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发财的机会了！”
沃伦。巴菲特1974年1970年夏天，当巴菲特和他的好友鲍勃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的时候；巴菲特注意到在俱乐部的庭院里正在举行一个活动，于是他问鲍勃那是在干什么，“那是您的40岁生日庆典，看我们的吧。”鲍勃毫无表情地说道。当巴菲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时，人群朝他涌了过来，突然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尽管巴菲特极力克制住自己，他还是被深深打动了。如今他人到中年，也已小有名气。在奥马哈，他的确算个人物：既是《太阳周报》的主席，也是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董事。据一个参观者在穿过奥马哈市中心途中观察到，巴菲特能够说出路经的每一座楼房和企业的财务特点。
在他的合伙人企业清算之后，巴菲特就没有专职的工作了。关照一下肯。察思和哈撒韦纺织厂只花去仅仅一点时间。他的3个孩子也都已经十几岁了。《林肯杂志之星》的一个栏目把他刻画成一个被世人遗忘的人物，说他在一个四套间里掌管着他的投资，并且过着一种“相当简单的生活”。对一位想向他讨教的年轻的资金管理者，巴菲特简短地回答他道：“我不再做投资管理业务了，因此只能拒绝所有的要求，包括你的要求。”——听起来似乎在说华尔街将无法再从他那里听到些什么。
在他40岁生日以后，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伯格招集起格雷厄姆集团，但这次没有了格雷厄姆本人。古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个不再捣腾股票的人了。市场价格高得失去了吸引力，而他也开始问一些自然而然的问题，比如：有2500万美元的话，要把它积累得更多的关键方法是什么？
他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幸福》杂志中写道：“巴菲特强烈地感到，他的时间和财富应该投向其他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比尔。瑞恩甚至怂恿他去参加总统竞选。
实际上，巴菲特正在严肃地考虑有关公共事业的事务。他倒不想去参加竞选，因为他实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认对于那场弱肉强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过于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渐涉足于舞台的后台，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如哈罗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他和政治家们结成密友，比如说参议员弗兰克。邱奇和里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员杰伊。洛克菲勒。
杰弗里。考恩，《乡村音乐》的一名作家和约翰。卡尔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过饭。这个约翰。卡尔弗是美国参议员的一位候选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几位数百万富翁的餐桌上谈论的竟全是关于自由政治的话题。
霍华德。巴菲特曾经以一个完人的形象以及不需要任何变化的封闭的社会观点征服了美国。沃伦则还有美国人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心理。他与本。罗斯纳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关系一样，他憎恶无本获利者（比如他对股票期权的憎恶），但是他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对它们表现得还是很有见解。有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宴会上，当一位客人报怨说穷人的福利费用太高时，巴菲特尖刻地反驳道：“我倒是更担心给富人的福利费用太高呢。”
这正是巴菲特生活风格的鲜明反映。他或多或少还要依靠从伯克希尔得到的5万美金工资来生活，他的孩子们在公立学校念书，而且沃伦鼓励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不计较他们能挣到些什么。事实上，彼得是在报纸
上才知道他父亲的财产是多么巨大。年轻的苏茜说：
我们的生活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可以买很多衣服，而永远不会陷入麻烦——这就是唯一的区别。我连自己的车也没有，16岁的时候就得去工作——在马车商店里做销售员。
巴菲特总是尽量使自己的财富公之于众。当他的财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惊讶时，巴菲特会开玩笑地说：“我们该在门上放个标志，说今天是比尔。斯科特 （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钱财。”或者他还会说句俏皮话：“还有彼得这个想让我在遗嘱里提到他的家伙。”“啊！彼得！”
当然，这并不真的只是在开玩笑。沃伦对自己的钱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们说，他们不要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子儿。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点钱都会让孩子们变坏。
这也许有点过于成见了，但结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对金钱很淡漠，并且处于一种随意和平等的气氛。在好莱坞的苹果—滑雪车队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请每一位路过的要礼物的孩子——这种举动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维斯身上是绝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们顺路走过时，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场，来的人非常之多，于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紧跟时代的老苏茜影响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时代的上下代冲突避难所。小苏茜的一位朋友，莱内。叶奇称之为“安全屋”。人们可以就这么走进来，把冰箱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如果下雪了，城里堵住了的话，那儿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叶奇回忆说，“坐在客厅里的感觉真是棒极了。”
