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便臣（1824~1897），也作罗士敏。爱尔兰人，军人出身，曾任西印度殖民地总督。后又供职于英属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被封为爵士。1897年去世。
罗便臣在任期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园林圆明园，又凭着《北京条约》，割去九龙半岛。
罗便臣在任期间，做了几件前任没有做过的事，被史家们称为香港的“首次”。
一，1860年香港邮政局脱离英国邮政局独立。1862年12月8日，邮务司密辙尔正式发行香港邮票。是香港邮政局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全套7枚，以维多利亚女王像为图案。后来发展为：2分、8分、12分、18分、24分、48分等16种。香港邮政局的独立，为以后香港邮政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876年，香港邮局加入万国邮政协会。
二，1862年起，港英当局开始实行官学生制度。就是从英国考选官学生来港，接受3年中国语文训练，然后分派各部门做翻译及其他重要公职。第一批官学生有甸尼、史笏夫和汤隆荃3人，于1862年9月抵港。从罗便臣之后，香港开埠初期以军人、冒险家和水手出任港英政府政务官的办法，逐渐变成历史陈迹。
第五任罗便臣三，修水塘供应自来水到市区。罗便臣上任不久，就遇上一次干旱，遂计划自薄扶林水塘引水。该工程1863年竣工，是香港历史上修建的第一个水塘。从此，香港才有自来水供应。
四是，改革香港币制，1862年7月1日起，改用银元为记帐单位，放弃英镑单位。向伦敦订铸香港银元，作为香港通用货币，并铸造铜元作为辅币，开办银行，组织成立香港商会。
九龙半岛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840年春，林则徐曾经在一份奏折中指出，“尖沙咀一带，东北负山，西则有急水门、鸡踏门，东则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巨岛，又即山其西南。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恬浪静，水势深广。英夷船只，久欲依为巢穴。而就粤省海道而论，则凡东赴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万一中途梗阻，则为患匪轻。”林则徐针对英军挑衅的情况，奏请朝廷在九龙半岛的尖沙咀与官涌各修炮台一座。炮台修成以后，被分别命名为“惩膺”与“临冲”。林则徐为这两座炮台购置了56门大炮，并派兵八百余名驻守炮台附近山梁。
尖沙咀在香港岛对岸，水深港宽，可泊轮船，地势平展，宜于居住。英国人早就看上了这块地方。义律曾一度要求清政府割让。1841年7月9日的澳门新闻报纸说：关于城市建设，香港对面的九龙，条件比香港岛更为优越。义律被召回国后，大鸦片贩子马地臣担心，英国政府听信一些人关于香港不适宜欧洲人居住的言论，放弃香港岛而要求舟山、厦门等地，他要伦敦的查顿运用他的影响，说服政府，保留香港岛。他说，好些人愿要九龙，但我们应该两者都要。1848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主张占领南九龙半岛，说它在季风季节里是安全的避风港，如被别国占领，将会构成对香港岛的威胁。
1860年3月初，英国派克灵顿率海陆军万余人来华作战。这批英军陆续到达香港岛，找不到营地住宿，3月18日，在罗便臣和克灵顿策划下，英军四十四团就在尖沙咀登陆。罗便臣兴奋地说，占据了尖沙咀，就为最终割占南九龙铺平了道路。
巴夏礼向香港总督罗便臣提出，要求广东当局租借尖沙咀的一片土地，作为来华英军的驻地。罗便臣于是命令巴夏礼、克灵顿赶往广州，同劳崇光交涉。巴夏礼于3月20日起草了一份租借尖沙咀的文件，经克灵顿同意，交给劳崇光。巴夏礼等人的借口是九龙半岛坏人出没，秩序混乱，英国利益受到损害。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用武力驱逐坏人，在那里驻守一支得力部队；二是广东地方当局划出一条界线，线南的地方像香港岛一样，割让给英国。巴夏礼还说，如果地方官员未请准以前，不便割让土地，可采用租借办法，将这块地方移交给英国。他还说这个办法虽不完善，但在永久解决以前，它是控制或者驱逐歹徒的有效措施，希望劳崇光接受这个移交办法。巴夏礼是英法联军管广州的三人委员会的头头，广东清朝官吏实际上是为他们维持秩序的工具。劳崇光屈服于巴夏礼的淫威，第二天双方签字，并立即互换文件。按照巴夏礼提出的方案，在九龙半岛上划出一条界线，自九龙炮台以南附近地方的一点起，包括石匠岛在内，线南的地方租给了英国，完全满足了罗便臣的要求。巴夏礼迅速办完租借手续，得意忘形地说，解决了九龙问题，毫不怀疑，这个半岛将来一定会完全割让给英国。原先，罗便臣对租借的办法还表示犹豫，原因是英国颁给他的特许状，没有规定香港可以租借土地。这时写信给巴夏礼表示感谢，说他“对九龙成功地作出十分圆满的安排，除了没有割让，我们现在处于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地步。当我向纽卡斯尔公爵（当时英国殖民大臣）呈送正式公文时，我不会忘记指出这件事我们有赖于你进行交涉时的机智和技能。”
