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先生的确非常热心，每天他都会告诉你他觉得你的利益值多少。
本。格雷厄姆 《聪明的投资人》从第一次在黑板上写股票那一刻起，巴菲特就被股票深深吸引住了。他曾交易过股票，研究过市场，也咨询过专家，希望有所领悟——领悟图表中蕴含的某些神秘的内部关系以及某些可以让他发财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比当年他趴在赛马场地板上搜寻被遗弃的票根更加投入。有的股票可以投资，而更多的股票则不能投资。
本。格雷厄姆向他敞开了大门，亲自和他谈话，他教给巴菲特各种手段去探索市场中形形色色的可能性，并且所用的方法很适合巴菲特学习。配备了格雷厄姆的技术之后，巴菲特就能摒弃所谓的圣谕而用上自己的才能了。
在格雷厄姆性格典范的促使下，巴菲特决定按自己的意图自立地工作——充满了父亲曾说过的爱默森“出众的”独立性。
格雷厄姆远远不只是巴菲特的导师，正是格雷厄姆才给这座令人惊叹而为之却步的城市——股票市场绘制了第一张可信的地图，他为择股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而在此之前，它与赌博这门伪科学毫无差别。投资业没有格雷厄姆就如同共产主义没有了马克思——原则性将不复存在。
他的著作都颇具创意，但在他的著作中，格雷厄姆并没有完全阐述他曾给门徒们传授过的东西。与华尔街其他的企业家不同，格雷厄姆敞开自己的思想，让他人自由地分享他的观点。他心不在焉的样子——金钱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引起了华尔街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充斥着狭隘思想的领域，格雷厄姆堪称一位古典的学者。他既是一位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研究者，也是西班牙诗歌的翻译者，还更是百老汇戏剧的作家——这部戏演了4天。
奇怪的是，像他这样能给投资业带来革新的人物，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捣鼓古怪的业余爱好和发明。比如他曾发明了一种新式滑尺，还有一种“更为实用”的家具 （这件事很令人费解，因为格雷厄姆从来连锤子都没碰过）。他个子不高，一双蓝眼睛仿佛能把人看穿，厚厚的嘴辱——“有趣的小个子，有几分丑陋”，一位合伙人这样说他——但是他闪烁着智慧的灵气。
在1894年的伦敦，他来到了这个世上，名字叫本杰明。格罗斯伯姆。他刚满周岁时，父亲把家搬到了纽约，开办了一家中国进口商品业的分支机构。
然而，在他9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把积蓄都投入了股票市场，在1907年的巨大恐慌中，这些积蓄都化成了青烟。他找了份临时工。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念书时，成绩非常突出。后来，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毕业以后，有三个系给他工作的机会：英语系、数学系和哲学系。但是他采纳了学院院长的意见，来到了华尔街。
格雷厄姆从最底层的工作起步，每周把股价写在黑板上，挣2美元。那个年代里没有什么证券分析家，而只有“统计员”。很快，他便自封为一个投资者，同时开始写作。到20年代末期，他已经在工作之余开办了财务方面的讲座。
他在华尔街做的讲座反映出他对几何学的喜爱。他热衷于对称型的投资——发明了一套欧几里德的原则来运用到股票市场之中。
格雷厄姆的方法在20年代末期的投机气氛中显得很怪异——他总企图
寻找那些便宜得几乎没有风险的公司，比如在1926年，他发现一位石油运输商，北方石油管道公司，除了油管资产以外，还拥有一个每股价值为95美元的铁路债券组合，而它的股票却只有65美元的市价。格雷厄姆买了2000股，并且建议公司把持有的债券卖掉，重新发掘出投资组合里被掩埋了的价值。
然而，处于洛克菲勒控制下的管理层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格雷厄姆发动了一场争夺代表权的战争，终于入选董事会，北部石油管道终于投降了，清算了债券，并且付了70美元/股的红利。
到1929年为止，格雷厄姆的合伙人企业“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帐目”
的资本达到250万，而且格雷厄姆也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当然，那时候的华尔街早已是富翁云集了。投机者们把价格抬到了天上。这个非常岁月中，耶鲁大学那位不幸的欧文。费舍尔宣称“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一个看似永久的高台之上了”。
格雷厄姆十分小心谨慎，当大危机袭来时，本。格雷厄姆联合账户的损失额是20%，还可以忍受。到1930年时，格雷厄姆和其他人一样以为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又贷款来投资于股票。后来，底部支撑又被跌破了。“那次大危机的唯一特点是”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观察发现的“一个噩耗紧接着一个噩耗，糟的越来越糟”。
连最精明的资金人——也就是那些冷眼静观这场劫难的人——后来也卷入其中。到1932年，联合账户已经跌去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濒临破产。
他的全家就要离开位于贝里斯福德的那幢花园般的二层小楼，搬到附近埃尔多拉多背后即将空出来的朴素小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一位舞蹈老师，不得不重返工作。格雷厄姆也做好了罢手的准备。但是杰罗姆。纽曼的一个亲戚，此人也是格雷厄姆的全伙人，注入了75000美元资金，这笔资金足让公司存活下去了。当1934年的《有价证券分析》问世以后，它那年已40岁的作者已经有整整5年没有收到任何报酬了。
在书的简介中，格雷厄姆坦白地承认说，投资于普通股似乎是“名誉扫地”的事。在市场近期的低潮中，1/3的美国工业都在以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出售。几年前那些曾把华尔街当作一个有无数牛奶和蜂蜜的专家们现在又建议说“这样的股票压根不是投资”。杰拉德。M.洛布，一位以畅销书籍《投资生存大战》而出名的评论家认为要想投资赢利是不可能的。如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9年是381.7点，而1932年只有41.22点，那么谁又能说明“真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没有人真的知道，”他宣称，当某种特定的股票是“便宜”或“昂贵”。相反，洛布则认为“投机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预测未来的潮流”。
洛布强调说，真正要看重的不是企业的赢利情况，而是一种公众心理：
