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苏联。那几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 1954年8月，我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一些团干部到苏共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我参加的是第四期，领队是当时在东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净武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大学的张学书。
我们19名学员，加上两名翻译，共21个人，是在1954年8月底离京飞往莫斯科的。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苏联飞机，从北京起飞，途中降落两次，并在伊尔库茨克过夜，第二天换乘大型飞机，中间又停了好几站，最终才到达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里好像刚刚下过雨，走出机场时，脚下还不时会踩到雨后一片片的积水。
苏联中央团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镇威什尼亚基，离莫斯科市区有市郊列车六站地的路程。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个不小的湖泊，附近还有一座彼得大帝时期一位大臣的庄园，那时已改做博物馆。
团校的课程有联共（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主课，还有俄语、青年团工作等几门副课，另外就是体育课了，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团校授课采取课堂宣讲和课下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课堂上先讲授三到四个小时。那些苏联教授的理论功底都很深，讲起课来真是引经据典，照本宣科，马列主义的某个观点、某句话，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几页上，都能一一说出，分毫不差。课下，我们则要用大量时间来阅读指定的理论书籍，也就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师围绕教学内容组织的课堂讨论，俄语叫“席明纳尔”。在这种讨论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可以互相提问，内容当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很少有与实际相结合的讨论。
赴苏之前，所有学员只受过为时半个月的俄语训练。开始时，老师授课和师生之间交流都要通过翻译，从俄语翻译成中文，再将中文翻译成俄语。学习俄语，成了首要任务。
根据学员的水平，俄文课分成了四个小班开设，每个班约有四五个人。分班前有个水平测试，让从地图上指出某个城市，还问一些诸如“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之类的问题。我和几位曾在国内自学过俄语的同学分在一个班，被其他同学戏称为“高级班”。
开学后，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着背俄语单词或朗诵课文。到了学习结束时，我和有的学员已经可以用俄语回答问题了。
除了课堂学习外，苏联团校还组织我们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工厂、集体农庄，以及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参观过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纪念馆，观赏过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过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以及听一些著名的歌剧。
1955年寒假，我们去列宁格勒旅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在一片皑皑白雪中，我们参观了冬宫、斯莫尔尼宫和因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而闻名的“阿芙乐尔”号军舰。全班同学还在苏联和芬兰边界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小茅屋前合了影。当年，列宁就是住在那间小茅屋里，写下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暑假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去乌克兰旅行，并乘船游览了黑海和克里米亚。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处于最好的时期。苏联团校的教员、同学、翻译，乃至后勤工作人员，对中国学员都非常热情，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顾得很周到。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中国人喜欢吃花生米，就在课堂上说，她一定会给大家找一些来。过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这件事忘记了，那位老师却真的为大家带来了许多花生米。那是她从莫斯科市里千方百计找到的。当她把花生米一一分给她的中国学员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班上的翻译瓦里娅，还受校方委托，负责安排学员的各种活动，假期带领大家到外地参观访问。她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学员解决校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那份耐心、热情和周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在我们中国学员的心目中，苏联是革命圣地、列宁的故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向往。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经济建设等很多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到了苏联，都很兴奋，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苏联为榜样，好好学习。
但是，在苏联学习的时间长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多了，慢慢发现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难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不少苏联人在谈吐中，不时会流露一些不满情绪。大家最初深感诧异，想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的苏联，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也会不完美吗？
1955年夏天，苏联团校的学习还没结束，组织上就通知我，毕业后留在驻苏使馆工作。
我们刚到苏联时，我国驻苏大使是张闻天同志。1955年初，张闻天奉调回国，由刘晓同志出任大使。陈楚同志和张德群同志先后在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工作。
那时，我国一年中同时在苏联的留学人员约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敖德萨等地也有不少人。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所有与留苏学生有关的事务，例如联系院校、确定专业、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乃至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要处理。留学生管理处的主任是教育部派来的参赞李滔同志。在留学生管理处工作时，我几乎到过所有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并有一年的时间住在列宁格勒，专职管理那里的1000多名留学生。
1960年，我调到使馆研究室，主持调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调回国。
从1954年去苏联团校学习，到1962年回国，我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八年。这期间，苏联内部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做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西方舆论也广为传播。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两党发生分歧。从1959年起，中苏开始了为期30年的“冷战”。我1962年初回国时，中苏两党正处于“十年论战”的高潮，而两国关系正在一步步滑向严重的对抗。
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社会有什么变化。