英国政府一直蓄意侵占南九龙，对于租借不会满足。1860年4月，英国侵华全权代表、曾强订《天津条约》的额尔金再度来中国前，外交大臣罗素给他一个训令说：“殖民大臣表示了这种意见，在对中国的任何新条约中，应该努力作出割让九龙半岛的规定。根据他的请求，兹特训令阁下：任何将出现有利于获得这个割让的机会，都不要让他错过。”
额尔金担心英国割占领土，会引出法国的欲望，威胁英国的在华利益，因为法国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因此有些顾虑。罗素于是授权额尔金相机行事。他说：“女王陛下政府乐于获得九龙半岛，但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必须由你考虑。”由于当时通讯不便，关于巴夏礼租借南九龙的报告隔了一些日子才到伦敦。英国政府接到报告后，于7月初，密令额尔金割占九龙。密令说：“巴夏礼已经获得九龙半岛的永租权，考虑全部情况以后，认为有必要获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还说，这次取得的面积不大，法国不会效尤。
额尔金根据这项训令，在焚劫圆明园后，强订《北京条约》，除勒索巨款，增设口岸外，又增加割取南九龙半岛的条款。清政府被迫于1860年10月24日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条约第六条规定：“前据本年2月28日（阳历为3月20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其批作为废纸……。”这一条款既定，南九龙半岛便由租借变为割让，英国正式占领了半岛上界限街以南的中国领土。
得到九龙半岛南端以后，驻港英国人内部发生矛盾。军方坚决主张把这个地区作为单纯的军事基地，交他们管理。民事部门却要把它作为香港的外围，拨给民用，双方争执不休。直到1864年罗便臣政府擅自扩大地界，伸展到西北面的深水。英政府决定把这块新扩占的土地拨给陆军，原来的地区给香港当局和海军，但必要时陆军仍可使用。这样才平息了内部的争吵，深水这个地方就被英国偷偷地占据了。
1861年，英国殖民者强迫四名清朝官员前往九龙举行所谓“授土仪式”。仪式在1月19日举行。巴夏礼将一袋盛有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清朝官员，让清朝官员再将这袋泥土授给香港总督罗便臣。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会感到痛心的情景。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南九龙被英国占领，地域开阔了。英国达到了军事和外交目的，也为英商进一步扩展对华贸易和英国在香港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提供了条件。从南九龙到香港岛之间，约17平方哩的广阔水域，实际上全部属于英国所占有。他们定名叫“维多利亚港”。香港是世界上三大天然良港之一，港阔水深，波恬涛静，终年不冻，吃水12米的远洋巨轮可以自由进出；可以同时停泊一百多艘巨轮。香港的人口，由于南九龙被占领，也从1860年的94971人，增加到1861年的119321人，增加了24350人，即增加25％以上。这些条件对于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转口贸易港的形成，关系十分重大。从此以后，随着香港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以航运贸易为中心的香港经济，更加具备了发展的条件，香港开始了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
1860年，英资省港澳轮船公司成立，资本港币75万元。其时，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香港政府执行战时法令，统制各航业。因为该公司受香港政府支持特许经营，所以，趁机垄断航务，进一步发展了香港、广州、澳门之间的运输。