苏茜将房子装扮成标志性的明亮的桔红色和黄色。不仅有她资助下的艺术家们作的画，还有天瓶宫时期的海报，比如广为人知的《战争对儿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时会下楼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无论他是否已从资金管理行业“退休”了——他通常还是呆在楼梯口埋头工作，莱内。叶奇又说：
每到周六晚上，客厅总是挤满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儿，我们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会为我们演奏几曲。到晚上12点半左右时，就会听到一声“苏珊呀——你上来一下好吗？”。在这儿没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觉了，我们就把音乐声关小点儿。
1971年，苏茜和沃伦商量在洛杉矶南部的海滨买一幢价值15万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贵的房子一样，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临海。几把藤椅将它布置得富有情趣。第一个夏天里，13个十几岁的孩子们呆在这里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从办公室里带堆报纸来，然后自己回去，他对孩子们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带着这一大帮人去吃晚饭。饭后侍者拿着他的信用卡过来说：“您已用到限额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扬了扬眉毛，然后递给侍者第二张信用卡，没有说任何话来显示他实际上付这些钱是绰绰有余。
当沃伦为自己参与什么样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时候，苏茜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北奥马哈黑人地区上了（这儿也是马尔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志愿者组织做主席以外，还到各个学校进行观察，而且在北部似乎总有一些差事或任务。（汤姆。罗杰斯，她的一个侄子曾这样讽刺她说：“噢，难道你是黑人吗？难道你很穷吗？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苏茜的鼓励下，沃伦开始大胆尝试了。他们的私人信托基金——巴菲特基金——开始每年为50多名黑人学校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70年代初期，罗德尼。威德，苏茜的一个正在推动黑人经营的商业发展的朋友，要求沃伦加入他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怀有“黑人资本主义”幻想的威德，认为巴菲特正是可以协助他，使他的内布拉斯加联营银行起步腾飞的人。
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纽曼（他的乡村俱乐部的共谋者）加入了银行的顾问委员会并且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巴菲特还做了一笔名义上的投资——占银行资本的 1.4％。与苏茜不一样，沃伦远远不是一个天真单纯的人，他再三警告银行的董事们数目失调的少数民族银行因为坏账而被迫倒闭。当银行营运走上正轨后，巴菲特给董事会送去一张令人心惊肉跳的便条，里面夹着一张报纸报道的复印件，是关于丹佛一家类似的银行倒闭的消息。
你应该注意到银行的总裁说：“当我们开始业务时，我们的计划是帮助少数民族投资者和那些所谓的小企业。我们做到了，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偿还债务的时候对我们却不怎么样，我们就是这样败落下去的。”总裁在谴责贷款人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每家银行都遇到大量坏账，而当初答应这些贷款者才真正是银行家的错误。
当联营银行也限入挣扎的地步时，巴菲特自己离它远远的。威德曾建议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学生进行庇护，再教授一些财务方面的知识给他们，但是巴菲特没作任何反应。“沃伦像一个谜，”威德得出结论说，“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诚实，而且他还很勤奋。但他从来没有懂得，在咱们这个被围困的社会中自己所处的富人角色。”当未偿债务堆积如山时，这正是巴菲特害怕发生的，他明确地拒绝再追加投资。
威德曾抱怨说巴菲特“根本不了解穷人的圈子”，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了解这群人了，因此他才紧紧扣上了他的钱夹。当他意识到没有希望得到任何回报时，他同不愿意投资于纺织业一样不愿意投资于联营银行之中。
出于他的信仰，巴菲特对公开的只是简单的花钱动机很有戒心。乔治。麦戈文当时正在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曾呆在巴菲特家中，而且似乎赢得了巴菲特的好感——直到后来，他宣布如果当选，麦戈文总统将赏赐给全美国的每个人每年1000美元的奖赏。巴菲特立刻像扔一个热土豆一样地扔了他，然后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
从某个方面来讲，巴菲特是很小气，但是他真的认为人们或组织机构（或自己的孩子）不应该享受来得容易的钱。他通过同样的镜头像测度商业冒险事业一样来测度社会事业：他要有回报。好的事业要求人们以反复试验乃至于忠诚的基础为依据，但是巴菲特无法迈出这一步。实际上，正是那些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的原则担保了这种为社会变化而工作的爱好。他需要一个尺度。“在投资领域你可以度量成果，”他对一个记者坦白道，“而对这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和许多其他显赫的人物一样，巴菲特认为他在出版界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资本家。杰伊。洛克菲勒曾在60年代末期把他介绍给查尔斯。彼得斯，