充分考虑人们的普遍情绪、希望和观点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作用于证券价格的影响——这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然而，如何去测度公众的情绪呢？主要的办法是跟踪股价本身，去“盯着行情”，如果股价下跌了，那就该抛出它，而且要迅速；如果股价上涨，就该买进。仅仅只是买进便宜货是不够的——必须且只能在它“刚要开始升值”的时候买进。
如果洛布没有抓住这样一对矛盾：即成百上千的投资者在互相作出反应
并力图先他人一步，那么格雷厄姆和多德则不会抓不住这一点。
股票投机主要就是A试图判断B、C、D会怎么想，而B、C、D反过来也做着同样的判断。
《有价证券分析》给出了逃脱这个陷阱的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极力主张投资者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行情机上，而要放在股权证明背后的企业身上。通过注意赢利情况、资产情况、未来前景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上，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独立于其市场价格的“内在价值”形成一个概念。
他们认为，市场并非一个能精确衡量价值的“称重计”。相反，它是一个“投票机”，不计其数的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掺杂物，有很多时候，这些决择和理性的价值评判相去甚远。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并且相信市场趋势会回升。
由于大萧条远没有结束，它便成为考验人们对市场的忠实程度的关键时期，许多公司的股份的标价比它们银行账户上的现金价值还低。但是格雷厄姆，作为一个古典派学者，意识到华尔街的低落是十分符合人性周期的一部分。
巨额的利润本应变成同样巨大的损失，新的理论本应被发展然后被怀疑，不着边际的乐观主义者本应被深深的绝望所淹没，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遵循着古老的传统。
格雷厄姆像生物学家解剖青蛙那样分析着普通股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投机优先证券 （也就是迈克尔。米尔肯所说的垃圾债券）。乍看上去，当时①的《有价证券分析》是一本为正在筹建中的学科写的教科书。但是由于这本书是在1929年的大疯狂以及之后的余波中完成的，它同时也号召大家反对投机者带来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完全是一个创新。洛布的投机者把股票看作一张薄纸，一张价值比下一个接手的人的出价高或低的纸。他的目标是对下一个人的期望，然后再下一个人。而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投资者则把股票看作企业的份额，它的价值始终应和整个企业的价值相呼应。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华尔街从未问过这样的问题：“这个企业售价多高？”
这便是格雷厄姆和多德提出来指导股票价值衡量的问题。它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是 （关键在于）一个人并不需要精确——他所需要的是有能力甄别出那些偶尔出现的其作价远低于其价值的公司。
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通过检查有可能确定一位妇女老到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就去投票，或一位男人重到连自己的重量也不清楚，那么剩下没有解决的一个麻烦问题是，如果买进一种便宜的股票，它变得更便宜了，那该怎么办？作者们承认，如果有时价格定错了，它们得经过“很长一段困扰人心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
在巴菲特来到哥伦比亚的前一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了。《聪明的投资人》把格雷厄姆的哲学精简成“安全边际”。他说，一个投资者应该在他愿意付出的价格和他估计出的股票价值之间保持一个差价——一个较大的差
① 纽约证券分析家协会于3 年后的1937 年成立，格雷厄姆是创始人之一。
价。这同留些余地给驾驶汽车中可能出现的偏误是一个道理。如果裕度留得足够大，投资者就应该是很安全的。但如果他不这样做又会怎样呢？答案是：股票就会持续下跌。假设企业没有什么变化，格雷厄姆说，投资者就不该再迷信行情机，不论形势有多么的严峻。
的确如此，一个投资者如果因市场的跌落而变得过分泄气，而且在很低价格时纵容自己轻率地抛售，那它永远都会把他基础的优势转变成基础的劣势。基础优势？大多数投资者压根不知道自己有基础优势，格雷厄姆打了个比喻来解释道：
不妨想象你花 1000美元持有一家私人企业的一小部分股票。你的合作者之一“市场先生”是个非常热心的人。每天他都告诉你他觉得你的份额值多少钱，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答应你把你的股份买过来或是再多卖给你一些股份。有时他的估价观点显得很有道理……另一方面，“市场先生”带着他的热情或是恐慌逃之夭夭了，于是他提议的那些对你而言就变成愚蠢之物了。
真正的投资者就是处于这种特定的境况中，他可以利用每天的市场作价，也可以忽视它——“市场先生”不断地带回一个新价位。
对于巴菲特而言，这些观点像古埃及的罗塞塔巨石一样，具有启迪的意义。他已经用过所有的投机技巧了，他也搞过股票的内部消息，玩过马吉表——搞了一个系统又一个系统，美其名曰为跟随潮流的步伐。现在他有了一种投资的方法，让他不必再去模仿“B、C和D”——这种方法只需动用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独立性原则。巴菲特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发现，就像圣保罗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于是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他的偶像。
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巴菲特发现格雷厄姆个性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看上去与爱德华。G.罗宾逊十分相似，他的讲座也充满了戏剧性气氛。有一堂课上，格雷厄姆描述了A与B两张差别巨大的资产负债表，结果原来两张都是波音公司的表——只不过它们分别是在飞机制造史上的高潮和低谷的不同时刻罢了。
1950年格雷厄姆有20个学生，大多数人都比巴菲特年长许多，还有些人已经在华尔街股市工作了，但有趣的是，讲座变成了双向的研讨形式。格雷厄姆采用了苏格拉底的授课方式，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时，这个来自奥马哈的20岁的小伙子就会把手举得高高的。
格雷厄姆很少对巴菲特的回答评判对或错，因为他不想把整个宇宙包容到一个球里。通常他说：“很有意思。究竟是何种想法使你得出那个结论呢？”