港英政府推进海上运输贸易发展的第一步，是建立和健全港口的设施和管理。1861年，罗便臣委派海军上尉亨利?乔治?汤式为香港港务处长兼海事裁判官、火药库监督及海关长官。汤式上任后，提出“港口与海岸法案”，进一步对帆船和港口船只施行管制，维持了港口的正常秩序。1862年，为使众多的船只在气候骤变时，有一个安全去处，兴建了铜锣湾的避风港。为以后香港航运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罗便臣时期，轮船修造业开始建立和发展，这标志着香港海上交通运输和贸易进入了发展阶段。早在1843年，由英国人约翰?林蒙在香港岛东角附近开设船排，制造了一艘载重仅80吨的小船。1857年，又在石排湾海岸买地11.5英亩，开设造船厂，以后又在造船厂内兴建一个“贺普船坞”。1863年7月，几个船商联合组织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1865年收购了“贺普船坞”，成为较具规模的船坞公司。
码头与货仓的建设和发展，也是海上贸易运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有些大商人建筑了仓库自用，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货物进出口增多，小商行也需要有货仓，他们无力自建仓库，于是就出现了专供租赁的公仓。
港口的基本设施，修造船坞和码头仓库等基础建设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使香港航运事业得以加快发展。1863年1月，法国邮船公司也加入了香港欧洲的定期航运。从此，英国和法国的轮船在香港展开了竞争。英国人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和“海洋轮船公司”等也为香港与各地航运线增加了航班。
1861年5月29日，香港商会成立，当时全部成员是西洋商人，所以叫西商会。它虽然是民间工商社团，但当初对港英政府影响很大。它的宗旨是促进香港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收集香港工商界的意见，并在必要时向港府反映；接受港府就影响香港工业、贸易及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咨询等，所以实际上统制香港的商务，并且它还直接影响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对中国的政策，1886年，张之洞代表清政府要求在香港设领事，遭到该会反对而被搁置。从1884年起，香港便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届立法局成员中都要有一名该会会员。该会主席一直由英国人出任。从经济角度说，对于促进香港工商业及外贸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随着各项基础建设的发展，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加。但是，英国对鸦片战争的胜利，也就是对中国输入鸦片的胜利。当时，香港的贸易仍以鸦片为大宗，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更为深重。据统计，1864年，香港进口的货品种类中，鸦片2000万两，棉织品700万两，毛织品500万两，五金200万两。而进口的这些鸦片主要是销往中国内地和亚洲部分地区。而香港出口的货物品种，只有丝1200万两，茶叶2900万两，棉花600万两。由统计可见鸦片贸易数额之巨大，香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大量贩卖鸦片。英国在香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中国的整个利益为代价的。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逐步成为远东商业中心。英国占领香港后，在香港设关收税，凡来往船只经过香港，都要抽税，我国华南经济大受影响。香港内部，苛税杂捐层出不穷，税收逐年增加。戴维斯任职时，1846年税收是27046英镑，到了罗便臣当政时的1864年，税收达到132884英镑。
香港华商对于当时的税收制度，深感不满，认为这是“无货不捐”，难以忍受。因此有很多商家虽然在港置有产业，也宁愿做出牺牲，奔回内地，所以香港商业一度衰落。
1861年，香港财政收支由平衡而达到有钱可赚。这一年的资产总值比债务超出四千三百英镑，收入的来源全靠增加税收，其中最大宗的有牌照税、土地税、差响（警捐）等。当时，因为商业发达，地价上涨，买卖地皮的人大发其财，所以土地税也大幅度增加。英国政府除了在侵略过程中获取的实际利益外，已经开始从香港经济的发展获取大量英镑收入。
