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邓出现在这次宴会上以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预料当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3月初，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随即，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当然，在毛泽东所作决定性批语前面，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话。这似乎便是毛作出批示达7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中这样一段内容：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曾多次劝阻红卫兵不应张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制止造反派冲击刘、邓及其他领导人住地的行为。除此之外，他在关于邓小平“错误”的问题上也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对邓是心中有数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同时也是基于周对邓长达半个世纪的了解和信任。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了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早了大约10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按：1920年-1924年）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很少用这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然而，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看来，老一辈革命家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历史，却可以成为致这些老革命们于死地的“理由”。“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遭受批斗，一般缘于这样两种原因：一曰“现实问题”，二曰“历史问题”。所谓“现实问题”，多指某人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样的干部常常会遭到群众批斗，本人也要不断地检讨，但还不至于“一棍子打死”。而所谓“历史问题”，则多指某人建国前曾发生“自首”、“变节”、“逃跑”、“叛变”等行为或嫌疑，这样的干部往往要被“开除出党”，甚至入狱判刑，落得“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林彪、江青等人先以“历史问题”将刘少奇彻底打倒并迫害致死，然后又试图以同样手段来打倒、搞臭邓小平。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邓专案组”突击调查邓小平历史上“叛变自首”的问题。为此，中央专案组“二办”抽调人员，补充调查所需人力。“邓专案组”加紧行动，奔赴各地，搜罗取证。从1968年6月起至1969年底，“专案组”先后派出外调小组93批，外调人员223人次，所到15个省、市、自治区，计140多个市县，行程达30多万公里。虽如此，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所进行的调查仍毫无进展。事后，“专案组”在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写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同时报告又写道：“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串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康生阅后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阅。周恩来看后，就邓的入党问题亲笔写下注语：“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周恩来的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批注，不仅让“邓专案组”白忙活了一年多，更让“专案组”幕后的阴谋家们所始料不及，且无计可施。