然后巴菲特就会解释一番。正如巴菲特的同学杰克。亚历山大回忆道：
沃伦大概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却无疑是早熟的一个学生。他知道所有答案，他总是举起手来，总是引发起讨论。他怀有无比的热情，总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东西要表达。
格雷厄姆所看重的是便宜的股票——“雪茄烟蒂”或是几乎可以免费得到的股票，就像抽过的雪茄烟蒂一样，也许还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在里面。
在他那年布置的作业中有一次就是调查交易价位低于5.31美元的股票的业绩。
巴菲特还学会了阅读财务报表的每个细节，以及如何发现其中的舞弊行
为。更为精髓的是，格雷厄姆教会他如何从一家公司的公开信息材料中得到对其证券价值的客观评判。
巴菲特对这些知识的运用绝不仅仅局限在理论上。格雷厄姆的讲座谈的都是真实的股票，对于学生们运用他的观点可以获利丰厚这一事实，他从来都很淡泊。到1950年时56岁的格雷厄姆名声大噪，但他的态度与1930年时没有任何差别。
“这些精明的华尔街人士，”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他们都走出去靠本。格雷厄姆的知识挣大钱，而本自己却显得丝毫没有在意。”格雷厄姆是那种心不在焉的理论家，睡觉时要在枕边放一叠便笺纸，还会穿着不同颜色的鞋子来上班。巴菲特的同代人，后来成了他的经纪商和朋友的马歇尔。温伯格，曾反复听过格雷厄姆的课，他回忆道：
他总是给你一些主意。我在34 5/8的价位买下扬斯敦希替公司（Youngstouube）的股票，然后在75～80美元之间卖出去。听从他的建议我买了通用，还有简易洗衣机公司 （Easy ashing Machine）。他说：“我看这股票较便宜”——今天早上，就是现在。真丝品公司的股票又是这种便宜的股票。学这课足以支付我取得学位的费用了。
巴菲特十分渴望能步格雷厄姆的后尘。他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格雷厄姆投资m公司 （如马歇尔、威尔士及时尚公司）执有的股票上都进行了投资。他还在《名人词典》上查到了他的教授，他发现格雷厄姆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的主席。据悉，GEICO设在华盛顿。巴菲特觉得任何有关格雷厄姆在GEICO当主席的事他都想知道，于是他决定拜访一次。刚好，沃伦的父亲在1950年又被重选入国会。于是1951年春天，当沃伦在哥伦比亚念第二学期时，他回到了华盛顿。
一个周六巴菲特乘上了火车，华盛顿市郊显得很荒凉，他直奔15K大街的GEICO办公室而去。这时，他发现门锁着，便呯呯打门，直到看门人走出来。
“这儿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可以说话吗？”巴菲特问道。
看门人说六楼还有人在工作，然后答应去喊他下来。洛里默。戴维森被喊下楼来，看见一个年轻学生正在桌子旁边闲蹓，而当他开始向戴维森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时，戴维森有些吃惊了，后来两人的谈话长达4个小时之久。
戴维森后来回忆道：
在我们谈了15分钟以后，我意识到我在同一个不寻常的人谈话。他问的问题犀利而且富于智慧。GEICO是什么？它做生意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形象如何？它成长的潜力如何？
他所问的问题是一个优秀的证券分析家才会提出的问题。我是财务副总裁，而他努力想搞清我知道些什么？
戴维森对GEICO和格雷厄姆非常了解。 GEICO是于1936年由利奥。古德温创办起来，此人独创性地想出通过直接邮购的方式出售汽车保险，从而取消了通常的代理商网络。同时GEICO的销售政策只对政府雇员，这个群体比申请赔偿的份额要少一些。低廉的销售成本和超乎一般的被保险人使它成为成功的企业。1947年，主要持有人想将股票变现，于是雇用了戴维森——当时他是个投资经纪人——来出售它。起初股票无人问津，后来到了 1948
年，他把它卖给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认准了这是个金矿。于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马上筹资72万美元——数目达到了其资产的1/4，获得GEICO的一半所有权。不久以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将它的GEICO股份剥离给自己的股东，于是GEICO股票开始公开上市交易。同时，戴维森此次的销售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因此便说服自己开始为GEICO来效力。
巴菲特带着对GEICO的无比迷恋来到纽约。稍作研究之后，他便发现它的毛利是保险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它的赢利和利润都非常之高，于是便去找保险业的专家——也就是当时的B、C、D，每个人都告诉他GEICO的股票价格高估了。巴菲特对事实的了解却恰恰相反，但他觉得他们让他很泄气，他们是专家，而他不过只在B类学校念过书而已。
每个尽职尽责的择股者都会置身于这样的交叉路口。要在一桩貌似荒唐的交易中投入自己的资金的确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正是为何格雷厄姆的观点是无价之宝的原因。他总喜欢说，“你既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别人本来就不赞同你。”选择一种股票靠的不是人们的突发奇想，而是事实。巴菲特将此语铭记在心，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把格雷厄姆看成一种理想的形象——就像一个“英雄”，如同他父亲一样。
格雷厄姆对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影响。尽管总体而言他很沉默，他对自己的学生有一种像父母般的疼爱之情。杰克。亚历山大心目中的格雷厄姆“几乎像一个父亲的形象”。这种形容很不寻常，因为这多半是由他的学生而不是由他的子女表达出来的。
在自己家里，格雷厄姆很冷淡，他飘忽不定的目光更使人加重了这种感觉。他离开了第一个妻子想找一个更年轻的伴侣，当巴菲特未遇见他时，他已经和第三个妻子，他的前任秘书埃斯特尔在一起了。有关格雷厄姆摒弃传统观念的一个传闻这样说：有天早晨当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妇女来拜访他时，教授和埃斯特尔正躺在床上，格雷厄姆建议她上来一起玩。
格雷厄姆的孩子们觉得他拒人三尺，尤其是在他失去了9岁的儿子之后更是如此。他们只能通过他的思想，以及他戴着帽子，手执拐杖在中央公园里漫步的情景来了解他。有一次他的儿子本杰明。Jr.问他一个关于高中拉丁文的简单问题，他父亲凭记忆背诵了西塞罗（罗马演说家）的一篇演讲来作为回答，就好像在做一个讲座。他对小型的会谈缺乏耐心，常常会在他自己的餐宴晚会中间溜出去读书。