1865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影响到香港市场，商业萧条，税收减少，于是港英政府通过了“印花税案”。商人虽然竭力反对，但当局仍强制执行。
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和斗争，另一方面锐意经营，发展和壮大华人经济，因而逐步争得了部分的权利，使华人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了初步的改善。
1860年罗便臣政府实行“牌照法”，规定凡在香港的商人都必须领取牌照，缴交牌照费。这项收费引起商人的反对。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典当行业实行罢市，结果，香港政府只得减低牌照费。接着，全港轿夫和水上船户也反对牌照费和登记，举行罢工，坚持了3个多月，直至香港政府修正条例才复业。1862年，香港码头搬运工人，反对当局强迫登记，又举行罢工。这些商人、轿夫、水上船户、码头工人，除少数外商，几乎全部都是华人，他们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觉悟，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华人的团结和力量，不仅由于人数众多，而且还由于华人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华商资本在香港已经逐步成为对香港具有相当影响的力量。早在第四任总督宝灵时期，他估计年缴地租十英镑以上有143人，华人占42人。从他按经济地位估计的人数看，有一定经济力量的华人已占了相当的数量。
英国要统治香港，中文翻译人才缺乏，一直困绕着前几任总督。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在香港政府服务的或是在港经商的中国人，英语程度很差，除了简单的日常对话外，根本没有其他方面的英语训练。而在港的英国人懂中文的更是少而又少。高和尔因为通晓中文，官拜港府裁判司通译、警察副总监、政府总登记官兼华民司，兼政府总通译官。后来与海盗勾结，贪污受贿，被革除职务。但是，因为缺翻译，港府又不得不把他请回来，官复原职。可见翻译人才的奇缺。诺顿?凯希曾记载1849年在香港执业律师派克关于法庭缺乏中英文翻译的表述：“在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没有人通译，因为中国人找不到通译，无法审理他们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方面，当然有通译官高和尔，但他同时又是副警察总监，因此，他对于被告时常又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他这两重任务是根本冲突的。”
为了解决中文翻译问题，香港政府曾上书伦敦殖民部，请求在皇家学院增聘中文教授，规定凡是愿意到远东来服务的官学生，如果选修中文，一经考试及格，就从优录用。当时还有人提议，香港的官立学校，应该设立中国通译训练班，借以造就中文翻译专门人才。
1861年3月23日，罗便臣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他拟就的准备呈请伦敦批准的一套培养翻译专门人材的计划。他阐述了香港自开埠以来，因为缺乏中文翻译人材所感受到的困难，以及历来各界人士为改善缺乏翻译人材状况而提出的各种建议都毫无结果的情形。罗便臣说：“在目前，没有适合的通译可用，也没有现成的方法可造就供应这样的人材。过去曾经鼓励服务政府的文员去学习中国文，但是结果发现，而且事实确是如此，经过自上午10时伏案工作至下午4时之后，实没有多余或足够的精力去研究艰难的中国语文，而中国语文不易学习又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本席的计划是，选派的官学生必须年龄在20岁以下，并且应该从各书院去选取，不必仅限于英皇书院一校，如目前选就领事人材所施行者。并且应该给予一百镑做治装费与路费，抵达中国之后更应每年津贴200镑，并且供给宿舍，给他们请好教师。然后经过3年学习，考试录用，每年薪俸400镑，不供宿食；隔两年之后，薪俸可以增至500镑，并应推荐至一般文员机关中去优先录用。每隔半年再考核一次，以看是否有进步。若是品行不佳，或是学习不用功，则实行遣送回国，并且追回过去支付的津贴费用。关于这一点，选取的官学生离英来港时，一定先要觅取保人担保，必要时要偿付因此而耗费的一切费用。”
罗便臣反复强调实行官学生计划的迫切性。他表示，没有适当的精通中国语文的通译，实在无法处理这个拥有12万中国居民的政府行政。他还说了一个有趣的，但又说明翻译重要的故事。