和平集团的前任总裁。他现在正在创办一本杂志：《华盛顿月刊》。这本月刊所拥护的正是受到巴菲特推崇的实事求是的自由主义。于是他投资了32000美元，并且找来自于得梅因的一位自由党朋友乔。罗森菲尔德做合伙人。巴菲特脑子里充满高尚的理想，告诉罗森菲尔德，“它很有意思，而且如果它能不赔不赚，那还是值得的。”
彼得斯马上就注入了自己的资金。巴菲特和洛克菲勒来到纽约并且聘请了一位顾问来评判这份杂志是否值得创办。当得出结论值得创办时，巴菲特答应再投资5万。这时他开始怀疑它是否能够如他所说的“值得”去做呢？
他打电话告诉彼得斯说他想退出——这将是致命的一击。于是彼得斯语速很快地向他保证说《华盛顿月刊》一定会是个滚滚的财源，其实两人都不相信会是这样。于是两人在电话上讨价还价了一番，巴菲特总提他那可恶的数字，而彼得斯则力图诱他上钩。最后，巴菲特同样妥协了。
这笔钱的数目不大，可是正如肯。察思早已知道的这倒无关紧要。“沃伦要的是年度报告——就这破玩意儿。”彼得斯说道。月刊恰恰正是巴菲特曾祈盼过的那种社论的传声筒——有一定影响力，而且常常惊天动地。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月刊着实是一个笑柄。尽管它人手不够而且以极少的资金运转（彼得斯挣2400美元），巴菲特还是差点勃然大怒，原因是彼得斯没有做年度报告。甚至在一个分文不挣的企业里，巴菲特都还是需要他的尺度。
巴菲特对罗森菲尔德抱怨说：“他们对开放的政府倒会高谈阔论，可是却不送报表来给我。”
巴菲特的确对新闻界十分关心，1971年，他打电话给月刊说了一个他声称的热门的内部消息，遭到了一个年轻编辑的拒绝。他们认为如果这消息来自于一位百万富翁，那就不会好到哪儿去。
于是巴菲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太阳报》，就是他为伯克希尔买下的那块奥马哈地区的周报。出版商斯坦福。利普西和巴菲特非常友好。利普西常常会转到巴菲特那里，喝上一些百事可乐，然后两人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话题无非是如何提高报纸质量，如何把它变成奥马哈的一种社会力量等等。他们还尝试过当当决定王位的人。因此曾雄心勃勃地推举一位候选人当市长（但失败了）。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说有一篇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工资和价格控制的社论写得精彩极了。“沃伦，你给我看过了。”利普西不得不提醒他。
巴菲特的内部消息涉及到青年之家（Boys town），这是一家很有名望的奥马哈机构。它是由一位爱尔兰传教士爱德华。弗拉纳根于1971年创建的，为的是给任性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栖息之地。它因1939年奥斯卡获奖明星斯宾塞。特蕾西而声名卓著。有消息来源告诉巴菲特说青年之家正躺在成堆的金钱上，而且与创始人弗拉纳根的梦想相距甚远。
这个故事对于活跃的但相对 《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而居于次席的《太阳报》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巴菲特还给利普西一个重要的引子：青年之家首次被要求登记一份独立的税收申报单，从报告上表明，它已经积累了惊人的一亿一千二百万的投资组合——这是诺特尔。戴姆大学捐赠的两倍。
同时，它却很少为孩子们服务，并且在贫穷的伪装下进行着攻心的直销宣传。
这种故事点明了巴菲特的良知，他对资本赋予了一种如神般的忠实。因为任何数量的金钱，甚至是王后伊莎贝拉微薄的财富，都为未来的亿万财富播下了种子，对金钱的挥霍或是误用都无异于一种罪恶。
青年之家这件事的报道是秘密进行的，巴菲特以及编辑在卧室里校对了这份长达8页纸的报道。巴菲特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做这个故事的标题。
这是他对所有在公共生活中或是在商业中误用资金的人想要重复的一句话：“就你的职位作一段描述。”
这个故事于1972年3月发表了，并获得了普利策奖。
巴菲特喜欢报纸，他经常怀念童年时在《华盛顿邮报》做报童的时光。
他也喜欢报纸那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感觉。但是他对奥马哈《太阳报》却十分不满。和其他准社会企业一样，比如说联营银行和《华盛顿月刊》，《太阳报》不是恰恰合乎他胃口的，尽管他为普利策奖感到自豪，但他想要的是利润。
而《太阳报》却是一个贫穷的企业，当它提高报价时，它的发行量便骤然减少了。“沃伦可不希望那样。”利普西说。局势似乎令他相当震惊。巴菲特突然想要知道所有有关报纸的东西，于是他开始详细地研究报纸以及其他媒介资产的经济学理论。就跟从前他在发现GEICO以后完全沉浸在保险业中一样，现在他没把报纸行业从头到尾彻底搞清就绝不睡觉。他了解得越多，他对 《太阳报》就知道得越清楚。《太阳报》作为一家二流报纸，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在写完青年之家的故事后不久，巴菲特给一位同事写信说到：
我曾经提到过在1910年，全国1207个城市有日报，其中689个有两家或更多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到了1971年，有1511个城市有了日报，其中37个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竞争报纸。自从我那封信写出以后， 《华盛顿每日新闻》在无数强大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联营网下关闭了，与此同时的还有《波士顿先驱开拓者》和《纽瓦克晚间新闻》等。业主们通过痛苦的经历明白了，一家在消费者接受情况和社会重要性方面只居次要地位的报纸只会产生大量的亏损，而这亏损往往是最出色的管理和最雄厚财力所无法扭转的。
提到奥马哈《太阳报》，巴菲特强调说，光靠有挽救故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证必然可以赚到利润。
总是不断有各种建议向我提出——通常是那些对地区垄断日报业的评述观点或多或少有些不满的学术界人士提出来的——建议说，如果我们都转向一家日报，那么美好的未来就会等待着我们。这个建议确实是很有针对性的，同是也是很诚挚的。而无法摆脱的事实是，它从来未被实施过……没有被这些理论家们提及过。
但是巴菲特已经注意到拥有一家主要的报纸的确是很美妙的一件事。这样的一家报纸，他对同伙们说，就像一个小城里唯一的一座桥，任何要从桥上过的人都得付过桥费。在只有一家报纸的城市里，所有的广告者都在同一条船上。奥马哈的百货店只有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登广告，先驱报就是垄断了的日报业——这意味着这家报纸有相对的自由度可以提高它的价格。它拥有受到保护的特许权，而对那些次要的企业，比如哈撒韦纺织厂，这只能是个梦想。