但是在50年代如果谁能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他就能置身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华尔街排满了“雪茄烟蒂”，一个人所要做的只是运用工具，开动脑筋去甄别它们。在未来的金钱管理者们看来，格雷厄姆和多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里掀起了一阵广阔的热浪，就像20世纪的年轻作家在巴黎的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坐在距海明威不远的桌子边所感受到的震撼一样。
巴菲特很快就和一帮坚决拥护格雷厄姆的核心人物走到了一起。他曾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一个沉默的北卡罗来纳同学一起回家。弗雷德跟他母亲说巴菲特“只吃点汉堡包喝些百事可乐”，因此不必太麻烦。然后巴菲特和斯坦贝克去泽西城参加马歇尔。韦尔斯的年度会议。在那儿他们遇到了一个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的名叫沃尔特。施洛斯的热心人。他们三人一起去吃午饭，然后热烈地谈论起股票，最后三个人都筋疲力竭了。
在另一次去市中区华尔街俱乐部的路途中，巴菲特遇到了汤姆。克纳普。
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长岛人。他自从上了戴维德。多德的夜课之后就从化学
转行到股票上来了。巴菲特和威廉。瑞恩的关系也很密切。威廉是一个为人真诚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他一直在听格雷厄姆的课。每次打完球，这帮学生立即就被各自对格雷厄姆的燃烧的热情所聚拢在一起。正如巴菲特后来所观察到的，人们要么就很快喜欢上格雷厄姆，要么就一点儿都不喜欢他。对于某种特定情绪的人而言，任何规劝都没有作用。巴菲特的新伙伴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他们发现了格雷厄姆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用50美分来买价值1美元的证券，这种策略有效又极其简单，然而大多数华尔街的投资者们，似乎都喜欢采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做。他们最初是一大群人，后来逐渐被巴菲特吸引过来了，巴菲特机智聪明，讨人喜欢，而且——他们都知道——他总是先人一步。克纳普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巴菲特几乎知道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任何一份资产负债表。”
奇怪的是，在1951年巴菲特毕业时，格雷厄姆和父亲都劝说他不要进入股界。他们在经历大危机之后各自都怀有对第二次灾难的恐惧心态。格雷厄姆指出除了今年以外，道。琼斯指数每年都在某个时刻跌到200点以下。这位人物建议道：为什么不推迟到第二次危机之后再进入华尔街，而且同时在宝洁公司那里找份稳定的工作呢？
这个建议可不怎么样——它违背了格雷厄姆的不要试图预测市场的信条。事实上，道。琼斯指数再也没跌到200点以下。“我当时有1万美元，”
巴菲特后来回忆说，“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我现在可能还是只有1万美元。”
然而，巴菲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干等下去的。他曾经得到了格雷厄姆在
+哥伦比亚执教22年以来唯一给过的A，他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无法拒绝的意愿：无偿地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
但是格雷厄姆却婉言拒绝了。这段日子正是犹太人被华尔街的非犹太人①公司拒之门外的时期，格雷厄姆乐意留一些机会给犹太人 .（摩根。斯坦利直到1963年才雇用了第一个犹太人）。没人知道巴菲特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知道格雷厄姆这样做的原因，但当他知道之后，他感到很震惊。他的一个朋友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承受能力的考验。
巴菲特再也没有到华尔街别的地方找工作——也就是说，去为他不认识的人工作。这一次，他又回到了家里。奥马哈国民银行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巴菲特谢绝了，他倒乐意去他父亲的交易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那个熟悉的环境。霍华德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是去巴菲特父子公司工作吗？”“不，”
沃伦俏皮地说，“是巴菲特及父亲公司。”
在奥马哈，巴菲特开始追求苏珊。汤普森。她是奥马哈一位著名的部长兼心理学教授的女儿。她的家人是巴菲特家的朋友，她的父亲曾促成了霍华德的一次选举成功。而且，苏茜 （苏珊的昵称）在西北大学念书时还和沃伦的姐姐罗贝塔住一间寝室。
苏茜有着非常明媚的笑脸，圆圆的下巴，黑黑的头发卷曲着垂在颈旁——略有些像贝蒂。布普的长相。她很活泼外向，第一眼看上去，她给许多人的印象是有点轻浮，甚至有点没有头脑的样子。
事实却与此相反，在作姑娘的时候，苏茜体弱多病。她曾受过耳痛的折
① 在后来的分析评论中，巴菲特为格雷厄姆圆场，他总是开玩笑说：自从他毛遂自荐之后“本习惯性地将
价值价格比计算了一番，然后说 ‘不’“。
磨，耳朵常常被刺破；她还因风湿热长期呆在家里。威廉和多丽丝。汤普森努力想通过他们的关怀、呵护以及举止的表露来弥补她的不幸。
苏茜承认，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一种绝对的爱的包容里成长成人。战胜疾病之后，她体验到了一种自由的激动，她感到的不仅仅是健康，而且还有从痛苦中的彻底摆脱。她说：“免受疼痛折磨真是太好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一点。”
到她成年的时候，苏茜似乎经历了所有沃伦没有经过的情感阅历。她对接触其他人有着不寻常的兴趣——可以说是非常浓厚的兴趣。天生富有同情心的她，总能用平和的方法将人的话题引出来，尤其是在感情这个层次上。
费恩。斯图尔特—戈登，一个女生联谊会的姐妹，即后来的纽约俄式茶屋的店主这样说道：
苏茜有超凡的一面。我们一起上了相同的哲学课。后来，她送给我这本关于佛教禅宗的书。她总是力图超越凡俗达到最高的境界。她凝视着我的眼睛然后说：“你还好吗？”
当苏茜这样问时，她的意思是：“你的生活过得怎样？你的精神灵魂都安好吗？”
更特别的是，苏茜对死亡有着迷的感觉，但它恰恰是一直困扰沃伦的感觉。在病中的某个时刻，苏茜对死亡的恐惧就已经消失了，而现在她渴望和那些在死亡的床榻上挣扎的人在一起，减轻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沃伦从逻辑的角度来考虑死亡，并且想离这件可怕的事情越远越好，而苏珊则从精神的角度来涉及死亡的问题，并且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手抓住它。