港督的朋友、学者理雅各，他的女儿被人偷去一块表，后来窃贼被捉住，唯一的证人是一个当时正在屋外工作的小工。在法庭上，证人说，当时他正在“墙头上洒灰水”，看到小偷把表偷走。但是，控方的翻译却把证人的证词翻译为，窃贼行窃时，这位证人正在“墙头上睡觉”。法庭为之大哗，一个人正在睡觉，怎么能做证看见别人偷东西，并且墙头上也无法睡觉啊！幸亏理雅各博士精通中文，当时马上纠正翻译的错误，才使案件得到恰当的处理。
立法局会议通过了罗便臣的官学生计划，并得到伦敦的国务部批准。1861年10月12日港府宪报上公布了这个计划。1862年4月间，第一批官学生选出，9月由英国抵达香港，开始中国语文的专门学习。
港元在香港正式使用，开始于第五任总督罗便臣。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币制种类繁多。首任总督璞鼎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于1842年3月29日及4月27日，公布以英国金银货币、中国白银铜钱、西班牙及墨西哥银元等，作为香港暂行通用货币。1844年底，英国政府为了使香港币制与英国币制相应，实现殖民地货币制度标准化，宣布英镑为香港的法定货币。但是，香港居民已经习惯使用银元和铜钱，一时改变很困难。1845年5月1日，根据香港第二任总督戴维斯的命令，辅政司布鲁士发表布告，修正了以前的通用货币制度。布告规定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印度卢比及其破碎银屑、中国通用铜钱（制钱）等为香港法定通用货币。布告特别指出凡属英国通用货币，不论纸币或硬币，一律为香港合法通用货币。然而，由于铸造及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当时香港市面上英镑的流通量极少。实际上流通的货币单位，仍然以银元为主，1元以纹银7钱2分为计算单位。这事实上是在沿用当时中国的币制。
香港初期币制主要是采用银本位，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以金本位（英镑）为记帐单位。从1841年到1861年21年的时间，香港官方的一切收支预算，全部以英镑为计算单位。实际生活中收支多以各种银币为单位。这在计算上引起许多混乱和麻烦。
罗便臣认为，金本位不适合香港的环境。于是依照他的命令，1862年宣布取消英镑法定货币规定，改以银元为计算单位，并公布银本位制的法令。财政司在预算、决算时，都以港元作为计算单位。盈余部分则运回英国购买英镑作为储备。这是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港元名称的开始。
既然罗便臣训令财政司在财政方面以港元为计算单位，便应该有香港自己的流通货币。所以他在英国国内铸造了3种香港的硬币：一仙的铜币，一毫的银币，千分之一元的铜钱。这3种硬币中，首先运到香港流通的是“香港一仙”的铜币。这枚铜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头像；背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一仙”的字样，并标明了铸造年代是1863年。
总督调解俱乐部纠纷
英国统治前期，香港居民生活在十分混乱的社会之中，港英的军队之间，军警之间，政府商人之间是非矛盾不断，冲突随时发生，居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空间。
香港有一间被人称为“新公司”的俱乐部，是英国人组织的。它不仅不接纳中国人为会员，就是英国人自己，在申请加入时，也往往被否决。罗便臣任职期间，俱乐部有不少是非矛盾。
据香港当时的外文报纸记载：俱乐部会章规定，英国海陆军人可以入会。但是，1859年到1860年间，这家俱乐部的会员发现，每逢有英国军人申请入会时，在执行委员审查会议投票表决时，总是被否决。有人开始打听内幕，可是这家俱乐部高层人员一律守口如瓶，不肯透漏消息。
俱乐部本来有一项传统规定，凡是正式会员，在会所内饮酒用餐，照例总是签字记帐的。这时忽然宣布一项新规定：凡是海军籍的会员，在会所内饮酒进餐，一律要付现款，不得记账。有一家报纸透漏了这事的起因，是由于海军人员往来调动不定，一些会员离港时往往不付清账款就走人，使俱乐部蒙受了不少损失，因此取消了海军会员记账的权利。这家报纸还透露，近年该会责难军人会员，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驻扎香港的英国海陆军人对俱乐部的新规定大为愤慨，首先付诸行动的是海军。海军军官全副武装，由长官率领，列队到俱乐部质问，要求宣布欠款潜逃的海军会员是谁。俱乐部不肯示弱，说他们有权保守自己的秘密，拒绝宣布。海军表示，如果说出海军欠款人的姓名和欠款数目，他们愿意照付，可是俱乐部仍然拒绝公布。海军军官当场宣布全体退出该俱乐部。接着，陆军也来支持海军，要俱乐部答应海军的要求。俱乐部仍予拒绝，于是陆军会员也宣布全体退会。