巴菲特很乐意买下《世界先驱报》，但它并不出售。于是他开始在报业界四处搜寻，企图找到一家报纸。他在加州和马里兰查过所有可能的报纸。
他向辛辛那提正式提出了要求，然而却遭到了回绝。
他还让比尔。瑞恩安排和汤姆。默菲一起吃了晚饭。汤姆曾是瑞恩在哈
佛的一个同班同学，现在是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在广播企业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两人一见面便志趣相投。默菲带巴菲特去参加了在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会议，而且决定把巴菲特弄进自己的董事会。默菲从瑞恩哪里得到消息后，便去了奥马哈，在那里他可以会见巴菲特而不受任何干扰。
他们打了“一场可怕的网球”，之后巴菲特请默菲吃了一顿牛排。巴菲特揣摩了默菲此行的意图，他不想让默菲提一些出奇不意的问题。
“你知道，默菲，”他说，“没有多数的股份我无法成为你公司的董事，而你的股票价格又太高了。但是只要任何事我能帮忙的，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自从合伙人企业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生意。进入1972年时，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的证券组合价值1亿1百万，其中有1700万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都投到债券上去了。
但是，他逐渐一步一步回到了游戏中来，这次导致他转变的催化剂又是华尔街。曾被繁荣后的崩溃吓坏了的基金管理者们，都纷纷缩回到壳里去了。
他们的基金现在都集中到一群大的，广为人知的成长型股票中，如施乐、柯达、宝丽来，雅芳和德克萨斯工具等等。它们被起名为“漂亮的50种股票”。
在普遍流行的观点中，这些公司，不同于大繁荣时代那些“高材生”，将会永远成长下去。因此它们被说成是“安全的”——的确，在任何价位都是安全的。
到了1972年，“漂亮的50种股票”以天文数字般的80倍赢利率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华尔街从大繁荣中倒是总结出一些原则，但这些原则本身都不见得正确。基金纷纷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来，但风险却从不专注于这种或那种股票。它在投资者相互盲目模仿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
此时巴菲特开始在“漂亮的50种股票”之外寻找机会，并且为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买下这些股票。
在1973年，“漂亮的50种股票”开始破裂了，基金管理者们又在恐慌中退缩了回去。那些“安全”的股票正在下跌，到底该往哪儿去呢？一度曾突破1000点的道。琼斯指数，回落到了950点。广大的市场也摇摇欲坠。华尔街，刚从大繁荣时期的癫狂中彻底痊愈，如今又染了一身小病。经纪人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家们都在为人送包裹，那些1969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跌了一半。
这种精神上的贫血症给巴菲特带来了既相符又相反的反应。他的改变，出奇地熟悉但又完全颠倒了方向，就像过去年代里的电影胶片倒放一样，在大繁荣的年月里，他的主意和愿望慢慢地干涸了。但现在，在市场没落时，他却活蹦乱跳得像一匹马驹。
回顾1973年伯克希尔经济所的业务，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巴菲特席卷出一个巨大的商品通道——这儿抓一把NPI公司，那儿抓一把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在另一条小径里又找到了斯佩里＆哈钦森公司，接着是美国卡车，芝星维公司，汉帝哈曼。当市场下滑时，他在通道上跑得更快了——沃尔特问普森公司，考德威尔班克公司，狄恩瑞特公司，国王商场，摩西鞋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匹克赛夫公司，米切姆。约翰及坦普尔顿公司，格兰德联合公司，斯塔贝克一华盛顿公司。
纺织品推销员，拉尔夫。里格比参观了奥马哈，发现巴菲特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中。“他说许多人研究垒球地位或是竞赛规则，”里格比说道，“他却有一种让他赚钱的嗜好，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
有一次，巴菲特的桥牌伙伴法官约翰。格兰特，提到他曾在审判一个有趣的案子时深得其乐。巴菲特的眼睛眨了眨，“你知道，”他说，“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跶舞。”
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第五十大街的克里斯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先驱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他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年度报表。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是一项工作，而对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
他不仅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这样地工作着，当他醒着的时候，车轮就转个不停。他会要求辅导彼得做家庭作业，但彼得知道他的父亲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做。一天当巴菲特回到家里时，他发现自己年幼的儿子正痛苦地缩在楼梯平台上，彼得在换电灯泡时不小心摔得仰面朝天。巴菲特习惯性地向书房赶去，吹着口哨从他身边上了楼。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残酷无情，于是主动向彼得道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菲特是这个家里的儿童。他对工作的全身心的热爱达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就像他极具个性地吃东西，他对改变的恐惧，乃至他永久的充沛精力和幽默风趣，都有着一种为人所不常见的孩童的特性。一位女朋友说当她和他在一起时，她觉得他们就像“玩弹子球的小孩”。
