度引起恐慌情绪。到吴起镇时，通讯科长谢嵩见到我，他情绪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他给我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据我和黄克诚回忆，当时被保卫局处决的有原红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在我团当过参谋长的康胜扬，原红十团卫生队政委曹企贤等。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了。曹企贤就是因为卫生队丢了几个病号而被处决的。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但这都是上头保卫局决定的，尽管他不签发，别人还是以他的名义发了布告。1959年庐山会议，又把军事裁判所公布的处决命令，全都算在黄克诚帐上，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非常不公正的。”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急于找到刘志丹。但是刘志丹在哪里？10月19日，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了吴起镇，在沿途的矮墙上，他们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盼望已久的陕北根据地就要到了。两天后，总政治部的人与当地游击队接上了头，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军。士气为之大振。红军越往前走，来欢迎的老乡越多。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此地革命已两年，对待红军的热情的确超过中央苏区的某些地方，且政治水平很高，和他们谈起话来总是一口的革命词句，可见这些苏区是不落后的。”
毛泽东到吴起镇的第二天，宁夏马鸿逵部的骑兵也尾随而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集中三军团的部队，一阵猛攻，击溃了马家骑兵，俘获人马各二百多。毛泽东大喜，当即挥笔赋诗：“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以示嘉奖。彭德怀不敢当，将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把诗稿还给了毛泽东。这一仗不算大，但说明红军并没有垮，还有顽强的战斗力。
10月25日，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在甘泉县南榆林桥与东北军107师作战，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东北军四个营，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徐海东对他以礼相待，放他回去。从东北军那里获悉确切消息：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徐海东立即写了一封信，叫通信员傅继忠带四个战士去找党中央。傅继忠骑马跑了一天，黄昏时到达吴起镇。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说明来意。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出来，傅继忠恭敬地递上信函，毛泽东当场写了回信，要他交给徐海东和程子华，信中约定了见面的日期。
11月2日是徐海东终身难忘的日子。早上，他正在张村驿指挥战斗，突然从后方军团部跑来7匹快马。程子华政委通知他：今天下午毛主席要到十五军团来！徐海东立刻下令暂停进攻，翻身上马往回奔。130里路，还有两座山，他三个小时就赶到了甘泉县道佐铺的军团司令部。刚洗去脸上的汗水，毛泽东就来到了。陪同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徐海东以前没见过毛主席，程子华介绍后，毛泽东伸出手来，亲切地问候他：“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徐海东激动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盼了好久，终于见到了！
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的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毛泽东主动前往十五军团司令部，表示了对陕北同志们的感谢。他们给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落脚点，红军经过休养生息，便可以东山再起，大展宏图。徐海东远道跑来迎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后，徐海东大将身患重病，政治上也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中在医院终日靠氧气维持生命。1969年3月31日夜晚，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毛泽东突然发出指示，要让徐海东同志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九大”开幕式。周恩来深夜召集大会主席团负责人开会，传达主席指示。众人目瞪口呆，徐海东早已被他们遗忘多年了。当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到医院传达毛主席的决定，问徐能否出席开幕式，徐海东激动地说：“就是死在那里，我也要去！”4月1日下午，当毛泽东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全体工农兵代表狂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时，大家看到一位身着军装的老人，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被推上主席台。毛泽东见到徐海东，转过身来向他致意。徐海东感动得热泪直流，又回想起会师陕北的一刻。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徐海东能受到这样的殊荣，虽死无憾了。
毛泽东在听取陕北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中，获悉了“肃反”的情况。他认为目前中央红军最迫切的要求是在陕北根据地站住脚，陕北苏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肃反”将引起根据地的混乱，甚至要断送陕北红军和根据地。毛泽东下令立即停止肃反，不许再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火速赶往瓦窑堡解救刘志丹、高岗等人。
王首道、贾拓夫赶到了瓦窑堡，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命令戴季英放人。很快，董必武也到了。被冤屈的同志含着眼泪向中央代表控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杀害、拷打革命同志的罪恶。刘志丹在被关押一个月后，终于重见天日。董必武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翻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罪名。11月底，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要求省委立刻改组保卫局。
毛泽东到陕北的第一步干得十分漂亮。他以敏锐的判断和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陕北苏区的一场危机，大得人心。他迅速纠正了陕北部分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没有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过多纠缠，从稳定陕北苏区的目标出发，首先解放受冤屈的同志，其次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不扩大打击面。党中央的到来振奋了陕北革命者的士气。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陕北根据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坦途。
毛泽东处理了陕北苏区的“肃反”，解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合并，共有12万余人。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正对陕北苏区发起围剿。11月20日，东北军先头部队109师前出到直罗镇，埋伏在那里的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南北夹击，将109师包围全歼。用毛泽东的话说，直罗镇一战，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北军本来就不愿意打内战，吃了亏以后，改为广筑碉堡，封锁围困苏区，轻易不再进攻了。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比江西苏区还要差得远。德国人李德回忆说：“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穷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五十万人口。”据他说：“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和一点酸菜。”