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行驶整整一个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从车窗望出去，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桦树，广袤的草原……风光依旧。只是沿途看不到什么大的建筑、新的工厂或新的城市。列车一站站停靠时，从行色匆匆的旅客们的衣着和行李上，以及车站小卖部抢购食品、到处有人拎着面包的情况来看，苏联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好像停滞了。当年赫鲁晓夫吹嘘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显然已成了泡影。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乘客已经寥寥无几了，和十年前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几乎可以独享整节车厢，旅途烦闷时，只能和乘务员聊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了，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从使馆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尖顶上闪亮着硕大的红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这所大学的大礼堂里向留苏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留学生们高喊着 “为祖国建设奋斗50年”的口号来回应，场面激动人心。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再。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驻苏大使是刘新权同志。使馆有三位政务参赞，除了我，还有马列和王荩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从1954年算起，断断续续，我在苏联度过了整整十年，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而最后这两年，则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和困难的时期。
自1974年离开苏联后，我仍多次访问过苏联，并从1982年起，主持了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中苏磋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不断加剧，苏联竟在一夜之间瓦解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最先发出了独立的呼声，并提出控制本国财产的要求。接着，位于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宣布主权独立。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倒下去一样，到1990年年底，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都通过了关于主权独立的决定，其中四个明确表示退出苏联。
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独立具有决定性影响。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俄是主权国家，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国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苏联法律同俄联邦主权相抵触时，俄将中断其在本土的效力。俄罗斯还宣布，俄有支配本国全部财富、解决本国社会全部问题以及退出苏联的权力。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的“独立日”，成为他们的国庆节。
苏联最初是在1922年底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组成的，1940年8月后形成了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跨11个时区的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其国民生产总值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俄的日常事务实际上是由苏联政府中的各机构直接管理。现在，俄罗斯宣布独立了，苏联存在的基础一下子就没有了。
为了挽救苏联解体的危机，1990年，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了新的结盟原则。这是一个重新规范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新联盟条约。条约的草案在11月公布了，其主要内容是规定联盟中央掌握通过宪法以及国防、安全、外交的权力。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各国可自主确定国家体制。各国首脑参加联邦委员会，参与确定联盟的内政、外交等基本方针。
草案公布后，波罗的海三国明确表示不参加缔约。格鲁吉亚称“在获得真正主权之前不会缔结任何形式的条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则要求中央先承认它们的主权宣言，并明确同它们划分权限之后才能缔约。
第二年春天，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等九国领导人为克服危机，商定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国内局势，并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这即是通常所说的 “9+1”协议或“新奥加廖沃进程”。用当年曾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的话来说，当时，“新奥加廖沃进程”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大家普遍认为，即使没有波罗的海国家，我们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也可以在邦联而不是联盟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了。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会谈时曾向江总书记强调，苏联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将取决于如何更新联盟的问题。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新联盟条约将确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哪一个加盟共和国签字，加盟共和国就可以在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中享受各种优惠条件。如果不签字，就会被视为外国，从而不能享受统一的经济空间的各种优惠条件。他说，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他比喻说，“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只有在教堂顶端升起烟来，向外界宣告选举结果后，参选者才准离开。我们还要开联邦委员会会议，如果房顶不冒烟的话，谁也不准离开莫斯科。”
8月初，戈尔巴乔夫宣布，新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公开签署。然后，他就去克里米亚半岛休假了。
8月中旬，这个尚未签署的条约草案被刊登了出来。这个条约明确规定，苏联采取联邦制，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自然资源归各国所有，本国法律在国内至高无上。缔约国授予联盟的权限是：捍卫联盟及其主体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对外缔约、宣战，批准联盟预算和发行货币等。
就在预定签署这个条约的前一天，发生了“8·19事件”。
在8月19日前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至今仍有些扑朔迷离。
当时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回忆说，那年6月，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告诉过他，苏联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的政变。他根据布什总统的指令，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他说：“我完全掌握着局势。”
当时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述。他还写道，在美国大使走后，他还与戈尔巴乔夫相互谈到了各自获得的类似信息。
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克留奇科夫是这样解释的：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去休假，他让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长亚佐夫准备实行紧急状态。8月5日，他们三人在莫斯科聚会，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再过一段时间，苏联就不复存在了。克留奇科夫说，他们几个人决定站出来。8月18日，他们去找过戈尔巴乔夫，因为感觉他或许还能起一些作用，想把他请回莫斯科来，重新整顿秩序。在休假地，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
