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达人当中我比较不欣赏的一位是孔子，老先生心肠很好，很有涵养，可是除此之外就乏善可陈。有人讲他是思想家，我没看出来他有什么思想，他说的是仁慈和世故的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可不能叫思想。我觉得他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或者通俗地说，是位领导式的箴言作家。
孔夫子只提目标，对如何实现目标却一无所知，这在我们的文化里是领导的典型特征。我欣赏的一位古人则是曹雪芹，他不提什么目标，也不想实现什么目标，能耐也只有一样：会写。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说，这本书就是几个孤独的老朋友一起读读的，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有以同消寂寞，至于大人先生们，一边儿玩去吧，咱不稀罕你们品题传世。
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了两千年，生活的真相终得以浮现纸面。这真相就是，人类乃万物之灵，但他们是有限而悲哀的万物之灵。做个个人主义者，总是比做一个大同主义者靠谱。人类这东西傻了吧唧的，但肯定比我们了解的要复杂，所以倘若再有人像古昔的痴惘先贤那样大发宏愿，明智的人就该问他一句：这是人该干的事吗？这也是一种生活真相。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跟一棵丁香树或者一个小便池同等的东西，只有当我想起自己不是那么无限欣赏自己的时候我才无限欣赏自己。当然这要感谢雪芹先生有以教我。大致上，这就是我的人生观。这种人一不小心坠入恼人的凡尘，就会表现得像个孤僻的个人主义者，这也不赖。我不喜欢有任何人管我，也不喜欢管任何人。我觉得倘若一个人有点儿品位，就不可能不害羞地面对世界，深深感到自己的头脑是多么贫乏，人格是多么平淡，可为他人提供的助益又是多么有限，这样的人也许愿意骑上一头猪去浪迹天涯，让他做个PPt或者写几本精装书去教训他人却万万不能。
因此我从不掩饰地对于宣告式口吻的厌憎，憎屋及乌，也厌憎学生会干部之流。至于理由，我当然可以讲得入情入理，比如此类生物“言语乏味，面目可憎”啊，比如“钻营”啊，或者那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下流岛，岛上有一种下流猴”等等。更干脆地说，对于投机主义，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我更满意于自己有权不讲。天下第一微不足道是曹雪芹，第二微不足道就是小可，我厌憎是因为我有一个像喇叭花一样自然的头脑，请问尊驾，你管得着喇叭花怎么想吗？
这是个轻薄的例子，可是我想，自然的轻薄也比做作的庄重要好。这一点孔子可能并不同意。他很欣赏他的一个学生讲过的心中的完美社会，说是暮春时节，春服既成，成人五六个，孩子六七坨，在河里洗个澡，领略了自然之美，唱着歌就颠了。这梦想太和谐了，闪烁着黄金时代的光泽，算是理想国的山东版。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安静，坏处则是太驯化了，真正的好世界应该保留对于不驯化者的宽容。
我倒是愿意设想这样的场景：天气好的时候，城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念诗的唱歌的全来了，丑态百出。市政府或者基金会出钱，市民们点心随便吃，汽水随便喝。贪财的小老百姓都出来摆摊儿，而武功最高强的城管们也不来踢他们的摊子。高台之上有一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演讲，说的是银河系的和平与发展，这边厢却有个流氓搭张吊床，高卧酣眠，睡到一半儿还支起身子骂人：“怎么这么吵？”于是警察们无计可施，表情很囧。其实这场景在这个地球上并不稀罕，在有些国家已经实现，算不得梦想。但我觉得它就叫伟大社会。
我自己倒不想做那个流氓，虽然那差不多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感谢上苍，倘若有一天这个社会真的来到我们身边，我又会有新的厌烦，只好真的骑猪远遁，那时你可以去冰川尽头找我。
通往这个社会的法门必是简明的，我看只要有这一条就差不多够了：消解权力。借助现代文明的成果，我就可以既提出目标又提出解决方案，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不过孔子仍是伟人--孔子的意见中至少有一点于我心有戚戚焉，那就是美好生活应该有个好天气。我想，一个人懂得欣赏好天气，便是仁爱的开端。可惜历史上总有太多的大人先生们舞蹈于天上，乌云一般，遮蔽了本该如此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