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总结对张国焘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央指示正确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毛泽东论团结使用干部——张国焘沦为国民党特务——解放前夕张国焘被国民党抛弃——张国焘撰写回忆录——张国焘之死
张国焘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了。从他叛变之日起，就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一条阴暗坎坷的道路，直到人生的终结。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则不断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张国焘叛逃时，为了严守秘密，竟然瞒过了身边的所有人，包括他的夫人杨子烈。当杨子烈一天天在写日记中打发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时，中央已经作出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一天，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把杨子烈召到他的办公室，正式通知她说：“子烈同志，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国焘走了！”
怀孕六个月的杨子烈感到被抛弃了，心如刀绞。陈云告诉她说：张国焘从汉口给她来了一封信，问她去不去。杨子烈有顾虑，说回去考虑一下。但是当她向陈昌浩等人求助时，他们都躲避不见。杨子烈从首长夫人一下变成了叛徒老婆，感到自己也待不下去了。
第二天杨子烈找到毛泽东，说：“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大功臣。”对张国焘的家属，中央是仁至义尽的。几天后，原来准备送往苏联学习的张国焘长子海威被专程送回，与杨子烈团聚。
当杨子烈准备妥当，去要求毛泽东批准放行时，毛泽东对杨子烈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就这样，杨子烈带着儿子和妹妹杨子玉，坐在颠颠簸簸的卡车上，离开了居住不到一年的延安。
张国焘被开除出党后，党中央又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张国焘路线。与以前不同的是，批判重点从清算张国焘的罪恶转变为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和革命队伍中的全体同志。1938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员时，几次提到张国焘的问题。他列举张国焘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后说：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他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1938年10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关于干部政策，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够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毛泽东指出：对张国焘的斗争，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只有克服了它（张国焘路线），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治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张国焘的叛变教育了全党，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管张国焘在党的历史上有很老的资格和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叛变使过去跟随他的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受到了大家的谴责和唾弃。当时跟他一起出走的警卫员，在张国焘投向国民党后，也与他划清界限，回到延安。所以张国焘的叛逃非但没有损害党的组织，反而成为纯洁党组织和教育全党的好事。如果张国焘留在党内，与他的斗争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朱德总司令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我们的党也出现过叛徒。中国革命就好比一列长途列车，有的人在小站就下车了，也有人上车，而大多数留在火车上，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张国焘所采取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为我们的军队招致严重的损失。但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部队的政治意识和忠诚，终于纠正了他的政策，加强了我们的军队和党。张国焘可以断送更多的人的生命，但绝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
如何团结和使用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却是一个相当难解决的问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4军和31军）纳入129师编制，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去了太行山。徐向前副师长、倪志亮参谋长和一部分干部随军出征，还有相当一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留在边区不好分配工作。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与张国焘关系密切，不能使用的，如原9军军长何畏，后来叛变投靠张国焘去了。一种是部队打光了，不好按原有级别安排。西路军的军、师长们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有的原来是营、团级干部，回到陕北又从战士重新干起。李先念原来是30军政委，回到陕北后只给安排了一个很低的营级职务。毛泽东听说后，认为这样对待李先念是不公平的。他把李先念找来谈话，热情鼓励他，并交代给他任务：要他以中共豫鄂边省委军事部长的名义，回鄂豫皖老区去再把队伍搞起来。李先念深受感动，带上几十人再次踏上征程，开始了新的战斗。
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无辜判刑的同志被释放后，暂时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洪学智当了抗大第三大队一支队的支队长，许世友当了抗大的校务部副部长。可这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是个光杆管理科长。他的战友邓岳（解放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回忆说：“毛主席放出他（许世友）以后，让他在红军大学当管理科副科长，手下没有一个人。胡子拉碴，没有衣服，没有被子。住的那间小破房，连我现在的车库都不如。我当时给了他一床被子，又把我的一套衣服送给他了。有时弄点酒，弄点肉，他就来吃一顿。喝酒用碗，一吃肉就是一大盆。”