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和苏联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发了苏联副总统令，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苏联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责。随即，又发表了由苏联代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联合签署的声明，宣布成立包括他们在内的由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称，立即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六个月。
这一举动，立即在苏联各地，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俄罗斯、乌克兰等则纷纷表示反对实行紧急状态。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宣布接管国家政权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有些惊慌失措。
20日下午，亚纳耶夫等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希望戈尔巴乔夫早点儿回来。21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与俄联邦总理西拉耶夫及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随后，戈尔巴乔夫通过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将恢复行使总统职责。第二天凌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
至此，“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8月22日，我应约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见面时，苏联大使先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说他健康状况正常，苏联将在近日全面恢复宪法秩序。苏联实行民主变革和认真遵守国际条约、公约和其他义务的方针仍然不变。苏联内阁将致力于在全国恢复法制和经济。我对大使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的内部事务应当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相信，在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日后的事态证明，事情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愿发展，相反，苏联瓦解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总统下令解散苏联内阁。25日他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以总统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所有政治党派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9月初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 表大会解散。
9月6日，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
9月7日，我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并由田曾佩副外长前往谈判建交事宜。9月中旬，中国同这三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苏联而言，更致命的打击发生在那年的12月。
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来到白俄罗斯。下了飞机，他们就转往布列斯特城以北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的别洛韦日森林，在那里，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进行了会晤。据说这个森林里曾有野牛出没，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时，在这里建了一栋 “狩猎小屋”，供他狩猎时休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三国领导人在这栋房子里进行了整整两天的会谈。
12月8日，三位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由于签署联盟条约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建立独立国家成为现实，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因此，三国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对其他共和国开放，其协调中心设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这份“三国协议”很快就在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被批准通过。紧接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领导人经协商发表声明，表示五国愿意成为联合体的平等发起国。
12月17日，俄罗斯议会宣布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财产所有权。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宫。
21日，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俄罗斯的《消息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用了“苏联历史在哈萨克斯坦结束”这样的标题。
这时，苏联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土的国家了，戈尔巴乔夫也成了没有什么可以统治的总统了。
1991年12月25日，也就是距苏联成立69周年还差五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在他不到半个小时的电视讲话结束后，大约在莫斯科时间晚上7时30分左右，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接着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
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27日，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正式取代苏联的席位。
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20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苏联的解体，几乎像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但导致其瓦解的许多因素，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在上个世纪初，两个著名的法国作家当年对苏联的观察。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都曾怀着对这个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家的极大兴趣，来到莫斯科旅行。他们都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所疑所思，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下来。
纪德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从苏联归来》，并在1937年公开发表，坦率地把他对苏联的现实考察和长远思考说了出来。而以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闻名于世的罗曼·罗兰却宣布：“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本日记。”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不少猜测，从而使他的访苏日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的观察和思考。罗曼·罗兰一方面表示“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是“无比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一方面又认为那里“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纪德则写道：“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每日工资为5卢布或更少；而对某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则享受更多的优惠。”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出现了贵族。