在 1951年的夏天，当沃伦看到苏茜第一眼的时候，他就立即坠入了情网，但苏茜没有丝毫爱他的意思。她被他那些绕脑筋的游戏给烦透了。每当沃伦一来拜访她，她就从后门溜走了。他说他将会很富有，这些话在苏茜听来毫无意义。此外，苏茜回忆说，她当时“正疯狂地爱上了别的人”。于是沃伦只有勉强地去和苏茜的父亲打交道。据苏茜说：
沃伦每天晚上都到我父母的屋里弹奏尤克里里琴。我父亲从20岁起就弹奏曼陀林，因此他特别高兴有人来一起合奏。于是沃伦每晚都来弹，而我则和那个别的人出去了。
“那个别的人”正是米尔顿。布朗，联合太平洋公司一名邮件搬运工的儿子，他在高中和在西北大学念书时就开始和苏茜约会。苏茜的父母反对她和犹太人约会，而且从不邀请布朗来家里拜访。身无分文的布朗在苏茜的女生联谊会里也是不受欢迎的。对于努力想挣脱出重重呵护的苏茜而言，幼年曾经历过一种苛刻暴躁的教育方式的布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最终苏茜还是向父亲让步了，在和布朗分手之后，便匆匆离开了西北大学。
在此同时，沃伦一直精明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告诉“多克”汤普森说，他是绝对的折衷主义者。“这个犹太人能配得上苏茜，克丽丝丁娜也配得上你。”他所说的犹太人能配得上苏茜，实际的意思是说苏茜可以从他那里发现足够的地方去表示同情、关怀。苏茜的姐姐多丽丝回忆道：
我父亲立即就喜欢上了他。每次我家吃过晚饭后，他就会过来。她洗着碗碟，而他就坐在凳子上，弹着一把尤克里里琴或者是一把小吉它，还唱着歌。沃伦确实有一副非常迷人的嗓子。
这位黝黑头发的部长，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总是对苏茜说她应该和沃伦一起出去走走。苏茜很敬仰自己的父亲，因此也很尊重他的判断。
她终于和沃伦开始约会了。她喜欢他的幽默风趣，于是他们之间泛泛的交往发展成了一段浪漫的恋情。“他们彼此疯狂地迷恋着，”沃伦的姑妈卡蒂说，“他们互相坐在对方的大腿上接吻，这真是太可怕了。”
沃伦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对苏茜而言的确有“足够犹太味”。他有自己埋藏起来的童年的创伤，比如他那折磨人的母亲和他被迫搬往华盛顿的往事，这些都等着苏茜来抚平。而在他所接触的人中，苏茜具有最深刻的理解力。沃伦回想起来说，他一直很孤独，直到遇到她才有了改变。
在1952年的第三个周六，在透明的面纱遮掩下，穿着一袭缀着仙蒂尼蕾丝花边的长裙的苏茜，在邓迪。普雷斯拜特瑞嫁给了沃伦。在驱车去加利福尼亚度蜜月的路上，他们在奥马哈外面的威格沃姆咖啡屋停了下来，共同享用了他们的第一餐饭。曾有一段对他们的旅途的描述——这也许是捏造的：在第一个星期天，沃伦注意到在一家公司总部外面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凯迪拉克。他停住了那辆车，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装出一副公司老总的形象，他那19岁的新娘在车子里等他，沉思着嫁给了沃伦。巴菲特这一事实。
巴菲特的家庭生活在一套每月65美元的三居室公寓里开始了。想到沃伦曾经作出的变为富有的人的许诺，苏茜觉得有点心灰意冷了。这个地方是如此的破落不堪，在晚上甚至有耗子爬到他们的鞋子里去。沃伦对金钱抠得很紧，结果当夫妇二人有了女儿以后——她也取名叫苏茜——他们在一个梳妆台的抽屉里给她铺上了床。
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里，巴菲特不是人们通常见到的那种股票销售商。他可销售的第一种股票是一种很难出手、鲜为人知的证券GEICO股票，但是巴菲特，如今他克服了自我怀疑，投资了8000美元——几乎是他积蓄的2/3——到GEICO中，然后把它推销给整个奥马哈那些半信半疑的顾客（他的姑妈艾丽斯率先买了100股）。后来，股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翻了整整两倍。
这个年轻的销售商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在于他怀有研究的欲望。他带着孩童读漫画般的热情一页一页地阅读厚重的穆迪手册，在里面寻找线索。他发现了一些很小的宝石——而且是无人问津同时又是非常便宜的雪茄烟蒂，比如堪萨斯城市生活股票，杰纳西峡谷天然气股份以及西部保险证券等都以赢利能力3倍左右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这简直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巴菲特计算着：如果这些股票如此廉价，有人一定会买进它们。但是他逐渐明白了，那个人就是他，没有人会来告诉你西部保险公司是个便宜货，你得靠自己来判断，来操作。
但是巴菲特选错了职业。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一个经销商而言都只是徒劳而已，不论主意多棒或不怎么样，这个角色都不过是站在那里挣着同样微薄的佣金。
顾客们都认为他缺乏经验，有许多次都是顾客先听听巴菲特的言论，然后到自己的经纪人那里检核一番后才从他手中买进。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一个朋友丹尼尔。莫内恩说：“这事把沃伦气坏了。”
巴菲特确实懂得入门的技巧。他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鲍。德怀尔说：
①“让他们觉得你能，嗯，能节省点税金，这样就没人将你拒之门外了。”
但他不喜欢劝说别人去投资，尤其是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利益——仅仅是取得佣金——和他们的利益不是一回事儿时，这里有一个相反的甚至几乎是冲突的方面使他觉得非常不自在。唐。丹利说：“我知道他讨厌它。”
与此同时，巴菲特买下了得克萨科站，那是一家类似于威尔森角子机公司的企业——并且投资于房地产。但是它们都没有什么业绩。同时，他为格雷厄姆设计出一些研究项目，还向他建议了一些股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获得让他趁格雷厄姆在世时为他工作的机会。
巴菲特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根本不是在投资业上，而是巴菲特讲的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在上课时他给吓坏了，但他拼命控制住了这种害怕的心情。
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为什么一个21岁的股票经纪人想学那种技能？如果巴菲特仅仅只有成为一个投资者的野心，那么他不会预见到自己也许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中谈吐自如；更不用说他会预见有一天他会去做生动的即席讲话，而且能讲得如此富有吸引力，如此简洁，如此恰到好处，以至于他的听众都发誓说他一定有事先拟好的稿子。但是除了成为一个股票挑选行家以外，巴菲特还有什么渴望促使他敢于做这样的尝试呢？
上完卡内基的课以后，巴菲特通过教一个夜班来使自己的技能日臻完善——在奥马哈大学教“投资学原理”。学生们都是30至40岁的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医生。当这位瘦瘦的、领口敞开的21岁的老师走进来的时候，这些医生们不禁发出一阵窃笑。