他在股票上的无比投入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他妻子的很大的困扰。据苏茜透露给她的密友说，她渴望更多拥有夫妻间那种共享的快乐。当豪伊，他们排行中间的那个孩子遇到麻烦时——有时会阶段性地发生，苏茜就只有求助于身为心理学家的父亲给予指导，她那迷人的丈夫仿佛在一间梦幻之屋里。
倒不是沃伦对自己的家庭不关心，他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他们甚至知道他不会故意伤害一个跳蚤。正如彼得所说，他被遮眼物挡住了视线。
整个家庭都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讨论这些遮眼物。他们认为工作是最主要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一种奋斗，是任何人无法打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在那间梦幻小屋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在70年代早期到中期，它更多发生了许多从前没有过的事情。”
巴菲特会拿起电话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大呼小叫的方式回答一句最普通的“你好！”，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据巴菲特的一个经纪人克利福德。海斯说，“巴菲特会每天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地打电话进来。”
他就是想要一些信息，他不需要意见，他会询问一些他感兴趣的公司的情况。我就会说：“你想要什么， 5000股？ 10000股？”他会说：“买了。”
他还会顺着手指一行行地读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一栏：通常每个 P/E（价格/每股赢利）比率都是单位数，现在是华尔街少有的几个时期之一：美利坚正在被抛弃，没有人想要它。巴菲特的反应却很独特，“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如今他有了现金之外的别的想法，这完全是 60年代的一个彻底反转。
1973年的时候，经营FMC公司的鲍勃。马洛特，要求巴菲特在管理养老基金的几位候选人发言时做一个没有看见的旁观者。他们搞得神秘兮兮的而巴菲
特却觉得他们不怎么样。“整整两天，”巴菲特回忆道，“我们都坐在那里聆听，最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说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原来马洛特问巴菲特是否愿意尝试一下管理部分FMC的养老基金。巴菲特说：“可以。但你得明白，也许FMC只会得到我灵感之后的渣滓。我把伯克希尔放在首位，其次是沃伦和苏茜。巴菲特公司，第三位才是FMC.”其实，他完全有足够的点子用来分配在这3个公司上。
对于马洛特来讲，这可真是个锦囊妙计。没有任何人——无论是领取FMC养老金的人，还是任何股东，任何公众人士——知道巴菲特在为他经营资金就好像乔。迪马吉奥曾经丢开他的华基服装秘密地为另一个队效力一样 （巴菲特经营5年之后，他的FMC组合增长了51％，而与此相比，道。琼斯指数只有3％。）
正如他所说的，巴菲特首要关心的是伯克希尔。早在1973年，他就聘请所罗门兄弟通过出售优先债券来筹集2000万美元。一位刚从哈佛毕业的投资银行家丹尼斯。博温在纳古那比奇和巴菲特相遇。他们一边欣赏着太平洋的风景，喝着百事可乐，一边规划这笔交易。博温对巴菲特在华尔街的声誉并不太了解，后来又在纽约的所罗门兄弟总部遇到巴菲特。他们漫步走过宽敞的公开交易大厅，人们都冲着巴菲特指指点点，交易商们也爆发出一阵阵叫声——这一切都预兆着巴菲特在公司里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股票总交易商罗伯特。施皮格尔跑过来脱口而出说道，“沃伦，我有一大堆……”，拼命地向他兜售股票。
巴菲特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做出了出售债券的决策：趁着便宜多捞点进来。 （如果你等到需要一笔贷款时才去借，很有可能此时别的人也想借，这时——不得已的——利率就升高了。）
借到款的人并不是十分热心。所罗门兄弟得说服他们，说这钱是为了给巴菲特——而不是纺织品行业的，债券出售文件再次注明了伯克希尔已经把纺织品中的资金从2400万降到了1100万。即使如此，借款人还是坚持要一条款，以便他们在巴菲特售出自己股票时要求偿付。终于，他以8％的利率得到这笔钱。几个月以后，所罗门公司的唐纳德。马奇耐尔给巴菲特送去了一份贺辞：
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资金市场明确地证实了著名的巴菲特在财务方面确实相当精明。我无法肯定有没有可能今天就为你融资，或者是否……利率将达到9％，这对你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还有一件事是马奇耐尔所不知道的，巴菲特正在一点点地吞食《华盛顿①邮报》公司。2月份的时候，伯克希尔在27美元 的价位买了18600股，到5月时，股票跌到了23美元/股。在所罗门低息资金的支持下，他又买了4万股，价格还是大跌，巴菲特还在买进。9月份时，他以20 34 的价格买了181000股。到十月份时，在公众面前并没有什么名气的伯克希尔已经成为 《华盛顿邮报》最大的外部投资者。这份报纸是巴菲特童年曾经发送过的，它也正是他心目中渴求的媒介资产。
由凯瑟琳。格雷厄姆经营的《邮报》还拥有4家电视台，《新闻周刊》
① 这个价格是为了和现在价格作比较。到1994 年为止《邮报》股票已经一股拆四股。
杂志以及印刷工厂。这些资产通常就是私人买卖交易，因而难以估价。巴菲特以为它们值4亿美金，而股票市场却只将整个公司估价为1亿美金。
做空头的人们——那些职业基金管理者——不会对这些数字有什么争议。那他们又为什么要抛售股票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担心股价会跌得更厉害。他们担心别的人要做空。
巴菲特独自将《邮报》分析了一番，认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市场上人气正在低落——事实上是严重的消沉。这种时候，股票价值和标的资产的价值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实世界中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机会。巴菲特回忆说：