这场风波，一直闹到1860年的圣诞节，总督罗便臣才不得不出面调解，要求大家看在“神”的份上，在“平安夜”握手和解，事态才暂时平息。
早年香港的海陆军人，还常常为了嫖妓同警察发生纠纷。警察想捞娼妓油水，到了晚上就在妓馆附近出现，嫖妓军人觉得警察碍手碍脚，于是海陆军人就联手对付警察，自己派兵放哨，不许警察进入妓馆附近地带。为了吃喝嫖赌，英国海陆军人和警察，不仅闹得一塌糊涂，而且无法无天，惊扰附近居民百姓。
一百多年前，香港以摆花街为中心，附近的荷理活道、阁麟街一带，都是妓馆、酒吧、咸水妹集中营业地点。一到傍晚5时，他们就华灯高挂，开门接客，水手和啤酒兵接踵而至。最初是海军和陆军互相划定势力范围，各不侵犯，但是警察却趁机索贿，到处出现。先是三角冲突，接着是海陆军联手来对付警察。港英当局为了应付海陆军人与警察的冲突，不得不出动由外国商人志愿组织的专队来巡逻。
香港供应自来水，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功劳应归于第五任总督罗便臣。
早年，香港天然水源丰富，从开埠到1863年，香港居民食水供应，完全依赖天然的山水和井水。当时香港仔有瀑布湾，山顶和薄扶林村都有瀑布，上环有水坑口的坑水，足够供应市民及港口发展用水。
罗便臣到任后，发现香港用水方式还很落后，居民仍然饮用天然水，天然水水质不纯，容易引起各种疾病。他认为，建筑水塘，贮存天然水，经过加工过滤，供应居民，是件刻不容缓的事。便决定效仿英国，供应市民自来水。于是，1859年港府出榜悬赏1000金镑，征求兴建水塘及自来水设施方案。结果，由英国军队工程兵罗宁应榜入选。他建议在薄扶林山谷建造一个水塘，安装引水道，把水输往半山区般咸道的蓄水池，再分别供应各区。罗宁的计划得到罗便臣的采纳，并立即着手兴建。经过四年施工，1863年完成，命名为薄扶林水塘，这是香港第一个人工水塘，从此香港就有了自来水供应。供水设备是只在街上安装水龙头，香港称为“水喉”，用户需到街上取水。当时规定，每户每人每日供应6加仑水，不收水费，因为修建水塘时，全港居民都负担过工程费。凡超过6加仑的用户，另收水费，水费不单收，附加在差饷内，差饷2％是水费，最后转交水务局。
新修建的薄扶林水塘，储水量为200万加仑。后来连续扩建，1871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储水量增加到6600万加仑。1895年水塘储水量增至7040万加仑。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还比较少，供水的问题尚未显现出来，随着人口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供水问题日渐突显出来，成为以后历任港督的疑难问题。
1860年，罗便臣继任港督后，对于宝灵任职时期未完成的填海工程，继续不辍。罗便臣解决了港府同岸边业主的争执，填海修堤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大部分工程于1862年完成。但是，施工过程中，工程时断时续，影响了质量，同时，包工方面也偷工减料，做了手脚，堤坝工程刚刚完成，就开始出现崩塌、断裂等情况，急需修补。
趁堤坝修补之机，罗便臣提出新的填海计划。他提出中区的海旁堤岸重新改筑，将堤岸向外伸展，再填出100尺，以获得更多的土地。1864年8月15日，港府测量官向海岸沿线工商业主公布新的改堤扩建计划。该官员宣称，由于堤岸建造质量差，存在隐患，不得不改建。趁改造的机会，扩大填海区域。填海后所获得的土地，可以免费给业主使用若干年，但沿岸业主需要负担这次填海及筑路费用，作为交换条件。
但是，对于罗便臣的建堤填海计划，沿海岸的有关业主不肯接受。该年9月13日，中区海旁的业主举行会议讨论罗便臣计划，一致反对海旁堤岸改建，并且联名呈文给辅政司，要求港府停止实施工程计划。因为是总督所定，辅政司不接受业主意见，宣布坚持在中区再填海筑堤的计划不变。双方各不相让。对于港府同业主之间的这次争论，罗便臣出于无奈，只好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将填海修堤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留给后任解决。
1867年，香港遭遇一场大风暴，中区海旁堤岸被毁，接替罗便臣担任港督的麦当奴，又提出修建堤岸码头的新计划，并且委派克托工程师主持施工。麦当奴同他的前任宝灵、罗便臣一样，重建海旁堤岸的计划遭到业主们的抵制。港府派员同业主会商重建中区堤岸计划，意见相差仍然甚远，陷入僵局。麦当奴没有学习罗便臣，把计划搁置起来，而是极力争取。他与律政司研究后决定，向法院提控海旁的一些业主，控告他们不履行土地租赁法例，不负责修理其管辖的堤岸。1868年2月7日特别法庭开审，法官聆讯双方陈词后，竟然站在业主一边，宣判被告无罪。使总督麦当奴陷于尴尬境地。