巴菲特立即开始谈到了格雷厄姆。“在他谈了5分钟以后，你就彻底服了他了，”一位名叫利兰。奥尔森的产科医生说道，“他并不是自卖自夸，他很随意。”
巴菲特教了好几个学期，以《聪明的投资人》一书为基础来做讲座。但是他不时地用几个生活中的故事或是智者箴言来活跃一下课堂的气氛。他的表达用词简洁，语速恰到好处。
我将告诉你们在华尔街致富的秘密。 （停顿）快把门关上。当别人害怕的时候，你要尽力装得贪婪，而当别人变得贪婪时，你却要装得十分害怕。
当巴菲特作讲座时，他站在桌子后面，笨拙地弯着右臂，这样他的肘部就正抵着髋部，而他的手就放在下巴那儿，仿佛他正拿着电话听筒。然后他会伸出左臂抓住右肘，又仿佛确保它不要倒掉。接着他盯着学生们头顶上方，就好像他很害怕和学生们目光相碰似的。
他说话的时候带着强烈的热情，引得学生们都听得入神了。伊丽莎白。察恩，是个西班牙语教师，1953年和她丈夫——IBM公司一个销售人员一起入学。她被巴菲特的举止深深吸引住了，她对他每一个手势都能描绘得细致入微。尤其是那些表面上的相互矛盾使她颇感迷惑：巴菲特非常“心不在焉”，但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所说的东西又非常投入。他那种非正式的举止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集中的品质所触发的。“甚至在心不在焉时，我对他的印象都很
①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在离开沃顿之后，巴菲特和杰斯肯贝尔，他华盛顿朋友的父亲，一起共进午餐。这
位国会人士称巴菲特“比全国任何一个律师更懂税法”。
深刻。“察恩回忆道。
当他深深地陷入沉思时，他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害羞似地低着头。正如察恩所担心的一样，他会撞到墙上然后折头往回走，之后在另一头再次发生同样的情况。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分神。巴菲特会从一点走到下一点，再下一点，就像铁轨一样笔直向前，就仿佛他的脑海里绘着一张讲座的蓝图。
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巴菲特不会泄露有关股票的内部消息，学生们却想间接地试着套出一些。他们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询问有关某家公司的消息，而巴菲特则会将他们一笑拒之。察恩甚至还大声地读过一首悲伤的歌谣：亲爱的商业——交易顾问哟，是我们在哭泣，为什么噢，你不告诉我们你买了些什么？
巴菲特笑了，但是这没什么用。事实上这个年轻的销售商建议同学们不要去经纪人那里套小道消息。他说他们并不值得信赖。所有共享的信息都会令人神经紧张，他认为这些消息很有可能被任何一方滥用。大多数小道消息，都是没有什么价值，这也就是为何它会在经纪商之间传来传去的原因。但是好的主意——他的主意——是非常私有化的。他视它们为自己的创造——甚至带有一点神圣感。
霍华德。巴菲特在1952年从众议院卸职退休。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而且因此对他深为赞赏。据他的一个同事赫伯特。戴维斯说：“在沃伦取得令人自豪的成绩之前，霍华德就以他为骄傲。他总是不停地谈论沃伦，充满了强烈的喜爱之情。”同时沃伦对他的父亲也是极端忠实的。
1954年，由于参议员休。巴特勒去世，空出一个内布拉斯加参议员的席位，而霍华德非常希望能超过休。巴特勒——是受到提名的头号人物，但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暗中想阻止他。这件事最后传到党派的州中央委员会那儿，于是委员们在林肯的共和党老巢科恩赫思卡旅馆开了一次颇有阴谋气氛的会议。
据沃伦的姐姐多丽丝说，沃伦曾秘密地到科恩赫斯卡去支持他们的父亲，然后无意中听到父亲被一名温和派成员罗曼。赫鲁什卡击败的不幸消息。
多丽丝说：“他到那儿去协助我们的父亲。他在咖啡店里偶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回来说道：”爸爸的喉咙从左耳裂到了右耳。‘“
根据其他人回忆，沃伦当时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他的父亲被压垮了，沃伦和他一起被压垮了。但是和父亲一样，沃伦把它藏在了心里。而当霍华德的梦想被粉碎了的时候，沃伦的梦想却实现了。本。格雷厄姆打电话来说宗教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给巴菲特提供了一项工作。连工资是多少都没问一句（结果工资是年薪12000美元），巴菲特就搭上了下一班飞机。
华尔街在迎接巴菲特的到来时正处于一段被扭曲的时期之中，老一辈人都笼罩在对另一次大危机的恐惧之中，新的一辈尚未崛起。最近时期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学生中，仅有2.9％的人来到了华尔街，新的一代人觉得这里没有诱惑力。外表上它是一座饰有笕嘴的巨大堡垒，黑色的豪华轿车等候着大脑疲惫不堪的人们；它的里面是男性化的，古老陈旧地使用一成不变的技术。在美林（Merrill Lynch），匹尔斯（Pierce），芬宝（Fenner＆Beane），客户的指令都由一张小小的纸片承载着，被放在传送皮带上，“朝着它们既定的目标愉快地走过去。”
国家的确是繁荣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到达了380点的高位，但是“谨慎”二字仍旧是大家的口号。历史上股票行情最后一次达到如此之高是在1929年。对于像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再也不想回到在那之后发生的可怕事件中。他对自己所称的“新的一轮投机”深感忧虑，于是他一直在手头留着一套1914年以来的穆迪手册——仿佛近来的一切都令人感到疑虑。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座落在42大街的查尼大楼。它在一个大玻璃灯泡下设有一个股价行情屏幕，不停地发出嘀哒声。巴菲特是6名职员中的一个，他和沃特。施洛斯共用一间小屋，后来又和汤姆。克纳普共用。和其他人一样，他穿着一件灰布夹克；也和其他人一样，花许多时间在标准普尔股票指南上寻找公司，据克纳普说，巴菲特
从最开始起就非常自信。我以为他的父亲一定答应给他或是借给他一些资金。他说不是这样的，他想从零开始开创业绩。而且他希望自己挣来的收入非常正当。许多时候我都记着说“唧！沃伦这项没上报！”（给政府），他会说：“我会算进去的。”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一项共同基金，它根据一些选择的技巧来买进股票，格雷厄姆热衷于猎取那些以低于它们净营运资本1/3的价格交易的股票——换句话说，那些便宜极了的股票，当巴菲特或另一个助手发现了这种股票，他就会把它交给格雷厄姆（助手们都尽力避开杰里。纽曼，格雷厄姆的合伙人，此人卑鄙无耻的程度就如同格雷厄姆受人爱戴的程度一样）。格雷厄姆当场决定是否买入他们。不用说服格雷厄姆，对于他来说一种股票只会要么符合他的标准，要么不符合，他通过数学就能作出判断。