去卡拉马祖和让那些拥有电视台股份的人出售股票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当天又下跌了20点，所以他该以更便宜的价格把电视台卖给你。当你做生意时，你便置身于现实社会中，但每个人都在考虑股票的相对价格。当我们在一个月内买下8％或9％的《华盛顿邮报》之后，卖给我们股票的人之中不止一个都会觉得自己把价值4亿的资产以8000万卖给了我们。他们之所以愿意卖给我们是因为电讯业股票已在下跌，或是因为其他人都在抛出，或别的什么因素，这些理由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很清楚他们的理由，当巴菲特投资于《邮报》时，华尔街记录单集结了一群华尔街的媒介分析家来评估这个行业。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基本原则”来判断，正在出售的报纸股票已经超过最近距离，可是他们不敢抠动扳机。奥尔巴赫的肯德里克。诺布尔承认说：“《邮报》显然是一家极高成长潜力的大报纸。”但诺布尔依旧沾染了华尔街最致命的习惯：
市场正在抛弃这些基本的原则，根据我们经济资料的经验来看，我们认为市场的这种冷淡态度还将持续下去……对于基础分析家来说，这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
事实上，它正是基础分析家的黄金时间。媒介类股票部十分便宜，只需简单的数学证明便能说明这个事实。媒介类分析家的工作并不复杂，他们刨根问底只有一个目的——评价媒介公司的股票。股票正在最低点左右徘徊，现在正是他们的时机，而他们却让这时机悄悄地溜走了。
8月份的时候，《波士顿环球》的拥有者联合出版公司上市了。大家普遍认为，它的财产太少，因而风险会很高，却没有注意到《环球》占领了2/3的市场份额。令人感到恐惧的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假如波士顿市民不再想看红袜队的比赛，RedSox——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第一波士顿银行作为承销商只好把价格定得很高，在听说巴菲特对报纸很感兴趣之后，这家投资银行向奥马哈发出了一份试探性的建议，而巴菲特的态度十分含糊。
他私下里却像车轮一样做着旋转运动。联合出版公司由两个古老的波士顿家族所控制，自1872年以来开始出版《环球》，它的发行量、收入以及利润都频频上涨，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快。据巴菲特所知，它的对手《旅行者先驱》在去年倒闭了。感谢上帝，波士顿正变成一个只有一家报业的城市，或者说，正如巴菲特所预测到的，一个垄断的收费桥梁正横跨在查尔斯河上。
对于巴菲特来说，联合出版公司的单一性，不再是一个弊病，而变成了一种美德，因此他那皇冠上的珠宝并没有变得黯然失色。
伯克希尔公司在市场上是最大的购买者。在写给联合出版公司总裁威廉。泰勒陈述理由的一封信中，巴菲特解释道：
h.安得森（《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出版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会告诉你，我对好的报纸怀有多么大的热情，我同样也热衷于证券买卖。如果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那种诱惑力是我无法抗拒的。《波士顿环球》的股票市场价值只有不到3千万美元，这简直太荒谬了。
在市场上投资的技巧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按巴菲特的话来说就是“结清支票”。由于巴菲特及时发售了债券，伯克希尔公司有了充足的资金。
它到处买进股票，尤其是传媒介的股票，有布思报业、多媒体公司、哈特—汉克斯报业，它一直在买进。
这个时候，巴菲特向奥马哈的迪克。霍兰老兄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十分幼稚的问题：拥有一家广告机构有什么样的好处？霍兰没有多想什么，便口若悬河地谈起自己当老板的感觉有多么多么好，很快地就发现了巴菲特的真正意图。伯克希尔想要买下两个大机构的主要部分，国际出版集团和奥利维。马①萨尔国际集团 .巴菲特把广告业看成传媒业的一张免费票券，为什么说是免费的呢？比方说，与新贝德福德的工厂所不同，广告机构不需要资本——一张桌子加上几支铅笔足矣，对巴菲特说，没有资产是锦上添花的事，因为利润就可以直接流进所有者腰包中了。
华尔街上的箴言却恰恰与此相反，只要一个机构的“资产”在晚上从电梯上搬下来，这个机构就不复存在了。像GSO这样的机构，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英语专业的人在空喊口号，从理论上来讲，谁都可以做得到。比尔。瑞恩和巴菲特一样也在买进相同的广告股票，就这一观点，他对《华尔街纪事》着实恼火了一番。
纪事： （广告业）是种开放的行业，任何人在明天都能成立一个广告机构。
瑞恩：我们谈论的不是指那些呆在格林威治山庄阁楼里的留着长发的艺术家。我们所说的是一家遍布世界的国际出版企业，它就像可口可乐，通用以及爱克森公司这样的客户，它的净收益估计能达到1亿5千万！
事实上，大机构都相当稳定。另外，由于华尔街上人气低落，巴菲特和瑞恩在做多时，价格都在底价为3～4倍赢利率左右。
到1974年为止，伯克希尔公司拥有了国际出版17％的份额。执行副总裁卡尔。施皮尔弗格突然意识到巴菲特有可能在考虑接管国际出版，赶忙打电话给巴菲斯询问他下步的计划是什么。
巴菲特笑着问：“什么计划？”
这下施皮尔弗格真的有些担心了，巴菲特邀请他在下次飞往西海岸时在奥马哈停留一段时期。“太巧了，下周我就要去加州。”施皮尔弗格撒了个谎。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奥马哈气温大概有零下十度左右，我走路都跌跌撞撞的。我没有穿高统橡皮套靴，因为我得假装自己是在加州的路上。”
巴菲特向施皮尔弗格说自己买进了国际出版公司纯粹是为了投资。他拉长音调谈论自己的哲学：收费桥梁；本。格雷厄姆……等等，整个儿是个问
① 巴菲特仍然在尽可能地保守秘密。但是，有规定要求所有的投资者披露5％的执有额。
答考试。在施皮尔弗格听起来，这些东西都过于简单了。身为麦迪逊大街的智者，他适合于做一名自然哲学家。实际上，他一点也不相信巴菲特说的话。
这并不让人觉得惊奇。尽管巴菲特在市场上有所活动，但他还是相当隐蔽的，他在伯克希尔公司年度报表的信都内实真实、言简意赅，丝毫没有他在写信给合伙人时的那种文采飞扬。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则更让人难以捉摸。
年度会议是在新贝德福德召开的，就在西伯格。斯坦顿陈旧的象牙塔里。
会议正式开始以后，巴菲特就会让大家敞开提出各自的问题，这是一年唯一的一次可以问巴菲特有关投资方面的问题的机会，但是很少有人来问，曾经和巴菲特一起上过课的科拉德。塔夫以及塔夫的兄弟——证券专家埃德温会来参加，而巴菲特会花上几个小时来回答塔夫兄弟提出的问题。
人们对伯克希尔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连报纸上都不标出它的股价，公众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买进它的股票，然后“免费搭车”（无须付费，正如合伙人一样），但是对它本身的兴趣几乎是零。自从1973年达到 87美元的价位以后，伯克希尔股票就一直在随大势暴跌。到了1974年，它的价格竟然只有40美元/股，据埃德温。塔夫说：