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和第六任港督麦当奴交接时期，有一家不起眼的银行组成开业了，时人谁也不会料到，它竟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银行，左右了香港的金融财政决策和管理，这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1864年成立，1865年开业发行钞票，注册时资产只不过1500万港元。创始人是苏达兰氏。他联合英商财团怡和与德、美及波斯国家商人，共同投资组成。第一任总理是法国人，董事局成员包括有德国商人代表。后来，其他国家的商团相继退出，只剩下清一色的英国人。1886年德辅时期，汇丰第一座银行大厦落成，后来拆除重建，1935年10月，在香港银行区德辅道落成新的银行大厦。是第二座汇丰大厦，面积56000平方尺，共14层，高247.5尺，整座建筑物的重量约7万吨，是当时远东最巍峨的建筑。它的保险库全由钢筋水泥建成，电力控制启动钢铁栅门。据说，即使运用火攻或其他机械暴力，也不能损毁一丝一毫。库内保险箱7221个，为全港银行之冠。新大厦开幕典礼，由代理总督史美主持，燃放20丈长的一串鞭炮。
这时的汇丰银行，资产已经聚敛到五千余万元。股本分为港币股和英镑股，港币股每股为125元，英镑股每股12.5镑，与港币股相当。
汇丰从一成立就聚财有道，除了自身的经营策略外，还有英国皇家给予的特许状和有关法例赋予的特权，享有其它银行所不可能得到的优惠和方便。就20世纪80年代香港市面所流通的港币来说，每10张中就有8张是汇丰发行的。
据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所载，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纸币的发行权，主要由港英政府授权三家银行发行，英资上海汇丰银行数量最多，其次是英资渣打银行，再次是有利银行。它们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等，后来汇丰发行1000元大额。香港的纸币，不只在香港地区，中国华南地区也相当流行。港币的不稳定，给中国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银行家和港英当局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发行纸币，须要先备有足够的金银实物，或者外汇作为保证，才能使纸币价值稳定。在香港作为发行纸币的贮备金额，与发行纸币的数额相差很远。使纸币价值相当不稳定。一旦遇到战争，或者英镑贬值，美元升值，都影响到港币本身的价值。使持有港币的百姓受到无形的损失，甚而导致银行挤兑，银号倒闭，商场不景气，形成灾难，而损失最大的当然是为数最多的一般中国居民。
据陈勋所著《香港杂记》记载，从1887年至1891年五年中间，香港三大银行签发的通用银数字，就知道英国人获利多少。1888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34984元，实际存仓现银只有2552500元；1890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73332元，实际仓存现银2775833元；1891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50122元，存仓现银实际只有2650833元。此外每年铸出通用硬银币、铜币尚有7216125元。发行币和作为保证的库存两相对比，从1887年至1891年合计签发港币额共为28970786元，存仓现银为13001999元，实际存仓现银还不到签发通用银币额的45％。
由陈先生这一详细对比，不难令人想到，英资银行、香港政府、英国政府，从香港和中国人民手中搜刮去多少钱财。英国政府高层人士却曾手拍胸脯、毫不脸红的声言，英国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仙。按照陈先生的计算方法，一百多年来，仅发行钞票一事，就足以使英国高官无言以对。