无论是罗曼·罗兰还是纪德，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断地将高大的纪念性建筑、宽敞的别墅和窄小、简陋、拥挤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为对比。
纪德在日记中对当时的苏联市场有着深入的观察。他是这样描绘的：百货公司还不到营业时间，门前已开始有两三百人在排队。那天是卖床垫，或许只有四五百件，却来了800到1000多顾客。不到天黑，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需求量那么大，顾客那么多，就是在很久以后，一切东西仍会供不应求。
罗曼·罗兰则对苏联人的精神状况表示了担忧：“我确信，他们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
对此，纪德显然也有同感。他写道：“苏联人对于国外的局势和状况处于惊人的无知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弄得深信：外国的一切都远不及苏联好。”他说，有一个青年人曾这样对他说：“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能在某些方面让我们获益。而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向外国人学习了……”
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论述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的：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必须重视已经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当这些问题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用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出现了。当戈尔巴乔夫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时，“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曾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感到担忧，这一切都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思想。他认为苏联进行改革的前几年，解决了一些住房之类的社会问题，随后便困难重重，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由于急于扭转经济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经济规律，就匆忙决定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消费品严重短缺，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了质；其次，是苏联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而过度消耗了大量资金，把最优秀的干部、专家学者，最好的设备、材料和大量的工业企业，都投入到这一领域。
切尔尼亚耶夫进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最终，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发表主权宣言，是苏联瓦解的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旦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其他共和国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也成为主权国家。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有两件事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因为当时全苏联境内除爱沙尼亚外，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搞独立，俄罗斯向谁要主权？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向苏联；再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两件事一发生，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定了，因为支撑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支柱已经坍塌，维护和保证国家统一的纪律和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了。
如今看来，可以这样说，就苏联而言，成也俄罗斯，败也俄罗斯。
1991年12月25日，我在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做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报告时谈道：苏联解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和两极体制的最终结束。中国人民与原苏联各共和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同时，将继续与这些共和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27日，我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还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
王荩卿大使本来是作为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的。12月初，他按照惯例拜会苏联副外长罗高寿时，苏方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总统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王大使的国书。
但是，局势瞬息万变，这份国书还没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了。
苏联解体后，其对外关系部（即原来的苏联外交部）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办了移交。部长离任，四名副部长被临时任命为俄联邦外交部的“执行特别任务大使”。12月24日，已成为这四位大使之一的罗高寿约见了王大使，对王大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但这时，王大使赴任时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国内立即委托信使给他带去了新的国书。
等到王大使终于向叶利钦总统交上国书的时候，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1年12月27日，我致电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11个国家独立，并准备同他们进行建交谈判。
当时，以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对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进行访问。中国的承认电发出之时，他们正好到莫斯科。李岚清部长在同俄罗斯副总理绍欣见面时，转达了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致叶利钦总统的口信。田曾佩副部长与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12月29日晚，双方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纪要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同意将继续履行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并加强各领域各级别的交往。同时，两国将尽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个纪要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也是在新形势下开展中俄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在中俄两国副外长会谈期间，李岚清团长继续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代表团本来按计划要到中亚地区继续访问，但12月30日独联体各国首脑要在明斯克开会，到访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外长均不在其国内。代表团便决定于29日先回乌鲁木齐，然后从1992年1月2日起，开始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代表团每到一地，即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大概是从未有过的。
