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多销，就要大做广告；广告做得大，产品就会销得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黄楚九经常向人宣扬他的这种经营之道。
“百龄机”于1924年上市，居然一炮而红。购买的人多数抱着这样的心理，既然广告上说得这么有效用，就买来吃吃看。一吃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肠胃倒是比较舒服些了，大便通畅了，觉得精神似乎也好了一些，就买第二瓶、第三瓶……并在亲友之间，互为推荐，“百龄机”竟成了热销品，外地定购批发函件纷纷飞来，甚至远销到东南亚去了。
黄楚九猜中了上海人一向抱有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的购物心理，又将“百龄机”略为提了点价；并托人到美国印制了上有“谨防假冒”字样的福禄寿三星彩图证券，在每盒“百龄机”里放一张。顾客打开盒子，如没有这张证券，或者虽有却是印得很粗糙的，就是假货。
这些做法，无非自抬“百龄机”的身价，表示这个药品现在是抢手货，不但供不应求，而且已有人伪造，这是从另一种角度来为“百龄机”做广告。
“百龄机”终于成了黄楚九的另一棵摇钱树，上市的头一年，营业额即高达五十万元以上，到1926年，竟上升到一百二十万元。
黄楚九借机向外宣称，他从“百龄机”赚来的钱，并不是只图一己之享受，也向社会回报。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在1926年办了上海急救时疫医院，又将自家龙门路上的老房子让给改组后的上海新药业公会办公。因此在1927年，黄楚九当选为公会主席。这两年沪上还有不少名医师主动表示愿与黄楚九合作，一是手里有良方，想通过黄楚九的生产和销售渠道推广出去，可以大获其利。二是愿意向黄楚九属下任何一家制药公司参股，分享红利。
黄楚九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不可错过，第一步便把九福公司由虚变实，改组成九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依法向当时的政府部门注册，并在天津、济南、重庆、辽宁等地设立分公司。上海总公司的地址搬到了白克路（今黄河路），不惜工本，装潢门面，最显眼的是用九只蝙蝠构成的图案，是镀过金的，据说用了二十四两。还有“百龄机”的广告，也是镀了金的。
又生产了一种咳嗽药水“补力多”，特别适合瘾君子的需要，他们把鸦片烟掺在药水里喝下去，同样过瘾，至少要比躺在床上自由得多，还可以带到外面去喝，这又为黄楚九赚了大钱。
此时的黄楚九真是踌躇满志，但隐伏的危机也日益暴露，一是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二是“日夜银行”的周转不灵，使他真的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