人们普遍都丧失了兴趣，即使那些认识沃伦的职业投资者也是如此。有人说过他想在80美元的时候买进，等着看它升回去，结果沃伦宣布自己退休的消息，把这帮人都给甩了。
但是似乎巴菲特在头脑里已经为伯克希尔公司的未来做了一番打算，他还在更多地买进，甚至让证券行业的朋友们罢手，以使那些零散交易的股票一旦出现就可以第一个落入他手。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经纪人查尔斯。海德尔说道：“沃伦不乐意让别人买伯克希尔的股票。”巴菲特下定决心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他让主管会计韦尔纳。麦肯齐不要对自己的公司进行投资。（直到1978年，巴菲特才终于告诉麦肯齐说他可以投资了。——此时已是麦肯齐受雇以来的第12个年头了。）
与此同时，巴菲特的股票一跌再跌，到1973年底，伯克希尔公司曾花费5200万美元的组合市值跌到只有4000万美元了。巴菲特给洛克福特银行的吉恩。阿贝格写信说：
你说银行的计划在1973年里业绩有多么糟糕，我的情况比你更惨。幸亏我做的时候已经解散了合伙人企业了，这对我的合伙人来说真是件好事。
到了1974年，账面损失更加严重了。而用伯克希尔股票价格来衡量的净价值跌了一半多，然而这些事实对他的士气却没有任何打击，另一位也在凯威特广场工作的资金管理者斯坦。帕尔米特说：“从巴菲特的谈话中来看，他仿佛没意识到什么。”
巴菲特这种世人少有的可以把自己的感情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隔离开来的本事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60年代当他有成堆的金钱时，他却满脑子是恶兆。而如今当他的投资组合陷入困境时，他却对此垂涎三尺。他在给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觉得手中持有的证券具备在未来显著升值的潜能，因此我们对股票投资组合很满
意。
他所持有证券之一的联合出版公司，在1973年内赢利率增长了40％，但是它的股票却如巨石落地般一跌再跌。一度曾以10美元/股上市的股票，在一个月里连连滑落，先是9美元，然后是8美元，7 12美元——已经少于5倍赢利率了。当一种股票跌幅达到25％时，这对投资者而言可谓是一场酸性测试。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有任何失误之处，但是巴菲特坚信自己比别人内行。1974年1月8日那天，他又买进了联合出版公司股票，11、16日再次买进。在2月13、15、19、20、21、22日连续多次重返市场。
一年来他都在不断地买进，就像一个拿着桶的喝水人站在雨中那样。
有107天他都买了联合出版公司股票，最低买价达到5 12 美元/ 股。
在投资业历史上，1973～74年的市场滑坡奇怪地被众人忽略了，然而它确实有划时代的意义，甚至可以和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股票像熟透的水果从高空坠落，一度热衷于以80倍赢利率买下“漂亮的50种股票”的基金管理者们，不愿意买下只有5倍赢利率的联合出版公司股票，他们倒不是害怕有可能出错，而是担心自己的步调跟不上潮流。他们担心自己是在主观臆想，不是在长期范围内，而是一季度一季度的期间：从《华尔街纪事》对奥本海默的管理者埃里克。F.米勒的一则采访上，便可见一斑。米勒住在纽约落后的布鲁克林郊区地带，他热爱球类运动，一点儿也不喜欢城市。
我希望我们可以脱口而出说自己对这些独特的领域有强烈的爱好，但我们从不这样做，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现在不是去做一个英雄的时候，这会有相当大的风险，除非你可以把我放到一个岛上观察上3年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现在才是出英雄人物的理想时机。尽管资金管理者都曾在最模棱两可的股票上押下过赌注，现在却又把最好的股票拒之门外，虽然乐观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但这是鲜为人知的。剩下的一切便都是恐惧的。
1972年各大刊物都以显著标题，描述这场前所未有的恐慌。 《商业周刊》：“从墓地呼啸而过”；《福布斯》：“为什么买股票？”《商业周刊》：“可怕的崩盘”；《巴伦》：“弥散的恐慌”；《福布斯》：“悲观正在加剧”； 《福布斯》：“一片未知的水域”；《幸福》杂志：“关于股票悲观的一个案例”；《福布斯》：“经济形势失控了吗？”
经济陷入衰退之中，通常采取的用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出台。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出现了连30年代都没见过的新的症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者之中解决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恶化。经济学家们又杜撰出一个丑陋的字眼：“滞胀”，利率升到了20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政府正面临亏损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总统对水门事件知道多少，什么时候知道的等等，把它搞得纷乱不堪。尼克松铤而走险，宣布自己并不是恶棍。整个华尔街都屏住呼吸。政治圈里的话题关于弹劾，而金融圈里的却是萧条。
在全球势力范围内，美国的资本主义都处于衰退之中；在欧佩克组织的成功业绩的激励下，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组建卡特尔。经济学家们认为黄金时代的发展到头了，只剩下一块大小固定的馅饼被瓜分成更小的份额，甚至在街角的加油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证据。
华尔街也被国家的阴沉气氛所笼罩，“漂亮的50种股票”下跌了80％，宝丽来从149美元跌到14 18 美元，施乐从171美元跌到49美元，而雅芳则从140美元到1858 美元，仿佛从顶峰坠入了深渊。华尔街上最大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同时也是“漂亮的50种股票”的忠实支持者——摩根。葛兰蒂把客户的资金亏损了近 2/3，银行家信托公司也不再为它的信托账户买进股票了。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却是买进市面上所见的一切股票的时机。