最受委屈的还是西路军干部。原红30军参谋长黄鹄显被马家军俘虏后，想办法逃出来，回到了陕北。但是有人说他有“叛变”嫌疑，说他曾带着马家军找西路军埋藏的枪支。就凭着这些传言，黄鹄显被关进清凉山看守所“审查”。关了一个时期，没有证据，才被释放。以后到八路军总部当作战科长。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黄鹄显勇猛善战，很受林彪重视，打算破格提拔他当师长。在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时，林彪还特别提到黄曾受过“审查”的事，在毛回电同意后，林彪才放心大胆地使用黄鹄显。
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被俘后，被强迫嫁给马家军一个团长。王泉媛死不屈服，终于找机会逃脱了马家军的魔爪。当她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已经是1939年3月了。她要求归队，却遭到拒绝。办事处的人告诉她说：根据上级规定：西路军失散人员“一年之内回来的收留，二年之内回来的审查，三年之内回来的不收留”。说完，给了她5块银元当路费，把她送出办事处大门。王泉媛九死一生跑回来，组织竟然不要她了，她伤心得泪如雨下，只说：“这里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红四方面军干部因张国焘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是相当大的。但是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叛变，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尽管他们的职务降得很低，不受重用，不能到前方带兵打仗。但是他们没有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对待四方面军干部，是关系到党的团结的大事。这个问题必须公开提出来，并且一定要处理好。在1942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专门讨论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作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全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拔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期间，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1937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从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亦已经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的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是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离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内部的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党政军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等。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的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离。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指示》下达之后，毛泽东不断向部队了解落实的情况。前方的同志回来开会和汇报工作，毛泽东常常问起这方面的问题。他意识到消除山头和宗派主义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中央下个指示就能完全消灭的。最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认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教育全党全军的干部战士。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我们的党和军队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在延安整风中，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为搞好党内团结，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在谈到整顿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时说：在我党二十多年的历史上，曾有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如果说还有第三次，那就是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我们清算分析他们的错误对不对呢？是对的，完全应该的。但是有没有缺点呢？有缺点。这就是没有着重把同志们的思想搞清楚，而是着重于算少数人的账。似乎认为只要把那个人打倒了，天下就太平了。人是打倒了，天下太平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把错误的东西打倒了天下还没有太平呢？就是因为没有搞通思想，没有看到前车之鉴。
毛泽东说：1942年整风文件上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适合于对每个同志。凡是无产阶级内部、革命阵线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谁，无论是大小的问题，都应该按照正确的原则在思想上搞清楚，使我们的步骤趋于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起来，共同去对付敌人。如果在革命的政党和群众的内部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是霸道的方针、打击的方针、宗派主义的方针，那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那种错误的方针。即利用机会挤掉人家，以这一个小团体代替那一个小团体，以这一个系统代替那一个系统。这样多的宗派小集团的政党，是不会兴旺的。这样的阶级也是不会兴旺的。
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在党内斗争中不从爱护同志的观点出发，不是为了团结、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进行争论。就是一味进行斗争，这是很大的错误。有的人不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中解放出来，而是借他犯错误，把他打下去。说到这里，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公子——伯夷、叔齐在半路上拦住西周的军队，对周武王说：商纣王虽然是暴君，但你作为臣子，用兵去杀国君，这不是“以暴易暴”吗？毛泽东借古喻今，告诉大家：如果拿错误路线对错误路线，把一部分打下去，以这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这就是伯夷、叔齐说的“以暴易暴”。这样搞就是大鱼吃小鱼，就会给党内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空气。我们党内就不好过日子，无论是党员、干部都不大好过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挤。