巴菲特遇到的麻烦在于他找到的股票比他可以抛售的股票要多。他仔细读过标准普尔指南，对于他而言，这本书相当于是《赚到1000美元的1000招》的成人版，他似乎急着想要把格雷厄姆的所有作品都给复制下来。
有一次，一个费城的经纪商以15美元一股的价格提供给他一种叫做家庭保护公司的名不见经传的保险股票。由于没有关于它的公开资料，因此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估价。但是巴菲特找到了位于哈里斯堡的州保险办公室，搜集到了一些数据。他所看到的信息足以说明家庭保护公司股票绝对是便宜货，但是杰里。纽曼拒绝要它。于是巴菲特和克纳普在自己的户头买进了一些，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上升到370美元一股。
巴菲特还发现位于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联合铁道股票正以45美元的价位交易，而每股单算现金值就达120美元。巴菲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但格雷厄姆却不为所动，巴菲特又一次自己买进了一笔。
巴菲特在工作的第一年就一举成功。1954年罗克。伍德公司，一个位于布鲁克林的巧克力股份公司，宣布用可可豆回赎部分股票，他们有大量的可可豆库存。巴菲特推断认为用股票换回可可豆的同时再在商品市场出售可可豆——目前可可豆市价很高——将可赚到巨大的利润，正如他后来形容道：“许多周以来我一直忙着买股票、卖豆子，然后在施罗德信托公司作暂时停留，把股权证换成仓库收据，利润相当可观，而我唯一的花费仅仅是乘地铁的费用。”
这种交易，利用了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被称为套利。套利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手册中是一个主要的部分，但是在它的应用方面，巴菲特却遥遥领先。
事实上巴菲特在任何事上都快人一步。格雷厄姆能够把满是一栏栏数字的一页纸浏览一遍，然后指出其中的一个错误，这能力让他的学生惊叹不已。
而巴菲特比他更快，杰里。纽曼的儿子霍华德。纽曼也在那里工作。他说沃伦聪明绝顶而且又很谦虚，他比格雷厄姆更胜一筹。
沃伦和苏茜在郊区的怀特。普米恩斯租了一套花园公寓。和在奥马哈的时候一样，沃伦看管好他的每一分钱。他们搬去不久就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霍华德。格雷厄姆。尽管沃伦现在的生活很富裕，他还是给他借来一张婴儿小床。
在他们这个华尔街年轻夫妇的圈子中，沃伦和苏茜各自由于不同的原因，都令人注目。罗克珊。伯兰特，她的丈夫豪利是个股票经纪商，说道：
他们和我们认识的其他年轻人很不一样。他们更单纯，或至少他们显得是那样的。苏茜对我为何还没有孩子很感兴趣，她鼓励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与布鲁克。布拉泽夫妇身上呆板的50年代的风格相比，沃伦和苏茜明显要不拘礼节一些。在巴菲特家吃饭的时候，年幼的豪伊还刚开始会爬，罗克珊。伯兰特便有种“到处都是孩子和玩具”的感觉。巴菲特的孩子们不像在曼哈顿餐宴晚会上的孩子一样被“搁置一边”，他们是整个宴会的一部分。
对于亨利。勃兰特这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优等生来说，他感兴趣的是巴菲特对股票比任何人都懂得要多，而他把它们解释得如此简单，而且又毫不牵强。当勃兰特一家与巴菲特全家和其他华盛顿夫妇们在一起娱乐时，大家会陷入一种古怪的仪式中。饭后，男人们聚到屋里，巴菲特一屁股坐到一张很舒服的粗扶手黑白呢的椅子里，而其他都比巴菲特年长的人，都坐在地板上听他说话。他神情严肃地解释宇宙万物，就和他在兄弟会晚会上的情景一样。罗克珊。勃兰特称他们为“耶稣和信徒们”。
格雷厄姆把巴菲特当作他门徒中的精华，并且承认他们两人之间有相似之处。一天，当他们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熟食店吃午饭的时候，格雷厄姆说：“沃伦，金钱对于你我而言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妻子都会过得更好的。”
格雷厄姆是个很有头脑的上司，巴菲特的儿子出世的时候，他送给巴菲特一台摄像机和影像放映机——对于一个仅仅被雇几个月的雇员而言，这份礼物可谓十分丰厚。在格雷厄姆自己的生日，他会向雇员们分发礼物，表示对自己出世感到无比幸运。
但巴菲特的工作好像并没有像他曾希望过的那样，可以和格雷厄姆很接近。用巴菲特的话来说，格雷厄姆“有一层外壳围绕着他。每个人都喜欢他，每个人都崇敬他，（同时也）喜欢在他周围……但没有人能接近他”。其实，同样的评价也可以用于巴菲特本人。
不管怎样，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还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手头的基金资本只剩下5万，这几乎无法给大量的投资活动提供机会。合伙企业还经营着一项个人基金，纽曼及格雷厄姆基金，但是在这两项业务之间，办公室只管理着1200万的资金，这在当时只是一笔很小的数目。而格雷厄姆对股市又非常地紧张，于是他让纽曼及格雷厄姆的合伙人抽走一些资金。
简单地说，巴菲特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有一次，他告诉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说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同时也提到格雷厄姆“坐在400万资金上，努
力想决定何时重返市场“，这与巴菲特想象中开创他事业的方式大相径庭。
有意思的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票需求量是如此之大，它们以高于证券组合价值200美元的溢价交易，大约达到了1200美元。（于是许多人只买这种股票来作组合。）要是格雷厄姆早点动手的话，他早就把他的业务扩成一项大生意了。但是格雷厄姆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要挣钱——而是要避免损失。
由于他的保守态度，他拒绝对公司进行任何主观的分析，而是乐于坚持自己的数学准则。据格雷厄姆的一个助手：欧文。卡胡说，如果有人想和格雷厄姆谈论一家公司的产品，“本就会眼睛看着窗外流露出厌烦的神情。”
卡胡说巴菲特和格雷厄姆“就此争论不休”，知道他们脾气的人都明白——这形容显得有点夸大其辞。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巴菲特感兴趣和追求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家企业比另一家更成功，格雷厄姆则盲目地信任公司管理能力，因而并不赞成巴菲特到公司去拜访。他这种公式化的方法使他吃了大亏。
沃尔特。施洛斯想说明它买下哈洛依德公司，这是一家拥有使用静电印刷技术权利的普通摄影公司。股票价格是21美元，而哈洛依德正在营运的业务占其中17美元的份额。因此，施洛斯指出可以在静电复印机上获利4美元，但是格雷厄姆对任何投机都不感兴趣。他会说：“沃尔特，它还不很便宜呢。”