道。琼斯指数在7月底以757点收价，到9月时，它只有607点。倘若用道。琼斯指数作为衡量的标准的话，40％的美国工业都已经化为一缕青烟了。但是道。琼斯没有着手衡量损失的大小，自1968年以来，股票平均跌了70％，夏季的一个交易日里，有447种股票创下新低，比过去人们常念叨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还糟糕。熊市已持续了6年——比1929～1932年的熊市时间长出一倍。
和其他人一样，巴菲特对通货膨胀充满了恐惧心理。他对此的反应是拼命搜寻股票，例如报业股票，因为它可以逐渐提高赢利率。同时，他避免公司支出大型的资本费用（在通货膨胀的世界里，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更多资金来更新设备和存货）。
巴菲特并没有以客观经济预测为基础来买卖股票。举个典型的例子。亚纳尔公司，费城的比德尔公司，因为能源危机的到来便极力敦促客户们卖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DrPepper以及七喜的股票。
超级市场已经注意到这样一种潮流的兴起，顾客都愿意每趟多买点东西而少跑几趟。也许他们愈发不愿意在车上载满占地很大的软饮料了……
巴菲特应邀去哈佛商学院作讲座——就是这所学校曾在多年以前将他拒之门外。巴菲特讲到投资者们正在以非理性和“极端压抑”的风尚来各自行事，也许他想起了霍华德。斯坦。他曾在几周前出现在《纽约证券分析家》，斯坦是一个投资公司——德赖弗斯公司的主席，该公司曾以一部经久不衰的电视广告片而名声大振——这部广告片的画面上是一只狮子正潜行在华尔街的边道上。但是现在，这头狮子看起来像一只小小鸡。斯坦承认股票太廉价了，但他却被“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所吸引住了。他预言将有一个充满匮乏的可怕前景，在这个新世界中价值的标准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市盈率，历史赢利状况，每股收益率计划以及许多其他的被你我用过的分析工具似乎都脱离了现在的实际状况……在那么多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中，我认为，将含有来自于外界某种特殊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更出色的分析家睁大眼睛，在他专业之外的附近领域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
在斯坦关于对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的启迪性观点中，每股赢利率已经无关紧要了。巴菲特决定抛弃这种观点而呆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内，对于国家面临的问题会如何影响《华盛顿邮报》股票的问题，他无法做出回答，他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企图去回答它。社会的文明形色多样，而它的动力来源又何等的丰富，因此人们无法预示它的潮流，只能听任大波小浪冲击证券的价格。战争总是有胜有败，繁荣和兴旺会因永恒而欢呼，也会因消
失而悲叹。政治、裙边以及享受四季愉快的天气又何尝不是如此。分析这些东西是华尔街最大的游戏——也是它最大的消遣，在它喧嚣的沙龙会上每件事都很有趣，但没有哪件事是确定的——不论是总统，是经济，还是欧佩克对百事可乐销量的影响。
所有这些都无法代替对某种股票作出严格的评价。当你买了一股《华盛顿邮报》时，你得到的最终回报是不会以中东战争爆发与否为基础的，你所买的不多不少，只是企业的一个份额——是对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资产在未来所获得的利润的一份分享的权力。诚然，如果你知道《邮报》或任何一家企业的价值是多少，那就好像发出一个清晰的音符。这正是巴菲特所竭力追求的声音。其他任何事都无关紧要，而最无足轻重的是成千上万在对未来争论不休的刺耳声音，正如他曾经对合伙人说过的“未来永远都是模糊的”。
而对他来讲，真正的清晰是某种证券可以以比资产额小许多的价格获得，其他每件事——儿子摔伤的背部，小家伙的哭喊——都被他排到了一边。
痛苦的问题依旧存在，旧的价值标准是否难过时？有人想起了格雷厄姆对议员富布莱特的问答。20年前，议员问他：“为什么连很廉价的股票的价格也必然会回升起来呢？”
“那正是我们行业的秘密所在。”
9月份时，格雷厄姆从他的退休生活中重新露面，他劝告证券分析家们，敦促他们认识到他所谓的“价值复兴”，他提醒道：“投资，并不要求天才。”
它所需要的是，第一，适当的智慧；第二，良好的经营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顽强不屈的性格。
还有其他人，比如比尔。瑞恩和约翰。内夫，都公开指出采取重大步骤的时机来临了。但是整个华尔街还是沉醉于哈姆雷特式的练习中，“做或者不做——股票”，华尔街经济所海登。斯通发出了怀疑，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市盈率达到了战后最低，股票也十分廉价，海登。斯通痛苦地说：
还有那么多问题摆在面前，也许一次事情也无法解决……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变得如此不同……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我们能充分地领悟和成功地应付它吗？
它使人非常沮丧，海登。斯通提议对主要股票的购买推延一下，“直到有更大确定性出现”。难道会有人如此好心地按响铃声，在市场转变之前提醒海登。斯通吗？人们所丧失的不是非凡的智慧，而是格雷厄姆所说的坚韧的品德，按照自己的信念“顽强不屈地”行动下去。
就在这个时刻——1974年10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对股票市场做了公开的预测。这件事发生在《福布斯》对他采访的过程中，那时道。琼斯指数只有580点。
“您有什么感想？”《福布斯》的记者问他。
“它就像一个在妓院里纵欲的男子。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说。
他对未来的疑虑悄悄消散了，尽管他的股票很低，但他的热情不减。伯克希尔被堆满了证券，巴菲特日复一日地买进它们。
我把投资业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这是因为你永远不必改变态度。你只需站在本垒上，投手扔来了47美元的通用股票，39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没有惩罚，只有机会的丧失。你整日等待着你喜欢的投球，然后趁外场手打瞌睡的时候，大迈一步将球击向空中。
他曾在1969年洗手不干了，但是现在，正当市场处于低潮时，他又系好了钉鞋，竖起了球拍，“这儿不再有什么”，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东西，正如他对《福布斯》所说的，“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