毛泽东讲了这些道理，最后联系到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说：要在我们党内造成这样的空气，就是互相信赖。原则问题一定要争，但是要从弄清思想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治病救人”的观点出发。反张国焘的斗争搞的比较好，但是还不够，其中还有毛病。如果把那次反张国焘路线拿到现在，就会进行得更慎重一些。张国焘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也企图挽救他，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反张国焘路线，在群众中、在抗大、在军队中的某些方式，就没有整风以后的现在这样好，还有一些粗暴。那一次我们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除了张国焘、何畏、朱德崇这样三两个人之外。许多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是好的，这一次我们要彻底把问题弄清楚，要有分寸，要有分析。这个分析中，一分是一分，一寸是一寸。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全党，造成党内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胜利了。
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在座有不少同志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讲了时局与任务的问题后，又谈到一、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得到的材料，四方面军干部轻视一方面军的没有，就是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对他们轻视，甚至个别地方还挤开。凡是发生这种缺点的地方，责任应是一方面军的。这种关系必须改善，国焘路线已经没有了，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有伟大的功绩。毛泽东提高了声调，郑重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宣布，如果抹杀这一点，就是不对的。要去掉轻视的看法，要真正尊重。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毛泽东指出：要历史地评价同志，态度要好，在使用上要看德（品德）、才（才能）、资（资历）三方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关系是搞不好的。记得抗战开始时，385旅中的一、四方面军干部，有的团结好，有的团结不好。派了一个指导员去工作，一去就反国焘路线。把违反群众利益的问题也当国焘路线。有次他给战士们出个题目：“毛泽东学问好，还是张国焘学问好？”结果战士们说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讲到这里，风趣地说：战士们讲得有道理，不然我为什么派那么一个糊涂指导员去工作呢？我是没有学问的。这个小故事引起大家的笑声。毛泽东言归正传地说：以后华北回来的同志谈到关系没有解决，为此中央作了一、四方面军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今天要严正地采取具体步骤，就是以上所说的那三条。
毛泽东以自我批评的口气谈起1937年反国焘路线斗争中的一些失误。他说：1937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在抗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得人家根本不想听了还要讲。……关于抗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人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一个教训：是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搞过火斗争。
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诚恳的态度，深深感动着在座的每个四方面军干部。他们从心里感到中央是信任他们的，是理解他们的。过去受的委屈和背的包袱也都随风而去了。还是毛泽东能团结人，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就能胜利。这些四方面军干部轻装上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涌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的猛将。建国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优秀指挥员。
张国焘的回忆录，只写到他叛变为止。以后40年的漫长生涯却只字不提。如果真像他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摆脱中共是弃暗投明，那他何以不说说他的光明生活呢？历史事实证明，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去过流亡海外的穷困生活。
张国焘在投靠国民党的初期，确实是踌躇满志，想干出一番“成绩”，向蒋介石表现他的才干。当他获悉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的长篇声明。公然诬蔑“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的轴心而转动”。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彻底露出了他的叛徒嘴脸。蒋介石起初对张国焘也寄予厚望，很快就接见了他，授予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陈立夫等国民党政要也纷纷拜访，向他请教反共策略。为了保证张国焘一家的安全，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在武昌给张国焘安排了秘密住所，并派专人保卫。国民党以为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来降，大概很快就可以搞垮共产党。
然而张国焘行动起来之后，却四处碰壁，一事无成。他听说陈独秀暂居武汉，便托蔡孟坚找到陈，并几次上门拜访。他们两人有师生关系，又是“五四”和建党的同事，自然很有话说。陈独秀还记得张国焘在上海叫卖《新青年》杂志的情景。谈话间，张国焘表示要重建一个“共产党”，想请陈独秀出山。陈独秀沉默不答，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虽然对当年开除他出党表示不服，对王明诬陷他为“托派”表示愤怒，但这毕竟是党内的争端。而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的血海深仇陈独秀是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不会受张国焘的摆布，来为国民党效劳。陈独秀请包惠僧转达口信给张国焘：他没有能耐来组织新党。
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当然要发挥这个叛徒的作用。张国焘原指望在国民政府中捞个大官，没想到蒋介石把他交给戴笠，要他去军统“帮忙”。戴笠得到张国焘，大喜过望。凡是吃喝应酬都带着张国焘去充门面。请客之前戴笠还要特地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就这样，张国焘从叛徒又堕落了一步，成为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当了特务。