在市场里出现持续上涨势头的同时，格雷厄姆却变得更加焦虑了。到1955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420点，比1929年高点还要高出10％之多。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根本没有理由说市场为什么不能上升。但是老一辈人还是频频想起1929年的情形。国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破产深感不安，于是安排了一个意见听取会。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对肯尼恩。加尔布雷恩即将出版的 1929年的研究——一本名为《大崩溃》的书之前——这本书震惊了市场，造成了市场上一日崩盘。难道下一次崩溃已经来临了吗？
没有人知道，但是意见听取会的真正意图和它所陈述出来的意图实际上是不同的。这是政治家有们重新想对华尔街探底的热望。从J.P.摩根公司的时代开始的每一代的金融教父都被召集到华盛顿。当格雷厄姆出现时，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莱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是这个时代里出色的股票挑选家。富布莱特十分渴望能挖掘出他的秘密。于是他仔细询问交易的各个方面。
许多时候，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准备打电话给经纪商的人。
主席先生：格雷厄姆先生，联系到您自己的公司来说……您如何判断某种特殊情形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格雷厄姆很有耐性地把参议员带进了学校。有一次，当格雷厄姆对股票期权表示出自己的怀疑态度时，富布莱特极力想诌媚他一番。
主席先生：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格雷厄姆：议员先生，我可无意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博得您的赞同。
最后，富布莱特终于谈到了核心的问题。
主席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发现了某个特殊的情形，并且您仅凭臆想判断你可以用10美元买下，而它是值30美元的，于是你买进一些。但您只有当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们认为它确实值30美元的时候您才能实现您的利润。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是作宣传呢？还是什么别的？
他又重述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一种廉价的股票发现自己的价值呢？
格雷厄姆：这正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神秘之处。对我和对其他任何人而言，
它一样神奇。（但是）我们从经验上知道最终市场会达到它的价值。
虽然他的答案省略了许多东西，但这正是巴菲特创业的基础。股票会回归到自身的价值，因此，一个坚信自己判断的投资者要有耐心。
但格雷厄姆自己对此不再有任何兴趣了。在意见听取会设立一年之后的1956年，他退休回到了贝弗利希尔斯，在加州洛杉矶分校教书，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一位女法语教师一起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他把自己许多的金钱都花在慈善事业上，他认为任何在自己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绩相当不错，但并不十分可观，从 1945年到1946年它每年赢利17.4％，和标准普尔500的水平相平齐。然而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它最成功的投资项目——它的GEICO股份——它们已经分配给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股东了。所有在1956年一直持有GEICO股票的人都获得了比标准普尔500高出一倍的收益。
但是巴菲特默默在做着自己的投资，他取得了更好的业绩。自从 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现在他有了赌注，他又想回到家乡奥马哈了。站在火车站平台上，四周满是纽约的人来潮往，他明白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在1956年的春天，他和苏茜在昂德伍德大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正好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两个街区远。这次巴菲特再也没有受雇于人的念头了。5月1日那天，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的7个成员：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前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元资金，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公司。
那段时间，格雷厄姆—纽曼的一位投资者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霍默。道奇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提起的问题：“谁将继承您的衣钵？”
格雷厄姆暗示说是沃伦。巴菲特。当道奇在车后牵了一艘独木舟驱车往西去度暑假时，他在奥马哈作了停留。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然后答应投入120000资金。
如今巴菲特有了三个小的合作企业，同时他开始预测他的家庭联营会有某种更好的发展。8月份，他回到纽约，最后一次参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东大会。他对格雷厄姆的另一门徒埃德。安德森提到，他正考虑遵循格雷厄姆的模式建立一个合伙企业——也许最低要有5万资金。然而谁又能说他是否能接过格雷厄姆的火炬呢？当股东们正式投票决定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个名叫卢。格林的投资者讽刺他，赞美了一番格雷厄姆，曼哈顿交易所的负责人宣称格雷厄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能发掘出贤人。格林为了清楚地划出这条界线，详尽地解释道：“格雷厄姆之所以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是因为他们能够委任的唯一人选是沃伦。巴菲特。
而又有谁想和巴菲特去打交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