就在同时，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荩卿大使返回了乌克兰，同对方商谈建交问题，双方在1月4日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同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中亚地区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都表示，非常愿意发展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关系。有的国家领导人提出，应尽快实现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有的询问，中国何时能派来大使；有的国家外长还说，已经初步为中国使馆物色了馆址。
1月中旬，王荩卿大使又作为中国代表，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代表在莫斯科进行建交谈判，后来又分别去了这些国家，与对方签署了建交公报。中国与白俄罗斯的建交公报，是1992年1月20日在北京签署的。这样，中国就完成了与所有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
苏联的瓦解，及其所造成的国际局势突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加上当时西方大国自1989年以来对我国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力依然存在，这一切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和复杂了。
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他要求大家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他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中，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了。
这时，应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建立何种关系，成为中国外交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在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明显转变之前，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根据这一论断，中国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开展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交往的方针，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92年初，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给我的信中表达了俄方愿按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愿望。
1月底，联合国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安理会首脑会议。李鹏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俄罗斯方面由叶利钦总统前往参加。这也是俄罗斯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俄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合国活动。李鹏总理和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总部见了面，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
叶利钦总统首先表示，俄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同时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俄将尽快批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李鹏总理说，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间的4000多公里边界应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边界。中俄之间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叶利钦还特别指出，俄很重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省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
这是中俄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双方都对这次会面感到满意，认为这是个好的开端。
此后，中国和俄罗斯在各个方面的来往开始增多，两国关系的新局面逐渐展开。
这一年的2月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议会先后批准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
3月，科济列夫外长访华。行前，他来信告诉我，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五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边疆区和州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实业界人士，显示了俄方对其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省份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视。
在与科济列夫外长会谈时，我说，去年底中国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时双方签署的会谈纪要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1月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国的成功会见，更使双方在发展两国睦邻合作关系方面有了许多共识。我们认为，两国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接触十分有益，并愿将这种接触继续下去。
科济列夫表示，俄中关系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有基础的，因为过去俄联邦就坚决支持苏中关系正常化。俄的对外政策是实现对外关系的平衡，既要同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也要进一步发展同邻国，特别是同中国的睦邻关系。在对华关系上，俄尊重过去，注重未来。俄非常希望同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
我对他说，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景很好，最近中国决定在中俄边境地区开放绥芬河、黑河、满洲里和珲春四个城市，为的就是开展两国之间的交流。
科济列夫在肯定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的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时，提出希望两国领导人的这种接触继续下去。他说，叶利钦总统在纽约时就曾说过，应该去中国访问。
我当时表示，中国方面欢迎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间访华。
就这样，俄罗斯首任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了准备此次元首访问，中俄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
1992年4月，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罗高寿到任。罗高寿大使和他的父亲都是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两次来中国工作，周总理授予过他中苏友谊奖章。80年代，他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时，我曾同他进行过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磋商，还同以他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进行过两轮边界谈判，算是熟人了。