戴笠的酒席是不能白吃的。张国焘做了军统的人，就得为特务组织卖力。他向戴笠提出要办训练班，教国民党特务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搞策反和破坏。戴笠满口答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第一期开办时，有各地挑选来的一百多人。张国焘给他们讲共产党的情况，给他们分析研究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骗取信任。然而真正运用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张国焘派几个特务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边区策反，这些家伙都是有去无回。张国焘白忙了半天，让戴笠赔钱又赔人，特务们对张国焘讲的那套空理论也都很不耐烦。在无可奈何之下，短命的训练班办了两期就停掉了。后来胡宗南向戴笠建议：利用张国焘在红军中的关系，在八路军中搞些策反。张国焘写了多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山西的八路军根据地，也都没有下文。张国焘开头向戴笠夸口，保证很快就在延安建立国民党的情报站。结果试了几次，根本没有可能。为了向蒋介石交代，戴笠只好在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洛川县建立了一个电台。
国民党特务是很实惠的，他们需要叛徒就是想得到确切的情报。张国焘在军统，不断有特务来找他了解情况，让他提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具体线索。这使张国焘非常尴尬，他是想当领袖和大官的人，当这种“眼线”未免太掉价。说实话，中共地下组织的具体情况，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尽其所知回答特务的提问，仍然不能满足对方，逼得他只好躲到同乡蔡孟坚家，竟说是来“避难”。
如果说张国焘一点作用没起，也冤枉他。几年中还是有几个人投靠了他。一个是何畏，他看到张国焘逃跑了，想想自己是张国焘的亲信，怕将来没好下场。于是向中央请假去西安治病。何畏身上有伤是实，中央批准并给了路费。何畏到了西安就叛变投敌，没想到国民党不相信他，把他关起来审问了半年，张国焘知道后求戴笠帮忙，何畏才来到重庆见张国焘。二人相见后，何畏“大哭大悔”。说是失去了大批部队归向的机会。其实国民党才不傻，张国焘都带不出部队来，何畏又能有多大本事？过了两年，原红33军参谋长朱德崇，在冀鲁豫军区当个团级干部，因搞腐化被人发现，怕挨处分，就叛变投了张国焘。戴笠听了张国焘汇报马上问：这位团长的队伍开到了什么地方？张说：是团长先出来的，联系好了再去带部队。戴笠立刻没了情绪，知道张国焘又在吹牛。
为了讨好军统，张国焘竟然去做出卖人格的事情。1942年军统在重庆逮捕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张国焘亲自前去劝降。他自我介绍的时候，那位党员为之一惊。当张国焘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高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意投向国民党的话时，那位党员很坚决地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是为了你好，你再考虑考虑。便灰溜溜地离开了。后来这位党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了。
张国焘在军统待了几年，光吹牛不见实效。戴笠也看透了这块“宝贝”，据他的经验，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已经被批倒批臭，谁也不会再跟他走了。当然他也不否认这与共产党组织严密、防范有力有很大关系。于是张国焘渐渐受到冷落，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是很鄙视的，他曾对戴笠说过：对共产党叛变过来的人，只能利用，不能亲近。因为他们能叛变共产党，有朝一日也会叛变我们。戴笠又把蒋介石的话传达给部下。所以，军统特务们也看不起张国焘，时不时给他穿小鞋，找岔子。原来给他的优厚待遇也渐渐消失了。有一次军统进了几部新的小汽车，沈醉等特务头子都在那里试车玩。突然有人报告张国焘要用车，沈醉有车不派，故意让给他派一辆三轮破车。旁人都知道他在整张国焘，哄笑一阵。等张国焘被雨水淋得透湿，坐着三轮过来，看到这么多新车不给他用，不由得大发脾气。沈醉根本不买账，拍着桌子对他喝道：“张主席，请你收起这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张国焘羞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后来戴笠知道，大骂沈醉不懂事。说张国焘虽然没起多少作用，但不能说他没卖力。而且张国焘毕竟是有影响的人物，如果外边知道我们对他不好，会使一些想来投奔的人感到寒心。虽然沈醉向张国焘赔礼道歉，张国焘却已经寒了心。他沉痛地对托派郑学稼说：“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
当时朱家骅在重庆任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他与张国焘是北大校友，凭着这层关系，朱家骅安排张国焘在“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当了主任委员。这也是一个虚职。张国焘去办了几天公，对国民党机关中那套作风很不适应，对朋友说他在那里“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后来经朱家骅建议，蒋介石委任张国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是国民党搞的“民主”把戏，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则把参政会当作与各民主党派搞统一战线的活动场所。张国焘当上委员，觉得地位高了，很有面子。但出席会议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根本不理他，其他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不和他接触。张国焘蹲在角落里，非常孤立。到1945年抗战结束，张国焘的参政员也被免掉了。
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郑介民接管军统，进行内部变动和裁员。张国焘在军统混不下去，以同乡关系去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长的熊式辉。熊式辉又把张推荐给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委任张国焘出任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的署长。军统的人听说，都羡慕张国焘得了个肥缺。但是张国焘既无在国民党内当主官的经验，手下也没有可靠的人。他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配合下才能进行。也是张国焘命中注定，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正是他的冤家对头。王陵基原是四川军阀，当年在通南巴地区被红四方面军打得狼狈不堪，大败而逃。刘湘不仅撤了王陵基的职，还把他拘禁数月。王陵基现在与张国焘共事，处处刁难张国焘，对张常加非礼，有意排挤。一次张国焘到省府出席会议，讨论维修公路问题。王陵基规定搞“义务征工”，每个壮丁出劳役三天。张国焘认为出劳役不合适，应该付给酬金。王陵基嘲讽地说：“义务征工”是当年蒋委员长在江西剿共时定下的规矩，多年都是这么办的。张先生是从延安投奔来的，不知道这些事也就不足为怪啦。跟这些军阀没理可讲，仅仅两三个月，张国焘就干不下去了。这一连串打击使张国焘情绪低落，每天在家中找几个朋友打麻将牌混日子。