汇丰银行，除了享有签发港币发行的特权以控制金融市场外，大量贷款给腐败的清政府，也使它攫取了巨额利息。据有关人士统计，清政府大额向英国和汇丰银行贷款计有：1865年清廷同治时期，向英国借款143万英镑，分2年6次偿还，在香港交付，这是中国向外国借款的开始。1867年又向英国借款120万英镑，以海关税作抵；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之后，急需经济上救援，1877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贷白银5万两，以温州、上海、广东、汉口的关税与税票做为担保；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1879年再向汇丰银行借款1615万两，还是以海关关税和税票为担保，年利息10%~12％左右。1894年，清廷国库亏空，再向汇丰银行借债1000万两，按照汇丰行规，年息7厘，98扣，期限20年，前10年付息，后10年还本。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损失惨重，再向汇丰银行举债300万镑，仍以海关关税和票据为抵押。年息6厘，92扣，期限20年，前5年付息，后15年还本。以上只是几宗数额巨大的借贷，清政府仰赖汇丰银行的贷款，借以弥补财政的浩大赤字，更是习以为常的事。财政上的依赖除了利息之外，必然造成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屈辱妥协。
以上两笔帐，虽然属于不同的敛财方式，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汇丰同清政府的依赖关系，汇丰和香港，汇丰与中国的关系。
据郑固固教授《花甲铜狮说汇丰》的文章所载，汇丰银行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约11730亿港元的资产，成为香港首选存款银行和主要的按揭银行，在全港设有225间分行，加上它持股61.5％股权的恒生银行的135家分行，总数则达360间之多。
当然，汇丰银行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经营策略，它一设立便是几国参与的具有跨国银行的性质，同时经营宗旨明确。杨思贤先生所著《香港沧桑》一书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1935年第二座汇丰大厦落成典礼上，汇丰司理祁礼宾演说时，引述了两个小故事：
他说，有一位朋友问道，“这么一座雄伟的建筑，会使胆小的人踌躇不前，不敢进去作小的交易。”他听了，只是笑笑。
他又说，有一位少年遇见自己的“大班”，说：“我不敢将小量的余钱放到汇丰，怕它拒绝接受办理。”
礼宾的“大班”这样回答那个少年：“亲爱的朋友，敝行绝无太小或太大的东西。”
他说引用的两个小故事，主要反映了汇丰主理人的宗旨是：来者不拒，一概欢迎。
这次盛典观礼台上来宾的安排，更具汇丰的经营手法，受邀来宾中，上海人3名，广州人3名，香港人2名。这既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又显示了地区的重要性。
所以，它的营业不能不一直处于兴旺蓬勃状态。据统计，1937年的纯利已达一千五百四十三万余元，1938年达到一千五百二十九万余元，1939年为一千三百三十五余万元，1940年近一千四百万元。
按照香港经济的发展，广东社科院教授刘泽生，把香港近代15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起至1860年，为转口港始创时期。这20年左右的时间内，香港经历了前面叙述的璞鼎查、戴维斯、般含、宝灵、罗便臣五任总督。开埠之初，香港只是一个荒野渔村，1841年仅有人口7450人，到1861年，人口增加到119321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贸易港，当然，贸易的主要货物是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1992年6月18日，香港《新报》一篇文章按照各总督的是非功过，把这一时期归结为“帝国主义时期”。大概是指这5位总督，包括英国伦敦，主要精力都是用在侵占中国领土上。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记述从1866年第六任麦当奴起，至1885年第九任宝云止的四位总督，其间共19年的时间，被称为“华人抬头时期”。虽然英国人依然百般歧视、压制香港的中国居民，但是，香港的中国商人经营有术，事业发展迅速，到1880年，华人经济已成为港岛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在每季度缴纳地税1000元以上的18家企业中，只有一家渣甸洋行是英资企业，其余17家全是华商企业。
1866年3月11日，麦当奴接任香港第六任总督，直到1872年4月，在职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