在我同他会面时，我先回顾了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领导人往来的情况，认为叶利钦总统访华将是中俄领导人高级接触的继续，是合乎逻辑的。我表示，中方愿在新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发展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国边界谈判和边境地区裁军谈判应继续进行下去。两国经贸关系已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边贸十分活跃。对此，两国政府都应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共同协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罗高寿大使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8月下旬，俄方正式提出叶利钦总统访华的建议日期。
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又与同来与会的科济列夫外长就访问的具体时间和将要签署的文件等交换了意见。
10月，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来华，就叶利钦访华的政治文件及两国联合声明与中方进行磋商。由于苏联解体，当时中苏西部边界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等四国的边界，库纳泽同时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联合代表团，同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会谈。
10月24日，中国与这四个国家签署了边界会谈纪要。纪要确认了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已达成并载入两个中苏联合公报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确认中苏边界谈判中就边界线走向所达成的协议原则上仍然有效，并同意成立负责起草边界协定工作小组。对尚未协商一致的边界地段有关方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我在会见库纳泽时说：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继承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积极成果，而没有继承消极因素，使中俄关系在完全平等、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两国关系将会比过去中苏关系更健康，更正常。我们的边界线上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令人鼓舞的。中国在实施沿海沿江开放的同时，沿边也在开放。而陆地边界开放主要就是面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这样，我们的边界不再是军事对峙的、封闭的边界，而是开放的、鼓励双方往来和开展友好合作的边界。因此，在边界谈判中，我们也应适应新情况，用新方法来解决争议。
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谈判，逐步发展成为“上海五国”的机制。五国领导人每年进行会晤，讨论范围扩大到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地区安全形势和加强经贸往来。后来，乌兹别克斯坦也参加了。这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注）的前身。
1992年11月，我访问了俄罗斯，同时也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是苏联解体、上述国家独立后，中国外长对这些国家的首次访问。
24日中午，我从阿拉木图飞抵莫斯科，两小时后，就同叶利钦总统在克里姆林宫见了面。
叶利钦1931年出生在斯维尔德洛夫州的一个农民家庭， 1955年，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后，从事过建筑工作，后来，担任过斯维尔德洛夫州和莫斯科市的负责人，1991年6 月，正式当选为俄罗斯首任总统。年轻时，他还当过排球队的队员，后来又喜欢打网球，是一个运动爱好者，看上去，身体强壮，精力旺盛。
宾主刚一落座，叶利钦总统就切入主题，说我们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阶段。他又说，对华关系，无论在亚洲还是在世界政治方面，都将在俄对外政策中占优先地位。他还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实际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就是双方的贸易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取得了大丰收，今年可达45亿美元。这时，在座的科济列夫外长插话说，今年很可能达到50亿美元。
叶利钦总统当场确认了访华日期，并说，他相信访华时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能找到共同语言，希望这次访问既务实又充实。他还对身旁的俄方官员说，希望在准备两国将要签署的文件时，要避免苏联时期的老做法，在各个文件之间抄来抄去，弄得所有文件的文字都一个样，从这个五年计划抄到下个五年计划。
他表示，自己从未到过中国，中国有值得俄罗斯学习的东西，可惜，他这次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接着，他向我说起他12月份以后紧张的活动日程。
我对叶利钦总统说，我这次来访，就是为他访华做进一步的准备。动身之前，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国领导人特意要我转告总统，期待着同总统在北京见面。相信总统的访问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开辟中俄关系的新阶段。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相信俄罗斯人民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迎来繁荣和发展。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珍惜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希望两国之间的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
接着，我谈到了中苏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既有深刻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我们认为，要使两国关系健康、稳定、长期地发展，最重要的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的选择，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我还向他介绍了一个多月前闭幕的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并强调这也是发展中俄经济往来的有利因素。此外，我还提出两国之间要加强交通联系，使边界成为一条开放的、活跃的、促进两国交往与和平友好的边界。
会见中，叶利钦的兴致一直挺高。看得出，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如果叶利钦不是五分钟以后要去参加一个政府会议，他也许还会有更多感兴趣的问题要问。
第二天，我同科济列夫外长进行会谈，主要是相互交流各自对中俄高级会晤的准备情况，并草签了中俄相互关系基础联合声明。
在结束访问回国前，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答了他们关于中国发展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和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等问题。我表示，我们一贯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异同，都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国家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从政治上讲，是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从经济合作来讲，应该是平等的、互利的。如果有了这样的共识，中俄两国的关系一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
我接着强调，世界本身就是多样化的，各国差异很大，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道路也都有很大差别。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大家要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首先要承认并尊重这样的客观事实。