这样贫困的地方，一下来了这么多红军，不仅吃饭用水都成问题，当地农民也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衣衫破烂，骨瘦如柴，急需钱和物补充休养。但是在陕北这些都办不到。国民党军官认为，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饿死也得穷死。
当时红军的经济状况确实是很窘迫，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陕北，刘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出红军缺钱到了什么地步。
办公费：方面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各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4元，连部3元。
特别费（主要供部队冬天烤火及杂费）：方面军所属每月300元，师每月200元，团100元。
优待费（医务、通讯、机务工作人员及军事专家，按其工作能力划分等级）：一等技术人员每月12元，二等技术人员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
休养费：重伤员每月4元，轻伤员每月2元，重伤员须入院治疗者，发休养费1元。伤病员住院期间每天发伙食费5分。死亡者一次发抚恤金20元。
钱的问题真是叫人头疼。12月2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周恩来发了一封火急电报：
（一）争取的俘虏兵要求发两块钱，同迁回官兵一样。一军团近日逃跑俘虏兵约三十人。
（二）红军战士每月须规定最低限度的零用钱，俘虏兵且另加优待。这是巩固扩大红军瓦解白军均有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困难，每月每人须发一块钱零用，俘虏兵二块钱。请示。
彭德怀要求了半天，中央只答应给俘虏兵每人发1元。红军的零花钱则无法解决。
林彪也打电报告急。因为没有棉衣，没钱买柴火，战士都冻坏了：
一军团尚缺棉衣在二千以上，故部队中因寒致病送院者前后达千人。现从多方设法弄得材料自制，但尚无绝对把握。
毛泽东意识到红军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要生存首先要解决物质需求，要有钱有衣食。在江西，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土豪筹款。只要有城镇，有地主商人，就不愁搞不到钱。现在到哪里去找出路呢？向北、向西都和陕北一样穷，南边有国民党重兵封锁，看来只有向东，过黄河到山西去寻找出路。
1935年12月，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红军指挥员开会商议。会上争论得很厉害。程子华回忆：“一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发展，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一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靠拢，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不宜向西和向北发展，而应该是东渡黄河，打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再进一步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这样从政治上来说，当时正是‘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后，我们东征山西，可以推动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军事上来说，红军主力东征，不仅可以避免同东北军和西北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冲突，有助于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可以使阎锡山把晋军撤回山西，保护他的老巢，不战而解陕北苏区东边绥德一带的威胁。再从经济方面看，山西比较富足，便于我军筹款、扩军和补充物资。”
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抗日的总方针，决定“猛烈地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人”。红军的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具体规定了五十条。其中有开辟山西五县以上的新根据地；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扩大蒙古游击队等等。
德国人李德看了决议，以日尔曼人的思维来考虑中国的问题，认为这是拿着红军的微弱的力量去冒险。他认为苏联目前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意向，如果红军真的打到绥远和中蒙边界去，就会刺激日军，很可能要迫使苏联卷入对日战争。1936年1月27日，李德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有相当的冒险性的”，要中央避免“做日苏战争的挑拨者”，“过早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李德反对进军山西和绥远，要红军死守陕北。
毛泽东看了李德的信，嗤之以鼻。看来这位洋顾问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组织东征的真正用意。红军目前最需要什么，毛比谁都清楚。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毛已经说明了：1．要反对冒险主义，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2．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要又打又走。这就是说红军到山西不是为了去和国民党、日本人拼命，而是为了发展自己。所谓“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策略，李德当然不会明白。于是，毛泽东在李德信上加了《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的标题，传给政治局委员，并要在后方的周恩来对李德进行严肃批评。
不仅是李德，中央内部有人也对东征的前途表示疑虑。彭德怀回忆：“1936年，大约是1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2月20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三天的渡河很顺利，只遇到阎锡山部队的轻微抵抗。一进山西境内，红军就感到比陕北富裕得多。童小鹏随中央直属队到了石楼县的下堡镇，看到这个地方“虽然地点并不甚大，只二百余人家，街上也不过只几十间铺子，但是它的建筑，尤其是居民家中的布置，发财佬当然不消说，就是一般的人家也是排场得很。甚至个别同志一进屋便说：‘这一定是土豪’”。
“进门去更不同了，尤其是稍有两个钱的人家，摆布得很阔气。窗上是镶着玻璃的，门是和洋房内的差不多，外层门也镶满着玻璃，还有门帘窗帘，进去更是琳琅满目，大镜小镜在四面摆着：里面的台子、凳子、厨子，连炕墙上也漆得油光光的可以照见人。梳妆的地方、盥洗的地方、茶壶茶杯、酒瓶酒盅，齐备得很，甚至有些房内有西式火炉的。北方的好处，至今才开始尝着。”
王平带着红10团在洪洞县东南的苏堡镇打土豪和筹款。一天，有个老长工报告，某地主家有个暗窖，里面藏了不少东西。红军找到暗窖，打开一看，光皮袄就100多件，还有不少古董字画。有一个铜盆，用手在盆边摩擦就会飞起水花，据说价值十几万元。但是这些文物字画都不如现大洋对红军更有用处。仅在苏堡镇一地，红军就筹款上万元。
红军进了山西，阎锡山很紧张，急忙调兵加强太原以南的防御。谁知红军没有向北打，却掉头向南，沿着汾水流域去打文水、赵城、洪洞。晋南是山西的富裕地区，红军所到，并不主动找晋军作战，而是打土豪、筹款扩军。等阎锡山明白过来，才让蒋介石军队进入山西南部，自己指挥晋军从北边压过来。红军在山西边打边休整了两个多月，毛泽东认为东征目的已经达到，不与敌人决战，下令主动撤兵回陕北。在掩护红军渡河回陕北的战斗中，刘志丹军长不幸中弹牺牲了。
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短时期内红军扩充8000余人，筹款50多万元（一说30多万）。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有了钱，红军在陕北就能生存，军心也大大稳定。在陕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初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