张国焘辞职后，移居上海。1948年他筹了一笔钱，与几个反共文人魏道明、郑学稼等办了一个《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的理论宣传。这年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深入展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崩溃已成定局。军统头子毛人凤秘密安排后事。他指示手下特务：凡是共产党的叛徒，都要留在大陆，一个也不许到台湾去。在上海，毛人凤请张国焘吃饭，对张国焘说：经他们研究，共产党来了绝不会杀你。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便多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毛人凤特别强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是“老头子”的决定。张国焘沉思良久，声音低沉地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绝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在那些年青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说完，张国焘告辞而去。沈醉在一旁感到毛人凤太冷酷，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过去他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不仅张国焘被抛弃，其他如何畏、徐梦秋等也都落个同样下场。在南京解放前夕，何畏绝望投江自杀。徐梦秋解放后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受到应有的惩罚。张国焘后来听说何畏的死讯，伤心地流下眼泪。
张国焘没有服从毛人凤的命令，于1948年底逃往台湾，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栖身。国民党当局对他不管不问，不久他的房子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强占。张国焘在台湾无法待下去，便于1949年初移居香港。他与顾孟余等人以“第三势力”的名义创办《中国之声》杂志，当时人心惶惶，百物腾贵，谁还顾得上理会张国焘的那些东西。杂志不久又告夭折。张国焘资产不多，在香港难以维持生活。朝鲜战争期间香港金价上涨，张国焘以全部家产5000美元投入市场做黄金生意，不料行情暴跌，张国焘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贴进老本，真是一贫如洗。幸亏大儿子张海威在学校教书，收入勉强能维持生活。
张国焘贫困潦倒，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也许此时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眼看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光明。而蒋介石在台湾靠美国扶植，苟延残喘。他又萌发了回国内定居的念头。1953年张国焘托人带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想回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转告带信人：张国焘要回来也可以，但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中央交代他在叛变投敌期间的一切行为。张国焘不接受这些条件，回国的事就搁置起来。他又向中央请求让他的二儿子张楚湘回来上学。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楚湘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后回港行医，有了稳定收入。张国焘多少感到了党的政策的宽大，逐渐与国民党疏远。
20世纪50年代，台湾和海外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人多次来找张国焘，有些是出于反共目的搞情报的。张国焘表示谨慎，拒绝与自称左派或右派的人士接触。1961年，他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历时四年，写完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由于时代的间隔和查不到当年的文电原件，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史实错误。但是他毕竟写了一部在中国共产党内18年的完整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由于他的立场没有改变，对中央批判他的错误路线仍是耿耿于怀，死不认账。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描述，更是发泄他内心的仇恨。但是这本书中也确实叙述了党的初期和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往事，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特别是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战斗经历的叙述，还可见他的怀旧之情。这部回忆录1965年在香港《明报》杂志连载，又出版了单行本，引起海外关注。张国焘在撰写期间，每月由堪萨斯大学付给2000港币生活费，出书后又得到一笔稿费。夫人杨子烈也写了回忆录《往事如烟》，二人的稿费和版税收入，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保证。
1966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场运动也波及香港。张国焘眼看刘少奇、彭真等一大批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被打倒批斗，红卫兵“破四旧”和抄家之风愈演愈烈。想起他过去与毛泽东的恩怨，张国焘自觉在劫难逃。当时香港街头也出现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张国焘惶恐不安，几次请求香港警方“提供保护”。但是张国焘在港英当局眼里不过是平民百姓，不可能为他昼夜站岗。张国焘感觉难保安全，便于1968年移民加拿大，投靠两个在那里留学的儿子。1977年张国焘身患中风，半身不遂。杨子烈在香港生活时因跌坏盆骨，也行动不便。儿子媳妇都有职业，不能照顾他们。于是张国焘申请住进多伦多市的免费老人病院，杨子烈住进养老院自理生活。儿女有空轮流前来探望。这个老人病院老人多而医生护士少，除了供给一日三餐和隔日洗澡，平时老人招呼多不理会。1977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天气严寒。而病院内暖气却时常中断，终日躺在病床上的张国焘，有时转身被子掉落地上，自己无法拾起，叫人也无人来助，只能咬紧牙关忍受寒冷。12月3日5时起，他突然大呕大吐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医生来诊断，已经气绝身亡。当杨子烈及子女闻讯赶来，张国焘已停尸太平间。一家人痛哭愤恨，杨子烈在电话中对蔡孟坚说：“我们做共产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