至于说到中国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我指出，从前中国和苏联有过结盟关系，也有过很长的对抗时期。今后，我们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这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重新回到结盟，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缓和国际局势不利；重新回到对抗，对缓和国际形势也不利。只有建立这种正常的国家关系，才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稳定，对国际局势起到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1992年12月17日上午，叶利钦总统夫妇一行飞抵北京。随同访问的，有俄联邦内的萨赫共和国总统、巴什基尔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俄联邦外长、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政府副总理等近百人，若再把随行记者和其他有关人员计算在内，总共要有250多人。
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欢迎仪式，并同叶利钦进行了会晤。杨主席说，中俄进行高级会晤有重要意义，国际舆论对此也很重视。相信总统的这次访问定将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叶利钦对中方为他的访问所做的各种安排表示满意，说他作为建筑师，去参观故宫很有意义。他又说，毛泽东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代表团的成员也都想去当一回好汉。
叶利钦总统接着表示，是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促使俄罗斯领导人采取措施，扩大同中国发展各领域的友好关系。
杨主席说，我们没有理由把关系搞坏，只能把关系搞好，现在两国都面临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任务，更应该建立稳固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现在两国贸易额已超过中国与苏联的最高水平，这是个好的开端。两国各有所长，在经贸合作方面，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都有许多文章可做。除高级会晤外，两国在其他各个级别上，在公司和企业之间，都应更广泛地进行接触。
第二天，李鹏总理和叶利钦总统举行了会谈。李总理强调，两国人民有着传统友谊，今后两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应是“平等互利，睦邻友好”这八个字。叶利钦说，发展俄中关系是俄外交工作的优先方向，俄同西方的关系不能代替俄同东方的关系。俄尊重中国的内外政策。
中午，江泽民总书记在钓鱼台会见并宴请了叶利钦总统。
江总书记谈到，他本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很熟悉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的名字，而在中国，许多人喜欢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俄作家的作品。两国间的关系有过美好的时光，也有过僵冷的岁月。这几年两国关系得到发展，相信总统这次来将会使两国关系发展得更健康，更顺利。
叶利钦说，两国的关系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这次是抱着真诚的愿望来中国访问的。这次访问，双方一共要签署20多个文件，这是创记录的，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了。他又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坦率地说，中国改革中的某些独到办法值得俄罗斯研究和借鉴。
江总书记向他介绍了中共十四大系统阐明了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并表示，我们将坚定地按此目标，把经济建设搞好，也希望在此过程中，同俄罗斯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17日晚和18日下午，分别举行了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和24个政府间和部门间的合作协议及有关文件的两次签字仪式。杨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在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我和科济列夫外长、绍欣副总理也分别在两国政府科技合作、文化合作、互免团体旅游签证、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等协定上签字。
两国元首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和俄罗斯相互视为友好国家。这意味着中俄关系在全面继承中苏关系正常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
在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中方参加接待的，除了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外，还有来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方的领导，他们还同随叶利钦来访的俄联邦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叶利钦一行本来按计划应于19日去深圳访问，但那天一大早，俄总统办公厅主任就向外交部戴秉国部长助理提出，由于俄国内有些重要事情须总统亲自处理，叶利钦总统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提前于今天上午回国。
后来，科济列夫外长等陪叶利钦夫妇先期回国，其他人继续去深圳参观。
关于叶利钦提前回国的原因，后来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政府组阁问题遇到了麻烦。他比喻为“分公文包”分出乱子来了，需要他赶回去整顿秩序。
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俄。江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在会谈后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即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他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双方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本来，在叶利钦启程之前，双方已经基本商定了联合声明的文本。4月23日晚，俄驻华使馆主管官员向中方紧急通报，说叶利钦总统在专机起飞不久就认真阅读了双方商定的文本，认为这个文件还不能真正反映两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他建议将两国关系表述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交部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江主席。江主席同意了叶利钦总统的建议。
1999年12月，叶利钦总统第三次也是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华。回国后，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新千年之时，他突然于12月31日正午12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宣布了一个令世界吃惊的决定：“我决定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职务。”在声明中，他表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健康原因，而是“出于对所有问题的综合考虑”。他还说，“俄罗斯应由有智慧、精力充沛的新政治家带入新世纪”。他立即签署了把总统职责交给政府总理普京的命令，旋即将核密码箱等移交给普京。普京代总统于当日签署命令，对卸任总统及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2000年3月，普京正式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当年7月，他应江泽民主席邀请访华。两国元首签署了《北京宣言》，强调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在这一年，两国元首还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等场合进行过三次会晤。
2001年7月，江泽民主席应普京总统的邀请，对俄罗斯进行了自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五次访问。我陪同江主席进行了这次重要的访问。7月16日，两国元首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接着又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这个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条约确认，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
中俄新关系，以此条约为基石，从此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